窦瑞敏｜1934年除夕钱锺书是和陈衍在苏州度岁的吗？

在钱锺书和陈衍的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二人一起度岁谈诗，一夕之谈，成就了《石语》。钱锺书《石语》序云：“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丈招予度岁，谈䜩甚欢。退记所言，多足与黄曾樾《谈艺录》相发。”二十一年是1932年。然而在《石语》篇末附记，钱锺书又称：“丈先后赠余诗三首，其二藏家中，遭乱，恐不可问，仅记一联云：‘仍温同被榻，共对一炉灰。’盖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也。”中行不知何许人，二十三年是1934年。这样看来，除了1932年除夕外，1934年的除夕也是一起度过的。三年之中，一起过了两次年，钱、陈二人的关系，不能不引人注目。

所以便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锺书声辩》：

《石语》缘起“犹忆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之“一”乃“二”或“三”之追改,叙又称“二十三年阴历除夕招余与中行同到苏州度岁”；是中书君三年两度伴陈除夜接新年也。揆诸情实，盖非可能（possible，probable）。《吴宓日记》民国十九年二月二日：“下午二至四时钱锺书、顾敦吉来，谈甚久。”二月二日是阴历正月初四，二月十一日开学，钱锺书北上清华第一学期似未返家过年。17页“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钱注：“按时一二八沪战方剧。”一二八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则二十一年阴历除夕为二十一年二月五日。比勘中书君二十一年三月作《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自分不才当被弃，漫因多病颇相关。那得从公参句律，孤灯悬月订痴顽？”初无“道合神遇，投分披矜”之迹，是“眷言敬爱，载劳梦想，未遂神交之望”——“哪得”谓想望缔交请益而未能，乃光初之词也。“丈《诗话续编》论拙诗”，先流布于《青鹤》二十三年四月号，亦不见“温同被榻”之情状。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中书君奉悉乃翁所转“石遗丈为儿诗”。今存默存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与罗家伦书，中有“生还家度岁”之语，未尝道及陈“招余到苏州度岁”，疑冰莫涣。陈衍有《侯官陈石遗自订年谱》一种，其子声暨亦撰有《石遗先生年谱》，余寡学僻处，末由得睹。（百花文艺出版社，354页）

其实三年中两次度岁，并非没有可能。“二十一年”也未见得是追改。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大学。钱锺书北上清华第一个寒假可能确实没回家，但此时陈衍也并未到无锡国专任教。民国二十一年（1932）阴历除夕是1933年1月25日，1932年2月5日是民国二十年（不是二十一年）的阴历除夕，文中换算错了。至于钱锺书的这首诗，详见后文。而“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中书君奉悉乃翁所转‘石遗丈为儿诗’”，当为“石遗丈为儿诗序”，1933年《光华大学半月刊》第7期载钱锺书《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赐《韩文读语》、《骈文通义》并石遗丈为儿诗序，一一收到。”论及钱锺书和陈衍二人交往，要从陈衍任教无锡国专谈起。1931年，《唐文治自述》（六七月间）：“函聘福建陈石遗为本校讲师。陈君为余壬午乡试同年，出宝竹坡先生门下，佐张文襄公幕十余年，学术闳通，著作诗文极夥。门人叶长青介绍来校，深为可喜。”6月，陈衍避兵乱挈眷属暂居厦门。答应无锡国专的聘请之后，遣眷属回福州，独自启程，在上海短暂停留后赴苏州。当时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交通比较便利。初到苏州之时，陈衍暂住好友郭咸熙之子郭曾基家中。然借住并非长久之计，因此陈衍请金松岑（1874-1947）帮忙寻找住处。差不多十年前，金松岑曾寄诗集给郑孝胥转赠陈衍，有诗选入《近代诗钞》，但二人晤面是陈衍到苏州之后。稍后不久，陈衍买宅胭脂桥畔，在写给王真（1904-1971）的信中称：

我老不到无锡（一月止到一二次），住苏州思古桥，明日移居胭脂桥毛家弄第一号，自买之宅。此宅五间排三进，外花园一约“匹园”四倍大，颇有花柳，当更种之。

王真为陈衍的女弟子，有名的才女，为陈衍续编过《年谱》，父亲是翻译家王寿昌。《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八（1931年）：“寻购屋葑门胭脂桥下茅家弄，宅颇轩爽。有园，中杂植桃十株、杏二株、木笔三株、丁香、樱桃各一株。公添植红绿梅、绛桃、雪球、芙蓉以及垂柳、梧桐、枫树若干株。于十二月廿二日迁入，颜其堂曰聿来。”买宅花费不少，夏承焘于日记中提到陈衍买屋费七千余金。

也正是在任教无锡国专、卜居苏州之后，陈衍认识了很多人，比如钱基博。早在1927年，钱基博就开始在无锡国专任教，当陈衍去任教的时候，他已做了好几年的教务主任。钱基博去拜访陈衍，并以著述相赠，陈衍写了首诗《子泉赠所著书甚夥谢以长句兼诒哲嗣锺书》（载《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24期）：

吴越王孙旧世家，等身著作薄才华。却沿东海人谈艺，猥使西江派拜嘉。（日本博士铃木虎雄推余诗为江西派，君亦云尔，实不然也。）跋扈名场年少事，抗颜文酒老来嗟。不羁马忆涪翁语，雏凤清声异域夸。

想来在这次谈话中，钱基博谈到了对石遗诗学的理解，也不能免俗地誉儿，提起不久前温源宁想要邀请钱锺书去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之事，石遗才赞叹“雏凤清声异域夸”。时钱锺书在清华大学读大三。

关于钱锺书和陈衍到底相识于何时，并没有很明确的记载，经常被提到的，只是修订本《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02页）中所忆说的：

不是一九三一、就是一九三二年，我在陈衍先生的苏州胭脂巷住宅里和他长谈。陈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学的专科是外国文学，以为准是理工或法政、经济之类有实用的科目。

钱锺书所言大抵不差，毕竟陈衍迁居已经是1931年年底了。显然《七缀集》中提及的这次长谈，极可能是二人初见，所以石遗老人对钱锺书的了解并不多，仅知道他懂外文，不知其学外国文学。1931年除夕陈衍没有回福州，是在苏州度岁的。1932年正月初七（2月12日），陈衍作《人日思家怀人用高达夫寄杜工部韵》（《石遗室诗续集》卷六）云：

去年去日何堂堂，端阳以过辞故乡。鹭门吴门几流转，中丁黄小关中肠。狡然彼国有杜预，木杮蔽江失深虑。鹤声一一皆亚夫，藕孔藏身知何处。开筵岁岁欢上春，籍湜郊岛隔兵尘。娇花宠柳空满院，对坐如银可鉴人。

稍后不久，陈衍写了封信给钱锺书问疾并附上这首诗。《石语》：“余二十一年春在北平得丈赐书，问病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亦敬答一首。”大概钱锺书在寒假期间拜访了陈衍，并且留下很好的印象。如果之前没有见过，以陈衍当时的身份，当不至于写信问疾并附上诗作。钱锺书作《得石遗先生书并示〈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载《清华周刊》第37卷第5期），末云“那得从公参句律，孤悬灯月订钝顽”（按《石语》作“孤灯悬月起痴顽”），显然化用了赵尧生（熙）《读〈石遗室诗话〉记慨》“一灯说法悬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围”。赵为陈衍的好友，《石遗室诗话》卷十六称“读之使人累欷者，莫如《读〈石遗室诗话〉记慨》”。《石语》中亦语及其事：

余前日于卧室悬其赠余楹帖，清夜梦回，忽思得联语悲苦，大似哀挽。悬处适有余小像，则似遗容，非吉兆也，亟撤之。锺书问曰：“联语是‘一灯说法悬孤月，五夜招魂向四围’否”？丈曰：何以知之？曰：“读公《诗话》知之。汪辟畺作《光宣诗坛点将录》，亦引此为丈赞语也。”丈点首，因朗诵尧生此诗一过，于末语“老无他路欲安归”，尤三复不置。

这一年的春天，陈衍为钱锺书评定诗作并作一序，《石语》：“二十一年春，丈点定拙诗，宠之以序。诗既从删，序录于左。”这年的除夕，陈衍便邀请钱锺书在苏州度岁，能一起过年，彼此之间想来已十分相熟，谈话也就少了许多顾忌，故而才有了《石语》中的恣意放肆，臧否人物。

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钱锺书有一册烬余日记，始于1933年10月25日，终于1934年2月28日，有人已整理释读，贴出于豆瓣网，兹据以略引数事，以见二人的交往情况之一斑。1934年1月1日钱锺书“作书上石老”，告知与杨绛订婚事：

春间把别，忽已半载，想慕之积，过于陵阜。寒谷成暄，条风合律，想已春生杖履中矣。锺书七月间，即来此地，童心犹在，抗颜为师。……锺书已缔婣杨补堂先生季女，现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治西洋文学。名士倾城之悦，参军新妇之谐。知关系念，敬以奉闻。旧历新正，当造府请安，先驰一简，专候起居。小诗三章，并祝新年曼福不一。

1月16日，钱锺书抵达苏州看望杨绛，“快谈至下午五时。欲看石老，已不及，即归”。20日，“下午访石老，精神完固。五时车归。作书致季、致石老。（中略）石老极赞予书”。24日，“得石遗丈书。为石丈作书复叶长青。石丈以予前书有‘颏唾如聆珠玉，谭笑可却熊罴’，甚憙之，索为写联语”。25日：“‘颏唾如聆珠玉，谭笑可却熊罴’，——癸丑岁暮，重过石遗老人吴门寓庐，谈碧海掣鲸之诗，接丹山鸣凤之论。真力弥漫，老人固未老也。归致书云云，老人喜其语，书来，谓可作楹帖相贻。因不惭恶札，为石遗室遮壁。”此处干支有误，“癸丑”当为癸酉误书。2月3日，钱锺书“独过石遗室”，5日，“石遗丈来谈。”2月5日已是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二日，离过年只有几天。2月6日，钱锺书到苏州看望杨绛话别。日记中对除夕前后几日的记载颇为笼统，也并未提及陈衍。23日，钱锺书返回上海。据《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这一年陈衍是回福州度岁的。

迄今为止，关于陈衍生平最重要的材料依然是《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年谱》凡八卷，由陈衍长子声暨编至五十三岁三月，王真续编至七十五岁，叶长青补订，厘为七卷，在陈衍生前已刊行，必然经过陈衍寓目。而卷八部分是从七十六岁（1931）至去世（1937），在1960年陈衍去世二十多年后才由王真续编，前有王真识语，略云：

日本投降后，真教学之暇，索《年谱》材料于公之长孙光度，始知公未刊遗稿尽被公门人叶长青取去。长青既逝，遗稿散失，续《谱》之事稽考不易，故难下笔。

今春真退休家居，发箧读公遗著，为之泫然。窃念公交游朋辈虽已零落，而公之门生尚多存者，因即多方搜採，凡报刊杂志有关公轶闻遗事，与夫同时酬酢诗篇，往还函札，支语片言，悉为捃拾。凡五阅月，初稿告成，先付油印，以备识公者及同门诸友之修正补充。

陈衍去世之后，未刊遗稿并未留存在后人处，而是被门人叶长青取走。然而叶长青已经去世，无从追索。因难以下笔，续编之事一直拖延至1960年王真退休，这时候王真也已经五十六岁了。王真经多方搜集，历时五个多月才完成初稿，油印刊行，以待识者补充修正。油印本确实有很明显的错误，如“陈弢庵丈卒，年八十有四”，即是其一著例。所以《年谱》卷八相较于前七卷而言，就比较粗糙，可信度也不及前七卷。况且许多王真不知道的事情也没记载，“凡所未知，悉从盖阙”。

按照《年谱》的说法，1934年的除夕，陈衍是回福州度岁的。这和钱锺书所说的一起度岁就发生了矛盾。1935年四月八日是陈衍八十大寿，《年谱》卷八（1935年）提到预祝寿辰之事：

一月廿五日夏历正月初二日，说诗社同人预祝公八十寿辰，宴于匹园。真与施秉庄、刘蘅、王德愔、方声沈共觞公于可然亭。二月十六日，公返苏州。成都林山腴別二十四年矣，忽避乱携家至吴下，公方喜得数晨夕，乃以蜀乱渐平，遽欲言归，公惜別之情不能已，贈以七言律一首，又叠韵送其行。陈弢庵丈卒，年八十有八，公哭以七律两首。

1935年的正月初二应该是2月5日，而非1月25日。阴历换算成公历的时间易于错，但王真亲身经历的事情，想来不至记错，况且八十大寿并非小事。《年谱》称2月16日，陈衍从福州返回苏州。

在《年谱》的这段叙述里，关于林山腴的事情也记错了时间。山腴是林思进（1873-1953）的字，四川人，有《清寂堂集》。林思进确实因避乱暂居苏州，与陈衍短暂相聚，然而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1934年的下半年，并非1935年年初。检《清寂堂集》可知，1934年八月，林避乱离开成都，几乎每到一处都有诗作，如《甲戌八月发成都》《上海雨夕》《晤石遗却赠》等等。甚至因初到苏州，没来得及参加重九日曹纕蘅等人在南京鸡鸣寺豁蒙楼的登高聚会，还请曹纕蘅代劳，得“随”字，而作了一首诗。战乱甫平息，林思进就要返回成都，陈衍为赋《山腴老友避地吴门、屡枉佳篇、方喜得数晨夕、乃以蜀乱渐平、遽欲言归、惜别之情、何能已已、诗意苦涩、勉成一律、不尽欲言》，此诗初刊于1934年的《国闻周报》第11卷第46期。再刊于1935年的《铁路月刊》第5卷第4期，诗题略有改动。这首诗收入《石遗室诗续集》卷六，系年于乙亥（1935），显然有误。 

值得注意的是，《石遗室诗续集》卷三至卷八部分刊刻于1935年，知者较少，已出版的《陈石遗集》也失收此六卷诗，其前有陈衍的自序：

今年承海内友生寄助刻费，遂并他著作陆续刻之。惟诗多散佚，零星搜集，其年月前后，陈迹微茫，记忆不真而颠倒者甚多。亦有已刻而始觉其误者，惮于迻改，遂复仍之。衰懒善忘，足一哂。

这六卷诗编年的不可靠，夫子已自道，毋庸赘言。也许正是诗集系年的错误误导了王真，加上她未与其事，致使在续编《年谱》时，误据这首诗在卷六的位置及其前后诗作，而未详考始末，便将此事安放在了1935年陈衍从福州返回苏州之后，陈宝琛去世之前。可见诗集系年、《年谱》皆时有不可信之处。

如果仅仅依据王真的《年谱》，就说钱锺书记忆有误，无疑是有孤证不立之嫌的。那么再来简单回顾一下1934年岁末陈衍的行踪。1934年11月30日，夏承焘拜访金松岑，初遇陈衍。12月2日，夏承焘赴约至胭脂桥陈衍家中，同席有范烟桥、曹纕蘅、金松岑等人。4日，夏承焘离开苏州返回杭州。7日，夏承焘作《水调歌头》词。11日，“晚作石遗函，问有兴续为《朱丝词》否？”12日，“发石遗苏州函，寄去《水调歌头》词”。没有收到回信。1月30日，夏承焘又写了封信给石遗，为人求字。1934年的除夕特别晚，已经是1935年2月3日。直到3月6日，夏承焘才收到石遗之覆。

夏承焘去陈衍家拜访的12月2日，是阴历的十月二十六日，距离除夕尚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林公武《师堂丛录》中收录了二十通陈衍写给王真的信，有数通讨论《福建通志》的续刻事，发了许多牢骚，迻录如下：

简言之，每月五百元，四十个月成书。三千五百页，每月刻工三百廿元，校对□□□元。再李科长所以向你商量者，将毋虑续刻不成乎？我能刻三百余卷之书，乃不能刻百余卷之书乎？我能用十九万元成此《通志》，乃不能用二万元完此《通志》乎？怪哉！怪哉！（第九通）

缩短日头，亦无不可。惟我须辞去此间讲席，多住福州。（第十通）

得手书论续刻《通志》事，所见甚是。汝可为我特告李国典，此事非我所急，乃民政厅所应急。一概照我前所定办法。我腊月（新正月）回去接洽。（第十二通）

鄙人两礼拜左右必到家矣。……《通志》作梗者，无非籍版为词。天下江山此辈都保不住，何论一书版。汝可即告民政当事者，容伊取去，亦不必乌石山，我回去即交，随他火烧虫蛀湿坏，终天下骂名而已。可使郑贞文知之，但《志》稿却不能不续刻。天下人方疑吾志未修毕（各报皆如此说，致求事者纷至），现方商续修。……伊（汝弟）亦真可怜，已取伊两词登卷四《诗话》末，稍慰地下。（第十三通）

第十二通提到腊月（新正月）回福州接洽，第十三通说两礼拜左右肯定到福州了，并安慰王真。王真有弟王迈，字达之，死于1934年，陈衍作有挽诗。从1916年开始，陈衍纂修《福建通志》，1922年开始刊刻，因后续经费不足中止。1934年年底陈衍回福州不只是回乡度岁，也为商定《福建通志》的续刻事宜。1935年《福建省政府1月份行政报告》“续刻本省通志”云：“商请福建修志局总纂陈衍继续主持校刊诸务，酌定全部经费两万元，期以四十个月成书，即自本年1月份起，月拨省款五百元办理。”可见已商定妥当，基本遵从了他的意见。

另一个佐证就是在1935年的元宵节之前，陈衍都还没有回到苏州。此前金松岑等人发起组织苏州国学会，并创办了《文艺捃华》季刊，由金松岑主编，1934年开始发行，1936年停刊。1935年《文艺捃华》第2卷第1期载靳志（仲云）的《乙亥苏游诗草》。《乙亥苏游诗草》中记录了1935年元宵节前靳仲云的苏州之行，其中有一首《赠陈石遗先生》：

一枝春信自梅边，折赠空劳驿使传。玄妙观前新梦影，胭脂桥畔老词仙。报书我负数行墨，投刺天悭再面缘。福慧双高消受得，苏台月只向君圆。

靳志《乙亥苏游诗草》，《文艺捃华》1935年第2卷第1期。

诗前有一段较长的小序，回忆了十年前他和陈的一面之缘，及此次的缘悭一面：

上元前二日，偕金松岑访石遗先生于胭脂桥毛家弄寓庐，先生返闽未归，投一刺而去。忆十年前，燕京寒山诗锺社曾一晤，承风心钦，而再晤缘悭。前岁先生自苏惠书存问，谓国有颜子，讵有不识之理，语特温挚，情尤谦挹。当时以先生有闽江之行，未即裁答。而人事参商，荏苒至今，竟付缺如，常引为罪戾。松岑约十六日归自邓尉再偕晋谒，并邀印泉相会，而匆遽返金陵，未践约，赋此志意，兼示松岑。

正月十三日（2月16日），靳仲云与金松岑拜访陈衍，因石遗“返闽未归”，未能晤面。故二人约定十六日再去拜访，却因靳仲云匆忙返回南京，未能如约。靳仲云于此颇为耿耿，在《赠金松岑》诗前小序中又再次提及：

苏州下车访松岑于濂溪坊，相偕访石遗、印泉两先生，皆不遇。游可园看贴骨红梅。翌日，独游邓尉，未践临别所订十六日回苏之约，辄呼负负。

此事可与《年谱》相参看。更何况如是1934年除夕和钱锺书一起在苏州度岁的，年后即赶回福建，老人年近八十，如此折腾，所为何来！且王真所言说诗社诸人预祝寿辰之事也就无从谈起，时间上也根本来不及。当时的交通并不如今日便利快捷，从苏州到福州，需先从苏州坐火车至上海，再从上海乘坐轮船到福州，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1935年3月5日，陈宝琛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八岁。陈衍作《哭弢庵太傅二首》，情词悲痛，故人零落，也许让他想起在福州时席间有称他长寿者，他戏答的那首诗：“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是诗人短命词。试数胜清诸老辈，所难九十到期颐。”5月10日（阴历四月八日），陈衍八十大寿，钱锺书随父前往拜寿。席散临别，老人如是感慨：“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这一年的冬天，陈衍寄了一首诗给远在英国的钱锺书，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之句，对这位年轻的天才，是满心期许着的。又过了两年，陈衍在福州下世，时为1937年7月8日（六月初一），与《围城》开头的那个时间，相差不过月余，但钱锺书并不知晓，他那时还在牛津，读着“旁行书”，踌躇满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