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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如何参与乡村振兴?一起来看看这份答卷

2021-06-08 18:2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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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善达网 ,作者马广志

善达网

公益智坊,扬善平台。

导语:

五月是即将收获的季节,刘文奎撰写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书出版了。

这很快成为公益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因为在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下,包括基金会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如何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已经成为整个行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关中国乡村公益乃至中国公益未来的发展。”在日前举行的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经验研讨暨《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之路》新书分享会上,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长吕全斌说,满含期待。

刘文奎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这本书里,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他真实记录了中国扶贫基金会20年来从不断失败到最终成功的乡村发展之路,反映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对乡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与思考,而且还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为了探索这条路,刘文奎和他的同事们花了20年的时间,“为伊消得人憔悴”,正如刘文奎在书的自序中所说:“从大凉山的腹地到三江源的源头,从德际的汉族村庄到玉树的藏族村落,从四川的彝族家到贵州的苗寨,一路跌跌撞撞,四处求索,历经坎坷失败,终于走出了一条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这套方式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是这样总结的:将经济价值嵌入公益价值,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公商业态系统模式,包括公益为轴、市场导向、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系统综合。

杨团是资深公益领域专家,曾数次去往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点参观学习,对基金会的运作模式有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她说,“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乡村振兴创新模式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凸显了独特的创新价值,总结其模式,对于探索公益界融入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方法,尤其是如何提升社会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20年磨一剑:

中国扶贫基金会破解乡村可持续发展之道

当人们怀疑,我们选择信任;当人们抱怨,我们选择行动;当人们放弃,我们选择坚持。坚持,就会改变!

——刘文奎

20年前,刘文奎在走访全国不同地区的贫困村庄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很多贫困村庄年复一年地实施扶贫项目,却往往看不到明显的变化。“就像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被堵上的希望。”

刘文奎从老家石磨的“漏洞现象”中得到启发。他认识到贫困村庄屡扶屡贫的根源,就是资源投入不足,只要集中资源,一次投入大于或等于堵住贫困漏洞的资源需要量,就可以堵住贫困漏洞,解决贫困问题。

“如果能找到一笔可观的项目资金,以一个村庄为单元集中投入,根据村庄的整体发展需求来设计项目,就能系统解决这个村庄的发展问题。”刘文奎的目标是通过项目的实施,为这个村庄注入持续发展的能力,让村庄靠自我驱动发展起来。

2000年,刘文奎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实施他的设想,并选择了大凉山的美姑和昭觉两县的两个村庄为项目点。这两个村庄位于最边远的彝民居落,是深度贫困的极地。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从2000年提出项目意向到资金到位,仅筹备期就长达四年。“加上项目实施期三年,从2000年到2007年结束,项目总共跨越了7年。”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刘文奎

这三年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当地先后实施的20多个项目,改造了当地社区生存环境,完善了基础设施,也增加了农民收入。

但是到2007年项目结束时,刘文奎却发现了一个“在项目设计之初不曾料到的”大问题,就是项目的可持续问题。“农民一方面对项目怀有莫大的感激,另一方面对项目成果的可持续性和外部的进一步支持表示出一种怀疑的态度。”中国农业大学专家如此评估项目的“成果”。

这不免让刘文奎和他的同事感到失望,但同时也让他认识到了失败的原因所在,没有做产业扶贫项目,不能从经济上帮助村民脱贫。他在分享会上表示:“大凉山的实践证明,乡村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产业发展,其他会成为无源之水。”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支持灾后重建,并精心选择了绵竹市的民乐村作为项目点,从基础设施重建、生计恢复发展、能力建设和组织培育等多方面进行灾后重建。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刘文奎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认识到,以一家一户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传统小农户经济模式,是制约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发展村庄产业必然要走村民合作之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合作社,引入现代企业机制,让农民发挥主体作用。

民乐村的合作社建立起来了,也先后开展了食用菌种植和长毛兔养殖两个产业项目。但是,在付出了两年的辛苦努力后,两个项目却都铩羽而归。

事后反思,刘文奎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反复推演,最终认识到导致两个项目失败的原因,除了村民们的观念、合伙人能力不强和偶然的不利市场因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没有找对人,找到村民自己的领头人。“片面地依赖外来能人,外来能人难以融入村庄,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大大增加交易成本和失败风险。”

“找到村民信任的人,既有村里人信服的本事和实力,又有足够的公心和威望,才有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带领村民学会合作,接受新的事物,实现抱团发展。”刘文奎说,正所谓“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2010年,玉树发生7.1级地震,伤亡严重。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灾害应对机制投入地震救援,同时开始灾后重建。受灾严重的甘达村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重点关注的村庄,在进行了充分调研后,刘文奎决定将甘达村为重点,继续探讨贫困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在基金会的指导下,甘达村建立了合作社,选举在村民中很有威望的“能人”巴桑扎西为合作社理事长,成了带头人。从组建货车运输队抓住灾后重建的机遇,村庄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再到购买客车拿到客运线路经营资格,但因为客流不活跃而折戟;再到在公路边开设批发站,“生意越做越顺,经营很成功”……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经过2010年到2013年的3年探索,甘达村终于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玉树地震十年后的今天,甘达村合作社仍然保持着健康运作。当年这个村集体有负债,村民吃不上酸奶的贫困村,如今已成为有几百万元集体资产,而且每年都要给村民分红的富裕村了。”谈起甘达村的现状,刘文奎很是自豪。

“以合作社为基础,以产业为方向,充分发挥能人的作用,规模性的投入,这条路是可以持续的。虽然不是所有的村走这条路都能成功,但要想成功,必须得走这条路。这是我们在甘达村的结论。”

从2000年时的一个想法,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失败和教训后,刘文奎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终于找到一条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了“善品公社”和“百美村宿”两个产业扶贫品牌项目。未来将通过项目引领示范和新农人培养两轮驱动,方式,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随着乡村振兴宏伟画卷的徐徐展开,刘文奎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无疑已经成为了其中一个优秀勾勒者。

自左至右:吕全斌、杨团、丁文峰、刘文奎、汪三贵、陆波

聚英才而用:

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人才

解决人才问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内在和必然的要求,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丁文峰

对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三贵表示,产业发展是脱贫攻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多年的实践来看,产业扶贫难度非常大,不少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性欠佳。中国扶贫基金会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的方式,建立利益共同体,在产业发展的同时,能够使整个村的村民包括贫困户真正受益,多年来探索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汪三贵

其实,面对“不少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性欠佳”的现实,在甘达村的探索取得成效后,刘文奎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就一直追问自己“这个结论成不成立?”尝试在更大范围的村庄来验证这一模式的有效性。

自2013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把甘达村的种子撒向全国各地。现在,基金会已经形成了百美村宿和善品公社两大产业扶贫项目。

百美村宿是利用乡村的建筑与文化资源,打造乡村旅游度假精品,现在已经在全国20个村落地。善品公社是组织村民生产高品质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平台与终端消费者建立联系,把乡村的产物送到城里去,今年年底将在100个村落地。“成效都非常好。”刘文奎说。

“百美村宿和善品公社的共同特点就是连接乡村和外部,合作社为社区经济主体,一次性积累可供村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量,形成产业规模,塑造产业品牌,形成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公益支农两大事业群。”杨团认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在乡村振兴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将经济价值嵌入公益价值,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公商业态系统模式,包括公益为轴、市场导向、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系统综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

杨团表示,乡村振兴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公益,乡村振兴给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总结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模式,对于探索公益界融入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方法,尤其是如何提升社会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合作经济模式,不仅在中国可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发展也有借鉴意义。”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丁文锋说。

丁文锋表示,乡村人才振兴本质上就是实现乡村人的现代化,表现为农民现代化。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人才。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认识并抓住了乡村“能人”这一点。

“目前乡村人才发展的现状不佳,给我们带来很大挑战,人才需求和供给产生巨大的矛盾。”丁文锋认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足以说明乡村人才振兴在整个乡村振兴系统工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丁文锋介绍,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在参与乡村振兴上结合自身特点,紧紧围绕“人才开发”来开展工作,主要是通过人才培养基地、网络教学站、乡村孵化器等方式来培养人才;开展乡村振兴的课题研究和宏观、中观、微观乡村振兴规划;同时筹备举办“中国乡村振兴人才论坛”,打造乡村振兴人才议题的交流、互动的高地。

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会理事长丁文锋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对于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已布局,与雅安市人民政府、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七家机构联合成立了四川蒙顶山合作社发展培训学院已经建成,将通过开展“四位一体”的课程体系支持乡村人才振兴。

成立于2019年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自成立以来,也一直在探索致力于缓解乡村发展过程中的人才短缺问题,除了与延安大学合作成立了乡村发展研究院外,还开展明日地平线大讲堂、网络通识课公益项目,以带学分的形式进入大学,让在校大学生接触乡村振兴知识,为他们未来到乡村创业埋下种子。

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陆波表示,目前乡村人才培养存在两个瓶颈难以解决:一是留不住,二是不实用。针对这种现象,基金会将推出“嘉种”人才培养计划,由在行业内深耕多年企业家,为愿意到乡村创业的人者提供实践化的课程。

陆波还表示,面对乡村振兴,基金会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价值倡导,通过组织创新实现跨界和破圈,通过产品创新推出有吸引力的公益项目,通过传播创新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陆波

对于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杨团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乡村振兴的认知,并就如何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社会组织一定要结合乡村需求评估自身优势,找准差异化方向,做好方案规划和成果评价。第二,社会组织还要打破小圈子和门户之见,做好下沉调研,乐于做配角,善于跟其他机构协同,还要学会共商,主动与各界建立合作关系。第三,要学习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等“三社”知识,掌握基本技能,提升认知、策划、评估和传播等各种服务能力。

汪三贵则提醒说,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还要考虑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研究预测,未来到2050年,农村人口比例约20%,城镇人口约80%,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组织如何介入乡村发展,要有更为实际的思考。”

转载至:善达网

原标题:《社会组织如何参与乡村振兴?一起来看看这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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