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利维亚日记》里的切格瓦拉：更成熟冷峻，最关心吃喝

        在他的战斗生活中，我们的英雄最关心的问题并不高尚，那是生存的最基本问题：吃喝。罐头食品早就吃完，也鲜有“自有那敌人送上前”的好事，游击队可谓是调动人类一切智慧来寻觅食物。如果根据这本日记开出一张游击队日常食单，肯定会相当壮观。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

        贺绿汀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的《游击队歌》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之一。它与诸如《铁道游击队》这样的老电影或是连环画一同塑造了游击队战士的威猛形象。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游击队只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被赋予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他们几乎个个是金刚不坏之身。他们是英雄好汉的典型，比梁山好汉还要牛逼。他们是黑白色的神话，让我们以为行军打仗是很好玩的事。而真正的游击队员会告诉你，真实的游击战哪有唱的演的那般轻松；能侥幸在枪林弹雨中全身而退，就是个奇迹了。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领导游击队战斗期间，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一直记到他被杀害的前两天。他留下的日记本就成了我们得以了解真实游击战争的珍贵资料。尽管从字迹漫漶的原稿到西班牙文正本，经英译本再到中译本，经过了不止一次的转译，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和平状态下的人难以切身体会的战斗生活。

        翻阅这本记录，一切游击队的浪漫神话都还原成了充满艰辛的现实斗争。游击队队员并非个个都是“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的神枪手，大多数人仅仅接受过最基本的射击训练，有时候连放八枪也打不中一个敌人，浪费了子弹还暴露了己方，真可谓“猪一样的队友”。

        他们都是“飞行军”吗？事实上我们的英雄常常在日记里抱怨队伍行进速度太慢，不仅是因为山高水深的自然屏障的阻隔，更多时候是因为要照顾行动不便的伤员，或是要背负沉重的给养物资。在格瓦拉被俘前的那些时日，游击队就陷入了被政府军包围而又与外界失联的困境里，行动迟缓，举步维艰，哪有半点潇洒可言。

        这是一支由多国战士组成的游击队。即便是对于队伍中的玻利维亚人而言，这个国家山区的自然条件之复杂，也远远超出了他们日常经验的范围。格瓦拉日记中提到的第一个敌人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蚊虫：亚瓜蚊、赫亨蚊、马里基蚊、扁虱……它们所造成的伤害虽不足以致命，却给健康和士气造成不小的麻烦。

        首先造成游击队减员的不是敌军，而是难以估测的自然环境。格瓦拉对一起溺水事故作了如此的评价：“本哈明身体虚弱，天生的体质就与游击斗争的要求相去甚远，但是他具有争取胜利的坚强决心。这场考验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因为他的体格和意志太不相配了。”这种看似“冷血”的笔调，读来亦有悲壮之感。在残酷的战争中，必须用理性来克服多愁善感，作为领导者尤其应当如此。没有心思去欣赏奇景，没有时间来咀嚼悲痛，唯一要做的就是向目标进发。

        这是日记，不是小说，在记述日常生活的种种困难时，作者没有必要因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而省去一些重复的细节。我们或许会觉得，在他的战斗生活中，我们的英雄最关心的问题并不高尚，那是生存的最基本问题：吃喝。

        罐头食品早就吃完，也鲜有“自有那敌人送上前”的好事，游击队可谓是调动人类一切智慧来寻觅食物。如果根据这本日记开出一张游击队日常食单，肯定会相当壮观。对于每一次能吃饱肚子的饭，作者一定会重重地记上一笔。吃喝问题会引发人际关系问题。有人会因为口渴难耐而哭鼻子，影响部队士气。有人会在夜间因为饥饿难耐违反纪律，偷开牛奶罐头和沙丁鱼罐头，不管是当场被人发现还是事后被人发现，免不了要起纠纷和猜忌。这个时候，做领导的格瓦拉就要出面解决问题，向大伙儿解释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同志间的内部矛盾……

        这些人际纠纷往往同时还是国际纠纷，比如格瓦拉从古巴带来的几位老战友起初就不受玻利维亚人信任，格瓦拉还得站在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在克服人与天、人与地、人与人的矛盾之外，他还得克服自己——他在日记中坦言，自己也有控制不住脾气的时候，会挥刀砍坐骑，而他一直到被俘前都在与哮喘病作顽强的抗争。他的意志力确乎超越了常人，光是能在辛劳奔波中坚持每天记日记，就足以让我们钦佩了。

        倘若以这本日记为蓝本虚构一部长篇小说，或许可以第三人称来写，以格瓦拉为原型塑造一个意志坚定的游击队领导者的形象，抑或可以采取日记体的形式，像“伪纪录片”那样艺术地再现一群孤独的革命者战天斗地的史实。

        然而，切·格瓦拉的日记本身可以进入文学史的范畴吗？按照文学史家的一种观点，拉美文学史的开端就是一部日记：美洲“发现者”哥伦布的日记，其中混杂了这位航海家的旅途见闻和想象。美洲殖民进程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留下的纪实文字，不管是《新西班牙征服信史》，还是《战败者的目光》，都是拉美文学史考察的对象。

        有这样的肇始，在拉美文学中就形成了强有力的纪实文学的传统，史家的叙事、媒体人的叙事、小说家的叙事以及对事件的评论往往合于一处。比如加莱亚诺的作品就很能体现出这种特点，而诸如马尔克斯、略萨这样的文学大师都有新闻报道的从业经历，也可看作这一传统的体现。许多拉美作家都承认这一点：他们所遭遇的日常现实往往比小说电影更精彩。

        一篇关于毒贩行踪的纪实报道，胜过一本虚构的侦探小说。把一起凶杀案的千头万绪理清楚了，差不多就等于完成了一部悬疑推理小说的构思。格瓦拉的记述是引人入胜的，因为他如同四百年前的西班牙征服者一样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南美山林里，遇见我们平日里闻所未闻的鸟兽草木；因为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带我们亲历以寡敌众的武装斗争，而这样的斗争看起来离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当遥远。

        玻利维亚的游击战离拉美文学史上的大“爆炸”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1960年代是全球革命的年代，也是拉美新小说异军突起的年代。那批令西方文学界刮目相看的拉美青年小说家，几乎全体一致地支持古巴革命，展望一场从古巴蔓延到整个拉美大陆的革命解放运动。

        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起先与几乎是单枪匹马前往美洲腹地搞革命的切·格瓦拉是一致的。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日记》从1966年11月记到1967年10月，其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首个版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架、热销、流传、加印……革命者的理想与作家的宏愿是相契合的：让“新人”出现，让这块殖民大陆上的苦难人民获得解放。

        在游击战争中最艰难的时刻，队伍几乎是在节节败退，军心已有动摇，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这场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脱胎换骨转变成革命者的机遇，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一个层次，这场斗争也能使我们升华为一个完人；如果有人无法达到上述的任何一个境界，现在就应该坦言并离开这场斗争。”马尔克斯在马孔多故事的最后让那个不可救药的家族彻底消失，不正是在呼唤新人的出现吗？要结束奴役和愚昧，要为生活赋予新的意义，开创一个更好的新世界，作家是用文字，而革命者则是采取真枪实弹的行动。

        理想主义情怀与实干精神兼具，切·格瓦拉被很多人看成是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与甘地、特蕾莎修女这样的圣贤一同照亮这个越来越缺乏本真和激情的浑噩世界。人们在格瓦拉留下的文字中找到他与那个虚构的西班牙骑士相认同的证据，比如1965年，在辞去古巴政府的一切官职、准备踏上新的革命征程时，格瓦拉给父母去信说：“我的脚跟又一次感觉到了罗西南德的肋骨，我手持盾牌，重新上路。”罗西南德就是堂吉诃德的坐骑。

        与吉诃德一样，格瓦拉在征途中碰见的多是不肯合作的当地人，宏伟的理想处处碰壁。他在玻利维亚组织游击队，本是希冀着能以星星之火点燃整个高原，吸纳越来越多的当地贫农加入反抗政府军的斗争，然而游击队并没有如他所愿般发展壮大。尽管按照他的记述，游击队作风端正，鲜有欺侮百姓、抢掠平民的事故发生，他们还是很难取得当地人的信任。

        在他牺牲前两个月的一天，他记到，队伍“沿路穿过了一个居民区，人们一见我们就惊恐万状”。而在前一天的日记中，他提到给队伍带队的一个贫农，“他一家都患上了这一地区出了名的恐惧症”。当地人既怕政府军，也怕游击队，并不像革命者当初设想的那样已到了被压迫得走投无路只有揭竿而起的地步。如何招募新兵成了格瓦拉生前最后几个月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吉诃德好发表长篇大论，格瓦拉也是出色的演说家，根据他的日记，他经常找个别队员谈心，在重大纪念日召集大家发表讲话，发挥精神领袖的作用。尽管没有音像记录，我们不能知道他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在作为日记附录的以“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的名义发表的五篇公报中，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出一个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的革命斗士形象的。

        如果说堂吉诃德是滑稽可笑的，读来如观赏喜剧的话，那么格瓦拉的日记则如同英雄悲歌，记录了一次壮烈的行军、一场失败的征服。侠骨之中也有柔情。堂吉诃德的柔情是抽象的，凝聚在一个他想象出来的淑女形象——杜尔西内娅身上，格瓦拉的柔情则是赋予在具体的人身上的，虽则仅仅是点到而已：他会间或在某天日记的开头写上一个名字，或是某个家人：父母、妻子，还有他的大大小小的子女，或是某一位亲密战友，表示这一天是他或她的生日。对远在古巴和阿根廷的家人，他会因疏于照顾而内疚吗？我们无从知晓。

        总体上看，与他另一本广为人知的《摩托日记》相比，《玻利维亚日记》展示的是一个更为成熟、更为谨慎也更为冷峻的切·格瓦拉。当年率性不羁的毛头小伙，已经成长为有勇有谋的老男人。这是在打仗，不是在旅行，不再有摩托车上的狂野与浪漫。偶尔也来点幽默。

        比如在记录一起军需物资不翼而飞的事故时，他写道：“牛奶本身易腐，现在也成了一种诱人腐败的东西。”不是每位队员都能像他这样严于律己，话语中透着一丝无奈。再比如难得的一次大吃大喝后的次日，“一整天大家轮番不停地都在打嗝、放屁、呕吐和腹泻——汇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众多器官联合演奏会”。读来并不觉得有多么好笑，令人感动的是这种苦中作乐的气质。

        斗争越是艰苦，越是严酷，就越需要这样的调剂，需要战斗者面对恶劣条件时的想象力。以这样的想象力开一开玩笑，编一编神话，来为战斗到底的意志作支撑。我曾听祖辈中的一位老军医说起，战争年代里，天天吃的小米饭实在是难以下咽的，只当它是“蛋炒饭”；稻草铺地哪能睡舒坦，只当盖的是“黄金被”。

        这种吉诃德式的想象，用一个比较老套的词说，叫做“革命乐观主义”。因此，我们不必苛责《游击队歌》违背现实，毕竟这是文艺作品，光是其鼓点紧密的旋律就足以提供“正能量”了，而游击队员在缺衣少食的状态下，面对实力远超自己的敌人，的确需要这样的神话来鼓舞自己。

        切·格瓦拉本人也成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与理想、高贵、公平正义相关，只要还有人在努力追求这些东西，格瓦拉的形象就仍能发挥榜样的力量，而这位传奇人物亲笔写下的文字，也与关于他的想象一道构成了这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