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家暴案法官：家暴不是“私事”，高级知识分子也会施暴

        家暴，一种“亲密的伤害”，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全国妇联曾抽样调查，在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0.81亿个家庭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30%，且施暴者90%都是男性。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表示，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计划在今年8月提交审议，预计经过两、三次审议后可以成形。

        三八妇女节前夕，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主审家暴类案件的法官——江苏无锡市崇安区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周溧。她说，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要被虐得不行了，才报警，才起诉，个人要学会自我保护，社会要共建防控和制裁体系。

        早在2008年4月，无锡崇安区法院就创建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合议庭”，对涉暴案件进行专业化审理，成为最高法院确定的九家试点法院之一。

        签发我国第一份人身保护令，第一次采信未成年人证言，第一次引入心理矫正课程，第一次判决受害人可分得7成家庭财产，组建全国首个反家暴智囊团……崇安法院这几年的有益探索和尝试，推动了反家暴工作，有资借鉴。

公权力机构如何介入，保护家暴受害人

        澎湃新闻：崇安法院为什么会创建“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合议庭”？

        周溧：家庭暴力已经成为我国妇女权益中的突出问题，每年投诉量约5万件。有些案件家暴程度比较严重，我们感觉应该专业化审理家暴案件，依法制裁家暴行为，我们崇安法院就创建了这个合议庭，并有幸成为全国9家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试点法院之一。

        我的理解是，涉家暴案件具有其特殊性，处理家暴问题不仅需要法学，还需要社会学、心理学、女性学和性别平等理论等知识。越是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社会阅历的人，越能理解婚姻案件中双方的心理互动模式和家庭暴力对婚姻的伤害，也就越能妥善处理涉及家庭暴力的婚姻案件，所以应进行专业化审理。

        澎湃新闻：有没有比较深刻的家暴的案例？

        周溧：2007年，一起离婚案件的女方被男方打成骨折，却没构成轻微伤，好像是推搡造成，不算主观故意，未受刑事处罚。我就想，夫妻之间怎么下得了手，不敢想象。女方非常可怜，之前可能经历无数小伤，慢慢累积，步步升级，才酿成如今比较大的伤害。

        法院判决财产对半分，男方再赔些医药费、赔偿金等，仅此而已。

        当时我想，如果我来审理这个案子，会怎么办？我也只能和妇联、居委会沟通，请他们关注这户家庭，及时报警；我只能找男方谈话，尽量说服教育；我的判决可能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公权力很难做到在施暴当时就及时有效的介入。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当时公权力没能有力地帮助家暴受害方？

        周溧：我们还没有专门的反家暴法律，其中有关反家暴的规定散见于相关的法律文件，比如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条文过于分散，原则性比较强，可操作性不强，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体系还不完备。

        传统理念将家暴定位于“私事”范畴，“床头吵架床尾和”，公权力不愿过多干预。通常在普通家庭暴力上升为刑事案件时，才强有力地介入。平时，家暴受害人报警，如情节轻微，警察更多的是批评教育和规劝，有的甚至没有正规的接处警记录，更别谈制作笔录或拍照。

        另外，妇联、居委会在接待受暴方投诉或调解时，以口头形式为主，甚少进行正规记录，受害人可能也不懂取证。没有证据，法院就很难认定为家暴。

        入住庇护所的要求条件比较多，比如要本地没有亲戚、妇联介绍信，一般入住时间不超过7日，等等。受害人没地方去还是要回家，回家了丈夫求饶，原谅他了，下次继续打，有这种反复性。

尝试心理辅导、财产分割倾斜、未成年人作证

        澎湃新闻：崇安法院做了哪些尝试和探索？

        周溧：我们组成专业合议庭，进行专业化审理；发出全国首份“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全省首份“诉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并不断完善；引进心理辅导课程调和；采信未成年子女证言；财产分割倾斜保护受害方；设立“反家庭暴力专家委员会”等等。

        澎湃新闻：人身保护令是怎么个情况？

        周溧：2008年7月22日，我们立案受理了陈某诉丈夫许某离婚纠纷一案。陈某提供了受伤照片、就诊病历、妇联组织出具的证明，来证明她遭受了家暴，并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

        当年8月6日，我们裁定禁止许某殴打、威胁陈某。同时与公安机关接洽，提请他们保持警觉，履行保护义务。裁定下达以后，许某再也没有打骂她，双方最终调解离婚。

        这个裁定让崇安区法院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我国第一份反家暴领域人身安全保护民事裁定，也是国内首次适用民事裁定制止“家庭暴力”。

        以往，在离婚案件民事诉讼中，对家暴仅有财产性惩罚措施，如今转向对受害人财产、人身进行全面保护的尝试。

        澎湃新闻：有没有一些典型案例？

        周溧：我记得2009年，一起离婚纠纷案。男方在外企上班，女方是个老师。男方脱产读博三年，都是女方上班供的。博士毕业后，两人刚开始很好，小别胜新婚，后来出现家暴。

        坐月子期间，男方叫自己母亲过来住，母亲叫女方擦马桶，女方受不了，男方恼怒之下实施家暴，将她的右手手指掰断，手指韧带撕裂。男方后来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再打人。没过多久，又开始打人，掐脖子、往墙上撞等等，甚至女儿在场、女方同事在场，也打老婆。

        后来，两人分居。男方网恋找了个女友，女方独自在家带小孩，男方有钥匙，哪天心情不好，时不时回来骚扰、打人。有一天，双方为怎么处理家里这套房子吵起来，女方受不了了，报警，还叫了亲友。男方拿了2把菜刀，说谁上来我砍谁。女方鼓起勇气起诉，我们发出人身保护令，让男方意识到不仅是私事这么简单。

        澎湃新闻：这个案子有哪些尝试？

        周溧：在这个案件中，我们首次引进了心理辅导课程，特邀心理咨询师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心理辅导。男方这个博士是东北人，他说，“女人一天不打，要上房揭瓦”，“是，我就是打人了，我们那边就是这样的，我爸是体育老师，也是这么打妈妈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干涉”。心理咨询师循序渐进，让双方舒缓负面情绪，让男方意识到施暴的严重后果。

        人身保护令是强制措施，是硬的，心理辅导是软的。

        在该案，我们还首次采信了未成年子女的证言。一般来说，未成年人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家暴具有隐蔽性，孩子通常是家暴唯一证人，只要证言和未成年人的年龄、智力状况相吻合，可以酌情采信。

        4岁女儿小雨到庭作证，小雨看见爸爸，畏畏缩缩的，不敢说话，不叫爸爸。法官问她，她说爸爸经常打她和妈妈，不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

        综合病历、照片、保证书、接处警登记表等证据，已形成一系列证据锁链。大胆采信未成年子女的证言，综合案情作出家庭暴力的认定，在全国范围是首例。

        该案还首次以三七开比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照顾受害方的财产份额，对施暴者进行财产性惩罚。这是考虑到女方之前供丈夫读博，并负担家庭开销三年，并较多照顾女儿，如果仍按财产对半分，后补偿不到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施暴方月薪过万，其施暴成本过低，对受害方不公。这对夫妻共同财产较多，三七开，可以多分相当于几十万元的钱。

设立“反家庭暴力专家委员会”

        澎湃新闻：除了上面说的，还有什么探索？

        周溧：设立“反家庭暴力专家委员会”。2010年下半年开始筹备，2012年3月6日，正式成立。由具有反家暴工作经验的法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卫生鉴定专家、法医、警察、庇护所工作者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

        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可作为专家辅助人参与，比如与当事人及子女、亲友沟通，比如出具专家意见和评估报告，作为法院认定家暴的重要参考。

        澎湃新闻：家暴和疾病有没有什么关联？

        周溧2009年，一对结婚20多年的夫妻闹离婚，女方要求离婚。男的是病退工人，患有肿瘤，女的是企业主管，气质好。妻子工作原因，应酬多，丈夫担心女的跑掉，他没有安全感，经常在妻子应酬的时候打电话叫她回来，一开始接电话，后来女方干脆不接电话了。男方就更火了，等她回来后，不让睡觉，反复问，问你是不是“搞破鞋”了。女的第二天还要上班，长期被折磨得受不了，就搬出去了。丈夫就通过跟踪儿子，找到妻子的住处，继续言语攻击，骂得很难听，还把锅砸了。

        心理咨询师给双方做心理疏导时，男方说当初双方谈恋爱是一见钟情，近年来性情大变的原因是身患肿瘤，缺乏安全感，担心被优秀的妻子抛弃。男方说，我在折磨她的时候，也是在折磨自己。心理咨询师说，你这样的方式，只会把老婆往外推。

        女方也说夫妻十多年来相处融洽，近年来因为丈夫因病性情大变，让她不堪忍受。

        后来，我们就邀请区妇联、街道妇女干部共同调解，男方认识到自身错误，主动道歉，后来和好了，再也没有之前的行为。

家暴的手段愈发隐蔽，法律认定“家暴”难

        澎湃新闻：你在这几年，感觉家暴案件有什么变化特点？

        周溧：手段多样，更为隐蔽，有些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博士。一方或双方是外来人口，也可能更容易引发家暴。

        澎湃新闻：家暴比较隐蔽，你觉得取证难怎么克服？

        周溧：崇安区法院2008年至今受理涉暴案件78件，认定构成家暴15件，其中调解离婚8件，调解和好2件，判决离婚5件。只认定15件，是因为其他案件可能证据不足，法院调查也要有证据可循。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不要被虐得不行了，才报警，才起诉，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做好拍照、录音录像。

        法院可主动调查，但要有迹可循，需要基层组织的前期努力配合，比如公安机关的笔录、取证、告诫制度的执行，比如妇联、居委会的笔录、作证，构建整个社会防控和制裁体系。

        澎湃新闻：在试点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困惑或建议？

        周溧：关于家庭暴力的认定，还需要斟酌探讨。身体暴力比较好认定，精神暴力、性暴力、精神控制这三种家庭暴力，在实践中很难认定，当事人如何有效举证，法院依据怎样的标准予以认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现，需要刑罚后盾。人身保护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施暴方存在威慑力，但谁是执行机构呢？法院出具保护令，抄送公安机关、妇联等，没有详细规定谁执行。如果保护令没执行，受害方可能将面临报复和不断升级的施暴，怎么办？是不是公安可以介入采取措施，或者法院处罚，严重者按拒不履行裁判罪论处？

        反家暴法立法呼之欲出，通过立法建立起具有可操作性的救济渠道，明确家暴范围，明确各部门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