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乡愁未解脱，“城愁”已凸显：如何相看两不厌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等不到归来的黄鹤，但“乡愁”一词抒发的内涵是确定的，关键词基本界定清楚：日暮而不是日出，烟波而不是雾霾，江河而不是臭水沟。

        古典农业社会中，人的乡愁和城市没有太大关系。彼时的乡愁大抵是怀才不遇的流荡，以及战争带来的背井离乡和乡土难返。中华文明上几次大的民族南迁，增加了乡愁的离恨程度，战争甚至让一个家族无法返乡，从一个“异乡客”成了“本地人”。

        只有离乡才可能出现乡愁。现代的乡愁，从工业化以及人口集聚的城市化开始，过去随时可能返回的家乡，消失在现代化社会的大结构背景当中。可大多数“乡愁感慨”，是具有城市空间生存经历的人发出的；绝大多数想逃离乡村而获得城市生存机会的人，对乡愁的认同可能完全不是同一个方向，甚至可能是“城愁”。我们在许多外来流动人口调查中发现，他们发愁的是“工作好不好找，工资高不高，孩子读书有没有地方，房租高不高”，甚至“有没有可能让孩子有城市户口可以考大学”，再或者 “能不能买得起房子”，等等。

        一些沿海地区，城市化蔓延到乡村，农民享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土地升值使得他们不愿意丢弃农村的宅基地，开始得意其乡间周围的“青山绿水”，乡愁才因此具有现代的“吸引力”。这和传统的所谓“恋乡”也不是同一个方向。

        对传统乡村扬弃的是农民自己。这一行为之所以成为可能，依然是城市空间的膨胀。对中国乡村的改造，无法回避地方政府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带来的冲击。为了获取工业发展和土地升值，城镇化速度被人为加快了，但乡村的“被抛弃”，主要动力仍是农民自己。农民是一个精明的利己主义者，算得清楚“生活账和经济账”。一个所谓为谁保留乡村原貌的争论，事实上对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和大多数农民而言，毫无意义。这一对乡村的“抛弃”，背后是市场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强大之手”。

        少数的“恋乡者”，是对城市生活有点厌倦的城里人和乡村的淡薄者。在许多沿海区域，城里人重新返乡租住或购买农民房，类似“瓦尔登湖”的消遣，但与城市完全割裂是不可能的。一些仍然留守此地的农民对此十分欢迎，浙江杭州附近的桐庐甚至开发了“牛栏咖啡”、“猪圈茶馆”，生意居然好得很！过去梁漱溟先生曾坚持认为，都市虽然可以成为政治经济中心，但社会重建的基础却应该落在乡村上，即“从乡村入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们是要将社会的重心（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等等）都放在乡村……乡村越发达，都市也越发达。”这一判断恐怕已失却了时间节点上的意义，当初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清河实验区”与“乡村试验”，也无法抵挡农民的政治运动对乡村结构的改变。

        离乡无法返乡，使乡愁成了一个难解的现代化命题。乡村衰败似乎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当城市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的时候，乡村被边缘化了。欧美先发地区的乡村，也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体，城乡难分。

        沿海地区的蔓延式城市化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呢？村村通公路，听上去很美，但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对环境的破坏是惊人的。当许多青壮年逐渐离乡，广大乡村的“现代化”，有多少意义？浙江许多山村都按照要求，设置了健身器材，但村里却剩下“几个老人和几只狗”了，其他许多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多的中西部村庄也是如此。农民考虑不了那么长远的事，几百年后的事，或许自然科学可以预测，社会科学都预测不了。中国的城市化，无法摆脱很多严峻的约束条件。

        乡村的衰败和城市的扩展，有一个人口转移的均衡点。每个国家均不相同，因为人口基数和工业化水平都不一样，国土面积也不一样。如果以日本为参照系，中国所有人都可以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如果以北欧为参照系，中国的城市实在是多得很。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所有中国人都居住在“东部沿海大都市带”里、整个中西部变成一个“国家公园”的城乡格局。

        人口均衡肯定是一个动态的均衡，它受制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工业转移趋势，加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以及城乡的生活成本和收益等。但无论如何，政府不要再火上浇油，而要尊重社会的冷静发展，否则，盲目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带来的不仅是“乡愁”，而是“乡恨”丛生。

        城市生活可以很有序，但要认为它很美好，这在现代工业社会恐怕是一种奢想：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已经经典地揭示了这一幻想是如何被工业化现实丢弃的。我们现代肯定厌倦了“一眼望去，烟囱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图景，但“到处都是亭台楼阁，红瓦白墙”的城市也基本已消失殆尽，我们只保留着一些依靠市场力量“延续”的“仿古小镇”，依靠现代城市人不断发掘的“传统小镇”。但现代城市生活不能成为“城愁”，否则，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相比，真的一点后发优势也没有了。

        我们都看过《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该批评的也批评了，但城市的“邻里生活”如何维持，如何在人口流动的基础上“再造社区”，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未来的城市发展，能不能多一点精力，反观其内部生活空间建设的精细度，打造现代城市中各种人群有可能进行持续社会融合的空间？也许成败在此一举。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充满了“城恨”的人口大集聚，与一个充满了“乡愁”的乡村大衰败。

        实际上，乡村还能不能承担诗情画意的“乡愁”呢？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城市周围的乡村，水土受到严重污染，空气中也充满了经久不散的一团雾霾——而不是薄薄的一层雾霭。一些工业化基本成型的沿海地区，通过自发的工业转移，开始了环境恢复运动，取而代之的是污染的梯度转移。关于污染代价的争论，又不断陷入是“发展成本问题”，还是“走工业化老路的问题”，甚至上升到关于体制优势的争论。毫无疑问，随着挖土机不断开进封闭的深山，边远山城不断增加大工程项目，环境置换空间逐步减小。在环境面前，所有人都面临一个接受和承受的问题：当下发展路径若持续，能否承受？发展路径若转型，能否接受相应的失落？这样看，某种意义上，近段时间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和科技发展关系不大。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注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摆脱“雾霾城市”，我们又能否接受一个笼罩在雾霾中的乡村呢？

        蔓延在城乡的空气水土污染，似乎是一个无法下手的、肚皮上都长刺的“刺猬”，每一个切入点似乎都无力。我们曾经向有关部门提过关于城市雾霾治理的国际经验的建议，也得到有关领导重视，有关职能部门派人进行了解。来谈的官员态度诚恳，言辞切切，最后摆明了一个态度：雾霾是我们这个部门能管的事情吗？这应该是一把手亲自抓！当然，它也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事情，这应该是中国整体抓。如果所有需要亲自抓的事情，都是“老、大、难”的问题，它就成了“国愁”。

        另一个造成乡愁的原因是，传统文化的消失。这是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民族必然面临的困境。什么是传统文化，似乎很难界定。比如山东菏泽一些地区还保留大年初一磕头的习惯，不是对逝去的祖先，而是对所有长辈。这是陋习还是传统？随着现代的人口流动，市场经济意识普及，乡村逐渐变得经济化，人们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人情脉脉的乡村温情在消解，不过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这一趋势的推进者。是否存在一个温情脉脉的“故乡”？每个拥有儿时乡村生活无忧无虑的记忆的人，是否如同闰土一般无法面对长大后的生活重压？在很大程度上，对乡愁的寄托，许多时候是自我失落的镜像。

        当然，在代际转换中，农村教育越来越被城市抛在后面，简单劳动力的再生产似乎成了大多数农民与农民工的宿命。频繁的劳动关系更换，居住空间的不断转移，子女教育的父母缺失，都造成了乡村“文化和教育缺失”无可奈何的切肤之痛。但是，真正缺失的，也许不仅是教育中的知识，而是家庭、人伦和道德的传承。

        一个越来越突出的对比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家族文化越彰显，知识也越得到重视；而经济落后的地方，越来越觉得“知识改变命运”的大门变窄。如果人们怀念乡村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技能，乡愁则会更浓。不过，传统生产和生活技能逐渐被现代生产方式瓦解，即使所谓保存，也是经过改造的“橱窗传统”：最大限度地满足游客的观光和好奇心。

        “乡愁”还未解脱，“城愁”就已凸显。现代处境中的人心安排和社会建制已使得这一议题成为一个无法回复的命题。梁漱溟先生说的“乡村越发达，都市也越发达”，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期望。费孝通先生半个世纪前的判断——城镇成为乡村和城市的现代桥梁，带动中国特有的、自然发育的城市化进程，在市场经济下强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自主性——看起来仍然很有道理。其中，国家的战略规划推进的意识强弱，市场动力蔓延的幅度，以及个人权利的维护，都构成了“乡愁”与“城愁”之间的核心要素。

        只要现代化持续，乡愁就是一个内生性的命题，除却情感外，尊重规律而不是创造规律，理解人的流动而不是强制人的空间锁定，恐怕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路径。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较为合理的现代化，都需要城市和乡村的“相看两不厌”——城市需要乡村的恬淡和舒缓，乡村需要城市的集聚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