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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建筑师”才是对林徽因的终极定义

2021-06-15 20:1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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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是20世纪中国著名女性建筑师林徽因117周年诞辰。

1929年，梁思成、林徽因测绘沈阳北陵。林洙提供

从少女时期和建筑结下缘分，到最后和爱人一起确立毕生的学习方向，林徽因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建筑事业。1934年，时年30岁的林徽因指出，中国建筑的真髓在于用斗栱的构架。她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写道：“斗栱不惟是中国建筑独有的一个部分，而且在后来还成为中国建筑独有的一种制度。就我们所知，至迟自宋始，斗栱就有了一定的大小权衡；以斗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栔”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极相类似。”

在林徽因女士生日这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军老师的著作《历史的峡口》中的相关篇章，了解林徽因、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历史方位。

中国建筑之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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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文

本文为节选，原载于《历史的峡口》

中信出版社，2015年

王军

新华社高级记者，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北京市第十一届政协特邀委员，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他先后策划“梁思成建筑设计双年展”（2001年）、“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2003年），发起“北京建筑文化周”（2004年），参展法国波尔多“东西北南”艺术展（2004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2005年）、荷兰“当代中国”展（2006年）；应邀在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全美规划大会、美国规划协会总部、康乃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布莱恩特大学发表学术演讲。2008年8月，应上海世博局之邀，为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提交展陈学术方案；2009年4月，应邀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共政策问题，为中央党校市长班授课。

在林徽因（1904—1955年）的墓碑上，夫君梁思成（1901—1972年）刻下铭文——建筑师林徽因墓。

其实，这位传奇女性还可以拥有更多“名号”。

1930年，她与梁思成一同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携手调查古代建筑，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发现了唐代木构佛光寺东大殿——可以称她是建筑史学家；

她与梁思成先后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中国建设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可以称她是建筑教育家；

她致力于景泰蓝工艺的抢救、建筑彩画的研究，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雕饰图案设计——可以称她是美术家；

她还是诗人、作家、舞台美术设计师……

可是，在她的墓碑上，梁思成只为她冠以“建筑师”三字。

林徽因像。张文朴提供

作为建筑师，林徽因的作品屈指可数，能够确信经她手笔的是：1929年建成的她与梁思成合作设计的位于锦州的东北交通大学校舍；1932年建成的她与梁思成、陈植（1902—2001年）、童寯（1900—1983年）合作设计的吉林大学校舍；1936年至1937年建成的她与梁思成合作设计的北京大学地质馆、学生宿舍；1939年至1940年，在抗日流亡中，她与梁思成在昆明龙头村为自己的家修建的寒舍。

她身逢乱世，体弱多病，专注于研究与写作，没有太多机会承揽设计。可是，为什么在热爱她的夫君眼中，“建筑师”才是对她的终极定义？

一则史料为此写下注脚。

1932年7月，梁思成给“九·一八事变”后流亡至上海的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写去一信，有言曰：“你们的业是什么，你们的业就是建筑师的业，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的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的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所以，你们的问题是十分的繁难，你们的责任是十分的重大”，“你们创造力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建筑’，不只是建筑，我们换一句话，可以说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

梁思成与林徽因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成为并造就在这个意义上的建筑师；他们探索中国建筑史也是怀着建设的愿景，希望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梁思成心中，林徽因是一名真正的建筑师，以“建筑师”来概括她的一生，才恰如其分。

也正是在梁思成为“建筑师”写下如上定义的1932年，年仅28岁的林徽因在学术界第一次登场，即以一篇《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完成了“文化的记录”的一次跨跃。

中国建筑之新生

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之第一图。(来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重印本，2006年)

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林徽因指出，中国建筑所用的原则是“架构制”（Framing System），这种结构法贯通功能与形式，有很大的优点：

中国“架构制”与别种制度（如高矗式之“砌栱制”，或西欧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倚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Bearing wall），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架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壮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如城楼等建筑），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一门屏窗牗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以前，室内已有极充分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

她进一步指出：

独有中国建筑敢袒露所有结构部分，毫无畏缩遮掩的习惯，大者如梁，如椽，如梁头，如屋脊，小者如钉，如合叶，如箍头，莫不全数呈露外部，或略加雕饰，或布置成纹，使转成一种点缀。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这个特征在历史上，除西方高矗式建筑外，惟有中国建筑有此优点。

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中，梁思成亦指出：“这些殿堂的根本结构法是用木房架”，“方法是以木做房架，成为骨干，然后将墙壁窗牖望板顶瓦等加上。若没有木架骨干，便不能产生这种特征。中国建筑的特征，就完全是这材料及其结构法的结果”。

中国建筑与欧洲歌特式（即高矗式）建筑皆采用框架结构法，此法正是钢筋混凝土技术产生之后，现代建筑通行之道，这让梁思成、林徽因有信心为中国建筑求一个未来。

林徽因《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之第二图。(来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重印本，2006年)

林徽因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中认为，中国建筑存在几个弱点，诸如梁料太费、不明了横梁载重的力量只与梁高成正比例、不善用三角形、地基太浅等，“好在这几个缺点，在新建筑师的手里，并不成难题。我们只怕不了解，了解之后，要去避免或纠正是很容易的。”

她指出的这些弱点，多是当时她所了解的清式建筑问题。林文刊出之后，1932年4月，梁思成调查蓟县独乐寺，发现这处辽代建筑山门之檐栿、平梁，高宽比皆近二比一，在力学与经济方面最为合理，远胜清式之五比四或六比五，并理解了《营造法式》之“一材”，既以其广（高度）为度量单位，也是一种断面范式（高宽比为三比二），甚合力学与经济理念；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发现山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唐构，得见脊槫之下以纯粹三角形支撑的叉手之制。这些后续发现，或能为林文再添注脚乃至修正。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之“辽宋清梁横断面比较”图。(来源:《中国营造学社汇刊》重印本，2006年)

佛光寺东大殿叉手。梁思成摄于1937年。(来源: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1984)

但这并不妨碍林徽因在1932年3月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或“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求。若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建筑等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垒砌制，致多墙壁而少窗牖。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与梁思成、林徽因分享这一理念的，是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首都计划顾问的美国建筑师茂飞（Henry K. Murphy, 1877—1954年）。

在他纽约的办公室里，1901年伊东忠太一行调查紫禁城的图录是案上之物，这使他能够在1913年，未踏上中国土地时，以中国北方官式建筑风格设计湖南长沙雅礼大学（Yale-in-China），并以混凝土技术建造。

1914年，茂飞来到中国，首次参观故宫即被震撼。“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群，如此庄严与辉煌为他城他国所未见。”他说，“古代中国有着世界上伟大的建筑风格之一，面对古典及哥特式建筑已被证明的适应性——能够满足现代科学规划与建设的需要，我感到否认中国建筑存在相似的适应性就不合逻辑了。”

茂飞看到的，也正是中国建筑之框架结构法与哥特式建筑一样，与现代建筑相通。他后来设计了福州协和大学（1918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18—1923年）、北京燕京大学（1919—1926年）等中国固有形式之新建筑，试图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技术之间获得平衡，成为他所言“中国建筑复兴”（Chinese Architectural Renaissance）的领潮者。

“对于新建筑有真正认识的人，都应知道现代最新的构架法，与中国固有建筑的构架法，所用材料虽不同，基本原则却是一样——都是先立骨架，次加墙壁的。”1935年，梁思成在《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言中写道，“因为原则的相同，‘国际式’建筑有许多部分便酷类中国（或东方）形式。这并不是他们故意抄袭我们的形式，乃因结构使然。同时我们若是回顾到我们古代遗物，它们的每个部分莫不是内部结构坦率的表现，正合乎今日建筑设计人所崇尚的途径。这样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艺术，竟融洽类似，在文化史中确是有趣的现象；这正该是中国建筑因新科学、材料、结构，而又强旺更生的时期，值得许多建筑家注意的。”

基于这样的理念，1950年初，梁思成与陈占祥（1916—2001年）以现代建筑形式，设计了他们所理想的北京西郊中央行政区建筑。可是，新中国的领导者否定了“梁陈方案”，规模庞大的中央机构被计划安插在紫禁城周围建设。

为保持北京旧城平缓开阔的轮廓线，梁思成退而求其次，提出这些新建筑不得超过三层。苏联专家组组长阿布拉莫夫反击他：“我相信人民中国的新的技术能建筑很高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建筑将永久证明人民民主国家的成就。”

眼看高层大厦在故宫附近建设，梁思成又退一步，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全旧城，遂绘制两张有着中国传统屋顶的高层建筑想像图以作示范。

病重中的林徽因亦无奈地表示：“照旧样子可以保险，不会破坏了过去已有的体形，新的弄不好就难免了。”

彼时，在苏联专家的要求下，民族形式建筑风格被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执行；在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热潮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最高指示，亦为梁思成、林徽因服膺，他们加入到民族形式的倡导中来。

可是，1955年初，风云突变。“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在这样的判词之下，“对以梁思成为首的复古主义建筑理论的批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