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来许多“大屋顶”：1930年代席卷沪宁的“最炫民族风”

        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十来年间，中国建筑界曾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形式复古运动。因为这场运动中的一份著名的规划——《首都计划》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当尽量采用”，所以又被称为“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

        这场运动的两大中心城市——南京和上海，至今仍保留了许多带有鲜明“中国固有之形式”特色的历史建筑。

中山陵开启建筑界的“大屋顶模式”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灵柩暂厝香山碧云寺。依照孙中山生前希望葬于南京紫金山的遗愿，国民党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负责南京紫金山陵墓的修造工作。

        当时的中国，包括南京在内的大半山河还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国民政府尚不过是据于岭南的地方政权。但雄心勃勃的国民党人，已经计划在中山陵工程上大展拳脚，并寄望通过这一纪念建筑的设计、建造和孙中山的葬事活动，向世人大张旗鼓地宣传国民党的政治和文化主张。而始于1925年的中山陵工程，也成为了“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起点。

        

        葬事筹备处1925年5月向社会公开发布了《孙中山先生陵墓建筑悬奖征求图案条例》，面向全球征集中山陵建筑设计方案。并明确提出：“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或根据中国建筑精神特创新格亦可”。最终在全部应征的40余件方案中，筹备处选定了获得头奖的吕彦直建筑师的方案。

        为了体现“中国古式”，在中山陵的设计方案中吕彦直借用了明清帝王陵的许多元素。如博爱坊、“天下为公”陵门、碑亭等建筑，显然脱胎于明清帝王陵的一些建筑形式。而陵墓主体建筑——祭堂的立面构图则可以看出西方古典建筑构图法的影子，甚至可以从美国某些大型公共纪念建筑中找到其设计灵感的原型（赖德霖：《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设计》）。祭堂后方开放的墓室和环形下沉式墓塘，更是迥异于中国传统坟墓建筑，显然移植自西方建筑。

        

落成之初的中山陵碑亭

        

落成之初的中山陵陵门

        评判专家之一，著名土木工程专家凌鸿勋，在其后发表的评判报告中，对于他所理解的中山陵建筑设计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归纳：“采用国粹之美术，施以最新建筑之原理，巩固宏壮，兼而有之”。所谓“国粹之美术”，自然是指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而“最新建筑之原理”，则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建筑新材料和新结构。他认为结合这两者，便可以“巩固宏壮，兼而有之”，实现坚固、适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这也成为“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核心理论。

        中山陵既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更是一个精彩的开端。就在中山陵落成前不久，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开始实行“训政”，在文化领域，则开始推行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轰轰烈烈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也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造“顶”高峰：“古代宫殿”席卷沪宁

        作为国民党政权新首都的南京，很快迎来了一份由几个美国人主导的规划，即著名的《首都计划》。

        《首都计划》在建筑风格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应极力推广“中国固有之形式”，尤其是作为首都将要建设的中央官署建筑，“宜尽量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宫殿之优点，务当一一施用”。在这里，“中国固有之形式”几乎和“古代宫殿”画上了等号。

        循着这一思路和原则，南京在随后数年间陆续兴建了一系列“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大屋顶建筑，如铁道部、交通部、小红山官邸、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等。

        

南京小红山官邸（美龄宫）

       

中央研究院

        铁道部是这批大屋顶建筑中兴建较早的案例。该建筑群位于南京中山北路，由范文照建筑师设计，1930年5月竣工。

        作为建筑主体的办公大楼为中央三层主楼，两侧二层附楼的三栋连体建筑。主楼为重檐庑殿顶，附楼为单檐歇山顶，主楼大门前另有一歇山顶抱厦，全部大屋顶屋面皆覆琉璃瓦，而整栋大楼的细节装饰，也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如斗栱、额枋等处皆饰以彩绘，门窗造型亦古香古色。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曾入驻此楼。

        

国民政府铁道部（抗战后为行政院）

       

落成之初的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这是南京大屋顶浪潮后期的代表作品。该处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另一主要阵地在上海。相应的，上海制定了《大上海计划》，拟避开老城和租界，在黄浦江下游的江湾地区兴建上海新城区，并对核心区征集了设计方案。

        江湾核心区为一个十字形平面布局，实际建成的主要建筑包括居中的上海市政府大楼（今上海体育学院行政楼）和东西两侧的上海市博物馆及图书馆（今长海医院内）等。市政府大楼是上海近代最宏伟的宫殿式大屋顶建筑，大楼由歇山顶的主楼和庑殿顶的两翼组成，建筑的首层被做成了台基样式。

        对于这栋内外都堪称奢华的大楼的建筑风格，官方曾予以明确说明：“市政府为全市行政机关，中外观瞻所系，其建筑格式，应代表中国文化。采用他国建筑，何以崇国家之体制，而兴侨旅之观感？建筑式样为一国文化精神之所寄，故各国建筑，皆有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近来中国建筑，侵有欧美之趋势，应力加矫正，以尽提倡本国文化之责任。市政府建筑，采用中国格式，足示市民以矜式……”《中国建筑》杂志编辑也评论道：“上海市政府，为中外人士观瞻所系，故不厌其画栋雕梁，非敢踵事增华，欲坚社会之信仰也。”

        

        然而，这幢东西宽度近百米，在“中外观瞻”方面赚足了眼球的市政府大楼，却难掩其在建筑上的诸多失败之处。如为了凸显市政府大楼的中心地位，建筑体量必须十分宏伟，而市政府办公用房并不需要如此巨大的面积，于是食堂也被塞进了楼内。为了在外型上追求地道的古典样式，建筑外观与内部功能出现严重脱节，如每层楼的窗户造型各异，一层外观为台基，因而开窗只能细长狭小，顶层更是因为位于大屋顶檐下而只能在斗栱与斗栱之间开一些异形的小窗以勉强通风。

        这栋宏伟壮丽，极尽装饰之能事的政府大楼，造价自然极其不菲，耗资高达77万余元，单方有效建筑面积造价每平方米112.59元，这几乎是当时南京最豪华的首都饭店的两倍（邓庆坦：《中国近、现代建筑历史整合研究论纲》）。在国力贫弱的近代中国，斥巨资建造如此奢华而不切实用的政府办公楼，仅仅为了“中外观瞻”，实在不能不说是代价沉重。

        事实上，内忧外患的国民党当局，很快也的确无力再维持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屋顶运动了。从1935年前后开始，如铁道部、上海市政府这类纯粹的大屋顶建筑迅速减少，“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建筑风格也悄然发生变化。

        

两种尾声：大屋顶的去与留

        由于耗资巨大与不合实用，193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开始发生变化：纯粹的大屋顶明显减少，转而变成局部施用大屋顶，甚至全部改用平顶。如借鉴了北京钟鼓楼造型的上海博物馆和图书馆，仅在大楼中央布置了大屋顶阁楼，两翼主体建筑都是简洁的“方盒子”。而1934年在南京建成的外交部大楼，则更是完全改用了平顶。

        外交部大楼在1931年曾设计了宫殿式大屋顶的方案，但由于经费紧张，“为求紧缩起见”，这一方案被弃用，转而采用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重新设计的平顶方案。外交部大楼平面呈T字形，中央主楼高四层，两侧有三层的翼楼。整座建筑外观简洁，整体采用了现代主义的设计手法，而仅在细节装饰上运用中国元素，如檐口用琉璃砖施以简化的斗栱，入口处的门廊上饰有霸王拳造型等。

        

        1935年以后，大屋顶热潮明显降温。除外交部以外，南京的中央医院、国民大会堂、国立美术陈列馆，上海的中国航空协会陈列馆、中国银行总行等建筑都采用了简洁实用的新民族形式建筑。

        建成于1936年的国民大会堂从外观上看几乎只在檐部、额枋等处略施了传统建筑元素造型，整体上已经是一座现代主义建筑。作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礼堂，国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似乎也代表了建筑风格领域来自国民党当局官方的某种态度。

        甩开华而不实的大屋顶，向简洁实用的现代主义迈进，“固有形式”简化为细节层面的装饰，成为了1930年代后期“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尾声的主流。

        

国民大会堂

        

中央医院

        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始建，抗战胜利后完工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这是民国时期南京兴建的最后一栋纯粹的大屋顶建筑，不过这个大屋顶并不同于前述建筑风格，它别具一格地演绎了“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尾声的另一版本。

        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的最初设计方案为徐敬直建筑师设计的仿清式大屋顶，后来经过梁思成、刘敦桢两位顾问的建议和指导，整体建筑改为仿辽式大殿风格，特别是屋面、鸱吻、斗栱、柱子等造型，模仿了蓟县独乐寺山门。

        

原国立中央博物院人文馆

        

蓟县独乐寺山门

        在此之前，“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大屋顶几乎是清一色地模仿清代北京宫殿建筑的造型。这一方面是因为清代建筑遗存较多，便于仿照，另一方面也因为明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留存极少，相关研究更是空白。但就在“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风起云涌的同时，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1932年，梁思成考察河北蓟县的独乐寺，随后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确证独乐寺山门及观音阁是辽代建筑，这是当时已发现的中国最古老木结构建筑，其中山门的屋顶造型仍然是辽代风格，十分难得。

        梁思成在中央博物院设计方案上力主使用辽代风格，是因为他极为推崇中古时期中国木构建筑的结构和装饰特点。除了屋面平缓、出檐深远、斗栱硕大等建筑特色以外，最让梁思成欣赏的乃在于其所体现出的建筑结构的科学合理及其与外观造型的和谐统一，并认为这种内在建筑逻辑与现代建筑是契合的。无论梁的这一理论是否成立，这一辽代风格的大屋顶个案的确收到了好的效果。它呈现出疏朗简洁、优雅质朴的建筑美，与之前那些雕梁画栋的大屋顶颇为不同，体现出了中国本土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对“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发展。

就是爱复古：国人的“大屋顶”情结

        “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的民族建筑复古运动。但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建筑复古浪潮曾经数次来袭。

        在此之前，从清末到北洋时期在华基督教会所兴建的教堂、医院和学校中，许多都采用了中国民族形式（尽管其中许多显得不伦不类）。1950年代的中国大陆，在苏联的影响下，又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建筑思潮，涌现了一大批似曾相识的大屋顶建筑。尽管其后不久对于这种大屋顶浪潮曾有过批判，但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中仍出现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大屋顶案例。1990年代以来，北京又再出现了以北京西客站为代表的新大屋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屋顶显然仍具有难以抵挡的吸引力。

       

        在台湾地区，1960年代中后期当局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伴随这场运动而诞生的一大批标志性建筑，如圆山饭店、中国文化学院、中山楼、故宫博物院、忠烈祠、中正纪念堂等，也都是不同形式的大屋顶建筑，许多建筑给人的观感仿佛是1930年代南京的再现。

        这或许说明，1930年代“中国固有之形式”运动的悄然谢幕，更多是受到战争和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但通过建筑追求和弘扬民族主义的冲动，在国人心底并未真正消散。

        

台北中正纪念堂

        

台北“国家音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