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的“运动档案”：注定了的劫运，愈挣扎，愈深陷

【编者按】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在赵园先生看来，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可读性，值得品味：认为自己没有错， 就直说；想不通就是想不通，甚至忍不住反唇相讥。政治运动往往先“打态度”，无论是非对错。最要打的，或许就是聂的这种态度。同一时期的运动对象，写检查、交代已不免要刻意隐匿其“自我”，将自己的真实态度隐藏在规范化的文体形式中。聂绀弩未见得不想如此，他或许只是无从隐匿而已。当然这样说，更可能是以己度人：聂只是用了自己的方式写下去，没有盘算书写策略。这也更像聂。也因此他注定了要多吃点苦头，难得救赎。

        本文刊登于2015年3月号《书城》杂志，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标题为“读聂绀弩的‘运动档案’”。

        自二○○○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将作者的“运动档案”收入“外编”，出版界渐有此类文字刊行。二○○四年李辉自潘家园淘得的杜高档案，经“档主”同意出版（即《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后，如《聂绀弩全集》第十卷的《运动档案》，《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 不再作为“外编”。

        但虽以“运动档案”为题，却只是该人有关档案的一部分，或可曰“作者部分”、“个人部分”；此外尚应有“组织”——由单位党组织到司法机关，再到“文革”中群众组织——的那一部分，包括他人的检举揭发，“外调”搜集的材料； 倘有刑事档案，还包括审讯笔录、法院判决等。

        也因此作为“运动档案”是不完整的。杜高档案或许是罕有的例外。该档案因由单位的人事部门流出，故包括了“组织部分”，较能呈现“运动档案”的全貌； 却又因“档主”问题的大小，“案情”的轻重，不足以概其余。

        “运动档案”的个人部分，通常包括检查、交代、思想汇报等项内容。聂绀弩另有“刑事档案”，原政法界人士在《聂绀弩刑事档案》（署名寓真著）中，有部分摘引。

        历经诸种运动，检查、交代、思想汇报一类特殊文体，在无数人的运用中，已失却了语言特性，是一种足以令人麻木不仁、不动声色、毫无所谓“体温”的文字操作。你会发现，不同“作者”的此类文字，表述方式大同小异，以致千篇一律。其末流，更是相互拷贝，自我复制——审查者也未见得不知，彼此欺瞒、心照不宣罢了。

        在这种风气中，即一辈子掉弄笔杆的著名报人徐铸成， 其检查、交代也但求中式，不敢稍有溢出。由这类文字寻找作者“个人”，或非易事。至于高压下写检查、交代、汇报而仍有表情有口吻，令人想见“作者”的眉眼神态，就我阅读所及，要推聂绀弩、廖沫沙的相关文字。聂、廖系杂文家，又有非同于常人的心理素质（亦即抗压能力），及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在那年代，又有几人能在高压下保有幽默感的呢！由问世的“运动档案”间文体风格的差异，也可证即貌似“低头认罪”， 心态仍互有不同；纵然自污，亦有程度之别。甚至有严守底线，力避自诬、自污者， 坚持只说事实，不自我评论：如收入廖沫沙《瓮中杂俎》的部分文字。

        聂绀弩“运动档案”所收文字，起止时间为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集中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其“肃反”中的检查、交代，表情就不无生动，或也因写在所受第一轮打击中，尚未失去对“书写”这种行为的郑重。到了“文革”，“老运动员” 们渐有游戏态度，不难作诚恳状，将这种文体的表演性发挥到了极至。那时的聂， 已在狱中。被摘引进《聂绀弩刑事档案》中的，多为审讯笔录。至于奉狱方命令而作的“学习心得”，留待下文再说。

        聂绀弩的“运动档案”，至今仍然有相当的可读性，值得品味。认为自己没有错， 就直说；想不通就是想不通，甚至忍不住反唇相讥。政治运动往往先“打态度”，无论是非对错。最要打的，或许就是聂的这种态度。同一时期的运动对象，写检查、交代已不免要刻意隐匿其“自我”，将自己的真实态度隐藏在规范化的文体形式中。

        聂绀弩未见得不想如此，他或许只是无从隐匿而已。当然这样说，更可能是以己度人：聂只是用了自己的方式写下去，没有盘算书写策略。这也更像聂。也因此他注定了要多吃点苦头，难得救赎。

        收入“运动档案”的聂写于一九五四年五月的第一篇检查，一上来就说自己“从来没有领袖欲、首长欲、权位野心之类。更没有用欺世盗名的手段或其他阴谋诡计在党内党外捞一把的行为或思想。”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你大可相信这是真的。只不过由运动组织者的经验看，以聂的资历、能力而“从来没有……”不免反常，可疑。凡反常、可疑者，都有异端的气味。

        同篇接下来第二条，又是“从来没有”。这种“检查”的不合规格，显而易见。而收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写于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检查”，即中规中矩，俨然训练有素。徐没有根据地的革命经历，却能无师自通，熟练地操作此类文体—当年的知识人中，有此才能者似也不乏其人。而聂绀弩却直至一九五七年， 仅有些微的长进，不能不属另类、怪物。

        他的那些“从来没有”，无不是大实话；自画像所画，确实是聂，是聂之为聂，却势必不为主持运动者采信。他承认“有”的，除“对政治关心不够”之外，如“对领导不主动接近”，不习惯“集体生活”，也无非实话实说，却肯定会被指为避重就轻。次年的“肃反”中，他坚称与胡风没有“政治关系”，表示“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正式的政治组织”（《历史材料重写》），也都是实话；尤其后一句，是绝不该说的实话。直至组织已向群众宣布其“停职反省”，要重新审查其历史，他还一脸无辜地说，自己与胡风之间“究竟有什么呢，一点也想不起来”（《补充材料》）。他指望了解自己历史的“组织”为其解套。

        到了一九五六年，还在《致党支部的信》中说，别人都认为他“有什么没有交代”，他则是“没有东西可交代”。他略有点负气地说，与其像现在这样百口莫辩、不能取信于人，“反而不如真正的特务分子，不如早做特务，今天可有彻底、老实的资本！”这时的聂，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承认自己是“暗藏得最严密（即不自觉）的反革命”（《对于反省的看法》）。“怀疑对象”，是一种暧昧的处境。一日不澄清，即一日在“妾身未分明”的暧昧中。聂绀弩就此实实在在地陷入了卡夫卡小说式的诡异之境。

        一九五六年五月《对支部大会决定的意见》，开头说：“支部大会决定开除我，我认为是正确的。”以下却依然推敲字句，指出组织决定与事实的出入：一些关系到问题性质的出入。接受处分，但不接受不实的指控。而且并非事后的申诉，因为聂绀弩在一再的交代中，已将事实陈述得很清楚，只不过组织另有理解而已。即使没有根据地的运动经历，他也洞悉了运动语境下的心理的扭曲。

        他说，在群众揭发的情况下，“打得怎么重就怎么好”，“而越是平时接近的人就打得越多越重”；同一句话， 关键的“一两个字或态度的庄谐、语气的正反、声音高低有所不同”，就改变了话的意义（同上）。不止实与不实，且有在“揭发” 这种特殊情境中理解、解释的偏差，以至有意误解、过度诠释。他坚持要求区分情况， 厘清责任，而不像“文革”中的被整者，在“群众专政”的压力下，不得不照单全收。

        上文说过，检查、交代在“文革”中， 渐成纯粹的文字操练，“肃反”时的聂绀弩尚没有沾染这种油滑。他的反省，说得上掏心掏肺，一心要取信于组织。也因而会用了向组织谈心的态度；正因相信组织对自己的了解，即令涉及严重的话题，也像是语气随便，虽则内心认真、恳切。绝无道学气的聂，面对“礼法士”，注定了没有沟通之可能；在当时及此后的日子里，只能自说自话，忍受审查者的怀疑、批判者的斥骂。

        但反复的明示暗示，对他也非全然无效。即使“一点也想不起来”，他也仍会在同一份材料中，说自己“反省了许多天”， 终于“反省出一点道理”，即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胡风分子，比任何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一点”（《补充材料》）。这在聂， 又非皮里阳秋。只不过反省出的这点“道理”，不可能真正说服他自己罢了。这种“改造”之失败，也在一旦压力解除，即回复其故我，十几年只如一梦。

        几年后的“反右”中，为剖白自己无他，聂绀弩呈交了自己批判“右派言论”的未刊文字（“残稿”），文字间却仍然透露出不同于时论的犀利洞见。批储安平的“党天下”，他说“这是有功臣思想或特权思想的人所应触目惊心的”，而储无非是想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接下来的批判，反不如上述文字有力。即如他批判道： “不但在一国之内，就是在各个国家，在全世界，也一定有一个时期，只有一个党— 天下（世界）党。”（同上）这种强词夺理的文章，教他如何做得下去。

        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最后全面检查材料》中， 他承认自己不能无论何种场合“都全心全意、死心塌地地相信党的正确”。“反右”中再次陷落，他不得不贬低自己，说“认为党也会犯错误，也有黑暗”，就是“反党”（《检讨》）；而“反领导”—包括“反”具体单位的领导如王任叔—即“分裂主义”（同上）。

        但违心之论，终不是聂所能泰然而发的，也因此难有精彩——或也是某篇文稿所以不能终篇，只能为“残稿”。那一套流行的逻辑，先就不能使他自己信服。这也是聂绀弩宿命的悲剧。聂以资深党员而被以异端视之，良有以也。

        “肃反”、“反右”期间，聂绀弩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也曾逐步升级。是逐步，远不能一步到位。一九五五年年底的《检讨》中，使用了“和反革命的关系”、“反党反革命的言论”、“反组织、反党的工作态度”等一套流行的说法（《检讨》）。他描述自己的思想过程，说那些材料涉及的每一件事，对于自己“都是一顿鞭打”，使自己“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起了变化，彻夜彻夜失眠，几乎要淹死在自己流的汗里”（同上）。你不能想象聂的如上描述毫无诚意。纵然如此，不能承认的，也依旧拒不承认，如不能承认自己是特务（《回溯我和康、谷的关系》）。

        聂的“认罪”的不能彻底，也因他不能说服自己，而非蓄意顽抗。还应当说，聂绀弩的“反右”中的“右派言论”，“文革” 中的“现行反革命言论”（尤其后者），多属私下里的议论。以私下的言论入罪，聂绀弩并非没有异议。由上文所引他的《最后全面检查材料》中，就不难察见端倪。在那篇文字中，聂说：“对于人民民主专政，哪怕是极微小的一点损害，哪怕只是在家里和几个人口头上说说，也是于资产阶级乃至帝国主义有利的”—他真的相信？

        聂绀弩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的检查、交代，虽有申辩，更是向着组织的陈情；纵然不中式，也曾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唯恐心迹不明。到了一九七三年在狱中奉命写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小结，心情已大为不同。

        该篇先是说以囚徒比之“南京政府”，未免拟于不伦，驴唇不对马嘴；“既已在押，也势难乱说乱动，不易发生什么‘向何处去’的问题”；结论是，“到何处去呢？哪里也不去，在监号”（引自寓真《聂绀弩刑事档案》）。逻辑、表述均无可挑剔，行文老辣，笔有藏锋，那种不形诸笔墨的挑战性，想必要令监狱当局哭笑不得的吧。那年头，勒令“革命对象”以至在押人犯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易地皆然，少有人敢于指其荒谬。

        或许唯聂绀弩，才能写出那样的“心得体会”，改造了若干年又羁押了近八年之后，精悍之气依然溢出文字间。由聂奉命所作流行文体读出的，还是当年那个杂文家的面目。当然也要说，一九七三年已是“文革”后期，即使狱囚，心理状态也有了不同。

        聂绀弩说自己“出奇地不懂政治”（《对于反省的看法》）；当然是某种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的“政治”。因聂绀弩至少由一九二二年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起，从事的大部为政治或准政治活动。一九五四年写《个人主义初步检查》的聂绀弩，已有二十年党龄，却并不被认为是“自己人”。聂是党内少见的有名士习癖的老党员。其名士习癖首先表现在缺乏“组织观念”，不适应领导/ 被领导的关系； 既“不尊重领导”，也不能、不愿领导别人， 所谓“既不能令，也不受命”。当然，不能适应“被领导”才是致命的。聂绀弩对此很明白（参看其《检讨》）。他承认自己“对领导不尊重不爱护”，却漏掉了更要害的，即“不服从”，“不无条件地服从”。有此诸“不”，即“反组织”、“反党”（同上）。

        除了“对领导不主动接近”，不习惯“集体生活”外，其名士气还表现在不能“规规矩矩、一板一眼”地工作（《历史材料重写》）。他的那种不拘小节，径情直行，那种无损大节的灵活性，诸种“无心之过”，不难被指为“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与那一时期组织的要求不相容。其人多智亦不免偶尔用智，不难于行权，也就经不起专案人员的穷究与“革命群众”的盘查，是供人“锻炼周纳” 的绝好材料。

        当时“革命群众”受的是非红即黑（或白）的历史教育，青少年接受的是脸谱化的革命文艺的影响。在由群众到司法当局普遍的无知的包围中，聂对其历史的叙述，更像是天方夜谭。批判、审查者不承认其所谓的“私人关系”，务将其私人关系政治化。这也是他们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所能理解的“关系”。但聂在这一点上拒绝配合，说倘若自己承认与康泽的政治关系“就什么都可理解了”。

        但他不能。他说自己坚信党不容许自己“把本来没有做过的事说是做了的”（《致陈克寒、戈矛的信》，按，戈矛即徐光霄）。自我辩护其不是特务，语气坚决（同上）。用了反讽的方式，说自己“这个特务不隐瞒他的特务关系，相反地几乎逢人便讲。讲得周总理、徐冰同志以及凡和他接近过的同志都知道。今天引起怀疑，追本穷源，是这个不知政治斗争为何物的傻瓜自己说的”（同上）。

        追逼之下，由“私人关系”检查到自己的“反革命根性”或“反革命阶级根性” （《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上纲到“简直就是投敌分子”（同上），系由客观效果言，仍坚不承认与康泽、谷正纲乃“政治关系”。承认“根性”，也意在说明自己“一点主观上的反党反革命的意思都没有” （《三十万字和猖狂发言》）。他的这层自我防护不突破，即无过关的可能。当时流行的主客观统一论，必不容聂由此逃遁。运动尚未过去，聂就在交代材料中说，“我总以为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一定会发现许多怪人怪事。我不相信荒谬的人只有我一个”（《叫回来为什么不回来？》）。

        聂的个人历史，超出了其时“群众”的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尽管他的个人历史当年的中共高层很清楚，且曾经想利用其关系开展对敌工作；当聂陷入百口莫辩的苦境后，却无人为其澄清。聂绀弩丰富到惊人的个人履历，本有可能是他独拥的财富，却终于成为他的梦魇：被迫一再“交代”、“补充”、“重写”、“交代再补充”，没完没了。同样的内容反复交代，更像是在蓄意折腾，使无宁日。

        聂的参加革命，固然出于真实的意愿， 由事后的结果看，是否也如瞿秋白的充任共产党领袖，同属“历史的误会”？聂绀弩以至如郁达夫，都像是某种误入“现代”的古人，偏又遭逢革命，却不改本性，令人看得怪异。当然，郁达夫较聂又有不同。郁对左翼文艺运动卷入本不深；对自己的不合时宜处，比之于聂，更多几分清醒。但聂也唯其是聂，才有其奇特诡异的命运， 成其为异数，否则不过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文人而已。

        聂在检查、交代中，一再提及所受《庄子》的影响，也是老老实实的话。他的神情意态、行事风格，确也令人约略看出那个漆园吏的影子。因有这“影响”，聂才更是聂，不致被错认。当代中国，卷在大时代中与政治撕扯不开而竟近《庄子》，也不能不是一奇。他的写于一九五八年记一九三三年在日本东京被关押的往事的《槛房杂记》，以及写于一九八一年的《怀监狱》（均收入《聂绀弩全集》第四卷），均堪称奇文；以“通脱”、“超然”之类滥调说这类文字，怕是将聂说浅了。一九五七年后、“文革”期间辗转劳改地及多处监狱、看守所，如此严酷的境遇中，支持聂绀弩的与其说是某种信条，不如说是他一再检讨受其影响的《庄子》，那种面对世界的《庄子》式的态度。

        聂绀弩属于那种纵然搞政治也绝不可能成为政客的一类。以一介书生—且是有名士脾气的书生—陷入政治之泥淖，其遭遇不能不令人称奇。朱正引聂与谷正纲的一段对话，最是聂的神情（参看朱正《聂绀弩的“运动档案”》一文，收入《那时多少豪杰》。朱正所引，或据聂绀弩一九五五年所写《我和反革命的关系及其危害性》）。谷正纲一流人物或因了聂的天真而一笑置之，而审讯聂的办案者却是没有这份幽默感。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人生故事，只能是聂绀弩的。注定了的劫运，愈挣扎，愈深陷。曾在白色恐怖下与他为同志的高层人士不施援手，最终却赖某司法界的侠女捞他出狱，岂不也是一奇？

        一九五七年“反右”中他交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曾有人对他说，大家为他惋惜，认为他要走的路，至少他“这一辈子走不通的”（《从改组派说到画册》）。倘那些人尚在，是否会得意于自己的先见之明？ 对于聂绀弩，追悼会上挽联所称“铮铮铁骨，凛凛正气”，尚不足以刻画；“赤子情怀”庶几近之，仍不甚贴切。要怎样的人， 才不见容于他本人亲手参与创建的社会， 经历如聂那样荒诞的人生？

        二十世纪的中国，聂绀弩堪称奇人亦畸人，像是偶尔由某处坠落斯世，也像是造化存心弄人。经了几十年的折腾，已绝将绝的人物，自不止聂绀弩，聂绀弩却肯定在其中。

        有上述经历的聂绀弩自然未尽其才。“肃反”之前，聂绀弩的古典小说研究的积累已相当可观（参看《聂绀弩生平年表》）。一九五四年的聂绀弩，向组织表明心愿， 说自己“想当职业作家或专研马列主义” （《个人主义初步检查》）。一九五五年底“肃反”临近结束时，又说自己彼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较有能力从事于研究和写作”，也“真有多少东西可写”（《检讨》）， 近乎恳请。

        聂写在当时的《愿意或能够做什么工作》一文，未知是答复“组织”问卷，还是主动表白。该文说自己想从事俄文翻译，想写一部中国小说史，想研究《随园诗话》，想完成《水浒》的研究，想写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专书；“还有别的野心”， 即研究马列主义。“反右”临近结束，他还不识相地谈到自己研究古典小说的大计划，说自己志在做“专家”（《检讨》）。

        上述表白与他当时的处境、身份委实不相称。种种可能终成空想。但那或也真的是聂绀弩的创作欲最强盛的时期。一九六二年由北大荒返回，摧折之余，上述状态似未再恢复。当职业作家没有机会，研究马列主义一愿，却终于在“文革”期间的监狱中得以实现，亦太过残酷的讽刺，令人浩叹。

        不能设想，“文革”中的聂绀弩倘在“群众运动”中会怎样。聂“文革”中身在囹圄，面对的是狱吏而非“革命群众”，或竟因此而得以保全。待他由狱中出来，当年揪住他不放者，有的已登鬼箓。出狱后的聂，老病中有种种不便，甚至体会到了监狱的好处。上文提到的那篇《怀监狱》， 将对监狱的“怀念”写得极具体、实在，却不是反话亦非故作达观。唯其如此，更令人感到了彻骨的悲凉。

        政治运动中检查、交代的文体训练， 足以销磨性情。聂绀弩的性情在此类文字中亦不可掩，是他本人的大不幸，却是我辈考察者的幸运。我读到的“运动档案” 中，检查、交代最有个性、最见性情的，或即聂档，因此特为摘引，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