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百年·党史天天读】6月12日

重要论述

1936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两广事变（即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报告两广事变爆发的原因，指出：一是由于日本对华侵略，英、日矛盾加剧；二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反蒋抗日运动高涨；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动，这个事变是抗日的。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会议决定党的策略是：支持两广提出的北上抗日，反对蒋派兵南下；用召开救国会议来反对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实现西北大联合。

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到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内容和目的、目标。他指出：改革步子要加快。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我们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这篇谈话的一部分以《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015年6月12日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的精神。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动摇。全党同志一定要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把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骨，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

党史回眸

1992年

6月12日 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中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产品总是落后，也影响到消费，影响到对外贸易和出口。

历史瞬间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四川懋功达维镇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图为当年的会师桥。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大会旧址。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解放初期人民政权的建立（平坝）——

（119期）

作者 梅德志

一九五○年的士匪“三八暴乱”，是平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解放前夕，我是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新青年社)团员，曾接受领导的分配，调查搜集过国民党党政军特反动组织的任务；解放初我任团县工委委员，分配到高峰区，配合作征粮剿匪等中心工作。那时马场、高峰均已沦为匪区，土匪十分猖獗。我从三月到十月底这段时期跟随部队在这一带剿匪。这篇资料，一部份是接触上层反动军警搜集的，一部份来自贵州军区和安顺军分区战报摘抄及俘获的匪特供述，另一部份系亲身阅历，进行综合整理而成。三十余年的回溯，尽管事实尽力注意翔实可靠，但遗误亦所难免。敬希知情人士有以教正。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江南大片地区，作为西南重镇的贵州，是控制云南、四川等省的咽喉要地；是连接湘黔、滇黔、黔桂、川黔四大公路干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对贵州多年作了苦心经营，加之几经内外战争并未受到严重破坏，反动基础较为巩固。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和贵州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韩文焕奉蒋介石密召，飞往南京，领受蒋邦妄图“把贵州经营成为反共的根据地”的使命，，与其中统、军统头目，共同制定了所谓“应变计划”。在贵州网罗军阀、政客和流氓地痞，灌输“反共救国实施纲领”。四九年下半单，曾先后在贵阳办了两期“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所课“反共中坚”六百余人，传授“反共游击经验”后，分赴全省各地作为游击骨干。贵州解放前夕，又派遣一批特务，携带电台四十多部潜伏各地。贵州解放后，趁我军忙于作战、接管，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之机，策动大规模的匪特暴乱，妄图扼杀我新生的革命政权。实施所谓“里应外合，攻城夺乡，占领地盘，立定脚跟，扩大区域”，继而建立西南几省游击根据地的部署。制定“一个保成立一个连，十个乡成立一个营，几个乡合成一个团的土匪游击武装”及以“保甲长为情报员，每个乡设立一个情报站”等的政治、军事组织，待机发动“反共游击战争”。一九四九年七月省、市反动头目亲自出动到各地督导检查。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陈贻荪、省三青团干事长季天行，省主席谷正伦及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等曾先后赴黔西、黔南、黔北等地亲自发动组织，开会检查。韩文焕、何冠群等亦亲来平坝、安顺进行活动。

由于解放战争的神速进展，湖南宣布和平解放，遂打乱了他们的应战准备。致使派遣来黔及外地溃逃转移贵州的大小特务头目，还来不及开展活动即又仓促龟缩下来，避开我军的正面打击，待机东山再起。贵州平坝的“三八暴乱”，就是蒋谷匪帮预谋策划已久的一个组成部份。

二

土匪“三八暴乱”的总头目，策划和执行者是“贵州人民反共救国军”(最初叫西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曹绍华。他是谷正伦在逃离贵阳前委任的游击司令。曹绍华是平坝县平凯乡(即现林卡乡)干河村的地霸。早期进过贵州讲武堂，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曾任过国民党贵筑、惠水，安顺、平坝、紫云，长顺、清镇、罗甸等县的联防主任，贵州省保安司令部视察及保安三团二大队大队长等职，又是帮会“威廉社”的头目。他当上反共游击司令后，曾先后拼凑为拥有七个师约三万人廿余门炮，三十余挺轻重机枪，数万支步枪的的土匪武装。牟开荣、韦毓英曾先后当过他的副总司令，陈贻荪是总政治代表兼政工处长。陈是平坝县白云区槎白乡花园村的大地主。系国民党党棍，是CC系的干将、中统特务在贵州的头目，他曾任过国民党浙江省及贵州省省党部书记长。曹匪的司令部设有政工、情报、作战等处，下辖七个师：第一师师长曹家儒，第二师师长张继华，第三师师长左礼华第四师师长宋绍文，第五师师长曹玉清，第六师师长谷雨生，第七师师长韦毓英(兼)，总参谋长马启(其)忠，其所属团营连( 大队中队)长多是原国民党的乡保长或乡警卫干事等。他们多是受过些特工训练的“游击干部”充当。

一九五○年三月上旬，他们借走亲访友，先后纠集串联有曹玉清、汤元明、龙其光、罗华斌、陈光炽、朱洪壁、潘益斋、焦德益、陈益民、陈玉峰、毛祖铭、郑成之、黄伯英黄德才、肖作民，沈国祥、曹冠英、邹家熙、王瑞周等平坝地主恶霸、土匪特务、帮会头目及地痞流氓数百人，分别在昌河乡陈寨瓦窑上，马场周家寨，天龙区的天龙镇等地，召开反动会议，策划攻打平坝县城和我县区乡政府。军统特务头子西南车辆检查站站长扶风社大爷，贵州省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陈星枢(又名陈光辉)传达了谷正伦撤离时制定的所谓“应变计划”。曹绍华讲了组织游击队，攻打平坝县和各区乡人民政府的战略计划及作战部署，并委派罗华斌、黄德才为平坝县长。行动决定三月八日为在贵筑、清镇、平坝、长顺、惠水、紫云等县举行全面武装暴乱的时间。

（待续）

（资料来源：中共平坝区委党史研究室 平坝区融媒体中心）

主 办：平坝区融媒体中心

原标题：《【光辉百年·党史天天读】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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