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光耀时代的尾声，新加坡普通人都抱怨些什么？

        “We want to be heard, not herded”（被倾听，不要被代言）

        2013年2月16日，约4000名新加坡民众在芳林公园集会，举着上述标语，一些年轻人还戴上了电影《V字仇杀队》面具。

        这次集会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但集会组织者吴家和很快又组织了2013年5月1日在芳林公园的集会，尽管他当时誓言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集会，但事后看，5月1日的那次集会与2月16日的人数相当。

        两次集会都针对的是新加坡政府年初推出的《人口政策白皮书》，但集会的意义不仅在于新加坡人首次上街反对人民行动党的政策，更在于它就此表明，新加坡政府已再难垄断社会舆论。

        吊诡的是，让芳林公园成为新加坡的海德公园，恰是李光耀于1999年提出的构思。但直到2013年，这块紧邻牛车水、占地只有0.94公顷的街心花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加坡“政治特区”。

        不过，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新加坡公园管理机构发布公告称，鉴于李光耀先生离世，目前暂不受理公民和团体在芳林公园集会的申请。

“新加坡人不再愿意相信新的许诺了”

        新加坡本地论坛“公民在线”（The Online Citizen)前编辑古玛兰是2013年2月16日集会上的演讲人之一。他事后评价当日集会说：“那么多人站出来，足以表明新加坡人不愿再躲在Facebook昵称后面发牢骚了。人们感到生活不幸福，彼此缺乏信任感，建国者虽然给了我们如此美好的承诺，但现在的政府团队并没有达到人民的预期，新加坡人不再愿意相信他们新的许诺了。”

        芳林与其说是公园，不如说是街心绿地。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游客驻足的自然景观，外人无从了解这块绿地中隐藏的新加坡历史。

        1885年福建商人章芳林在此兴建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个公园。1957年到1965年，名为“默迪卡”的新加坡自治与独立运动，使得这片绿地成为新加坡各政治势力竞相举办群众大会的场所，这主要源于芳林公园紧邻牛车水，周边是贫苦华人社区，芳林公园自此成为新加坡政治“圣地”。但自新加坡建国后，芳林公园就归于平静。

        直到1999年，李光耀说“新加坡需要一个表达看法的场所”，不过时任总理吴作栋马上就出来对《纽约时报》说，他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担心演说角落的出现会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情况出现。

        最终，2000年9月1日，芳林公园绿地上竖起了一块写着“Speakers' corner”（演说角落）的咖啡色木板。

        混乱并未发生，主要原因是使用该角落一度有复杂的审批程序，此外，当时新加坡人还不习惯站出来公开发表政治言论。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08年，新加坡政府允许角落举行政治集会，并把审批权从警署转至公园管理方。这里渐渐成为新加坡反对党的一个活动据点，但规模仍未扩大，在这里参与政治集会的人数，甚至还不如一家红娘公司在此举办的“家长相亲会”人数多。

        然而，就算“演说角落”的初衷只是新加坡民主制度的“摆设”，毕竟其中有一套人人都可参与的规则，当新加坡人越来越把规则当真，越来越善用规则，规则就不再只是新加坡政府的“门面”了。

        2月16日在芳林公园的集会是破天荒的，在古玛兰看来是将会“载入新加坡政治史”的，他坚持认为，偶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

        新加坡政府于2013年1月底出台的“人口政策白皮书”只是个由头。当日集会演讲者除了对外来人口骤增产生的负面影响发表演说外，更多的话题涉及新加坡国家发展到底往何处去、如何应对恶化中的贫富悬殊问题、新加坡设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新加坡“GDP至上”主义的弊端以及国家认同问题。

        古玛兰说，人们聚集到一起，是想要告诉政府，你们没有真正在倾听民众的声音，“政府总觉得他们永远是对的，民众是错的。这让民众无法认同。政府里那些人也许有着高智商，但却是低情商，他们不能理解民怨的出处在哪里。”

        新加坡人抱怨交通拥挤。由于新加坡地铁线路过长、时速不快、一些老地铁月台偏窄，乘坐舒适度不佳。同时，新加坡地面巴士也存在线路过长、不准点的问题，在一些偏远的组屋区花一个小时等一趟巴士的事情，时常可以在本地论坛上看到。此外，新加坡政府推出的拥车证价格年年升高，也激起许多私家车主的不满。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陈抗教授指出，“一段时期新加坡政府说要把拥车和用车放开，要满足民众拥车的欲望，但又在用车问题上控制，所以他们推出了电子收费系统。但从行为经济学角度看，拥车不用车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有一个沉淀成本的误区，有了车，人们总会有不用白不用的心理。所以这几年，道路拥堵，公共交通也拥堵，现在政府突然要调整，把拥车证的数字调整下来，价格飙升到9万，这引起通货膨胀上升。”

        更令新加坡人感到不满的是房屋价格。虽然新加坡政府人士一直骄傲地表示该国80%的人口都住政府组屋，但现在组屋价格已不便宜了。

        反对派人士吴明盛就批评说：“我们的祖辈只要用5到10年的贷款就能负担起买组屋，现在一个人要30年贷款才能负担起。如果是20岁进入工作市场，要到50岁才能把钱还清，可是他用的是公积金，以后养老怎么办？然后他们又说你可以房屋现金化，租出去，卖出去都可以，可是我用了一辈子的钱才买下来的房子，会这样做吗？”

        实际上，在一手组屋市场上，热门的金文泰地区110平方米一套组屋最高也不过5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250万元），但抽中几率只有25%，而不符合组屋资格的单身人士，二手组屋价格就远超其购买能力，同样房屋售价要80万新元（约合人民币400万元）。更令新加坡人咋舌的是私人楼宇价格，从2009年至2012年短短四年间升幅为59%。

        当新加坡的夹心层感觉百物骤贵，工作机会减少，工资增长停滞，令他们愈来愈不满新加坡过于宽松的人口政策，由此触发了对新加坡政府与执政党的不满升级。        古玛兰在2013年3月中旬与记者的对话中就预言，类似2月16日的芳林公园集会将会在新加坡越来越常出现。当时，5月1日的集会申请尚未批复。不过集会组织者吴家和一直在对媒体强调，集会不是“政治活动”，只是民众在“表达不满”。

        “我认为新加坡人现在勇敢地走上街头，不是为了抗议，而是想解决问题。”古玛兰说，政府若想要“阻止”街头示威，最好的方式就是允许新加坡社会发出越来越多元的声音，“许多社会问题，早就应该在几年前，通过媒体、网络进行讨论，可是政府一直在压制着。”

        新加坡知名反对派人士吴明盛说，“新加坡一直有一个民间讨论政治话题的场合，我们称之为COFFEE TALK，大家聚在咖啡店里，对政策发表各自的看法。”

        但出于对《内安法令》的恐惧，新加坡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愿意公开批评时局。该法令规定，新加坡国内安全部（DIS）可未经法院审判，就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及拘禁嫌疑人长达两个月。尽管如今很少有新加坡人会因言获罪，可《内安法令》的余威犹存。

        吴明盛说，像他这样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白色恐怖”时代的人来说，有着一种恐惧的惯性，这导致目前四五十岁的反对党中坚力量出现断层。但年轻人不同，古玛兰说新加坡网民主要年龄段是在25岁至45岁，“他们不愿意沉默，敢于在互联网上发出自己的见解。”

        2013年2月17日即集会第二日，有网友将当日香港《南华早报》与新加坡《海峡时报》头版截图对比贴在了新加坡本地论坛Hardwarezone上，引起广泛转帖，网民们争论的交点就在于为何岛外媒体放在头版上的新闻，岛内主流媒体却并未相应处理。

        Hardwarezone原本是一个新加坡人讨论电脑硬件与软件的科技类论坛，后逐渐演变为对本地各类社会新闻的BBS。近年来新加坡时政新闻类网站纷纷涌现，比如TR Emeritus（原名Temasek Review Emeritus）、古玛兰原本所在的“公民在线”也是。

        2011年1月10日，新加坡政府认定“公民在线”网站并非是新闻网站而是政治实体，这意味着该网站不能获得岛外资金也不能收取任何超过5000新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的匿名捐款。

        古玛兰没有直接评论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只表示自己是一个商人，算不上新闻从业者，他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新加坡“争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