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如何拍得好看，这些问题他们这样回答

6月13日，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二场金爵论坛继续围绕“主旋律电影”的话题展开。

近年来，以《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等为代表的众多主旋律影片，以精深的主题表达、精湛的艺术表现、精良的技术制作，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些新时代的主流电影如何在各个层面上打动到观众？“主旋律电影的市场化探索”金爵论坛上，制片人梁静、导演李骏、导演尹力、编剧赵宁宇、导演郑大圣等展开“抽丝剥茧”的讨论。

论坛现场

主旋律就是主流电影

今年下半年《1921》《革命者》《无限深度》……一部部兼具主题表达和商业潜质的影片即将亮相。当它们被冠以“主旋律电影”的头衔时，创作者们更愿意将他们的创作称之为“主流电影”，即表现主流价值观的电影。

生于演艺世家，从演员到制片人、出品人、董事长，梁静先后操刀制作《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和即将上映的《革命者》等主旋律影片。梁静认为，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主流电影，因为它的价值观就代表了一种正能量，“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这样的电影，而且都相对在商业上非常成功，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探索。”

经过几部电影的尝试，梁静对于这样的类型电影越来越有信心。“疫情后，《八佰》为中国电影杀出一条血路，现在想来依然觉得身为电影人非常骄傲。拍《金刚川》的时候剧组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是志愿军战士附体，三个月一定要过那座桥。接下来马上要上映的《革命者》，也是非常难得的重要的传记性质的人物影片，剧本做了很多尝试，最终出来的效果让我们自己也非常感动。”

赵宁宇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开天辟地》，到十余年前的《张思德》，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刚川》编剧赵宁宇认为，中国主旋律电影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九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优秀代表作，到2002年、2003年，电影产业改革，主旋律影片升级，像《张思德》《云水谣》《铁人》等在叙事上，视听美学上，人物定位上和观众共情上，给了我们这代创作者很深的影响。到了当下阶段，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电影人投入到新主流电影创作中，各方面成绩都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在探索中前进。”

带着学者身份的赵宁宇，给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赋予另一层意义：“主题创作，是主动带着问题去创作，这种主动给自己寻找课题，拍摄之前就要想好，这个新的项目要解决那么些问题，能够给中国电影带来什么样的力量和升级。”

尹力

赵宁宇发言中所提及的《张思德》《云水谣》《铁人》正是导演尹力的代表作。“大家更愿意管这个叫主流商业大片，它们不仅获得了好口碑，而且获得了市场的成功，有了更多年轻观众成为拥趸。”在尹力看来，这些优秀影片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让主旋律电影兼顾到了艺术属性、工业属性、科技属性、商业属性。“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终于能够让艺术创作回归到电影本体和基本的艺术创作规律，回归到对我们价值观的基本尊重。希望这么多年我们对主旋律电影的深耕能够获得更多观众的喜欢。”

技术、叙事、表演等方面的改变，让主旋律电影变得更动人

从《红海行动》到《流浪地球》，从《我和我的祖国》到《金刚川》，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越来越好看了，这是个令人欣喜的事实。而这种“好看”是如何实现的，未来在这个类型上还有怎样的探索方向和空间，论坛上的电影人们从实操的角度，给出了准确的分析。

毫无疑问，技术的迭代使得当下的主旋律电影更具大片质感，强烈的视听感受是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重要动力。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电影工业体系逐渐走向成熟。国产主旋律不但在内容上赢得观众认可，制作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李骏

李骏导演的《无限深度》就有1600多个特效镜头，但他依然坚持认为“观众之所以愿意走入影院，是因为共同的情感体验”，“我认为所有今天在电影院里进行的技术革新，不管是IMAX或者是CINITY，都是为了增强大家在影院里共同去感受这个凝聚力。”

梁静则谈到当时制作《八佰》时，因为要使用全球最先进的IMAX摄影机，而这款机器无法虚焦没有景深的差别，导致所有细节必须真实，额外增加了许多的开销，令她这个制片人心疼不已，但最终效果令人惊艳。包括《金刚川》集结了最好的团队以最严谨的工业流程高效完成了在此前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让梁静意识到，“技术永远在更新，但人的意识的更新是更重要的。”

郑大圣

刚刚完成了《1921》拍摄的导演郑大圣谈到了此次拍摄中对技术的思考，“我们这代导演，亲历了从胶片时代到数字化时代的技术革新，但在拍摄《1921》时，黄建新导演会在满怀对新技术兴趣的同时，不要被最新的、最炫的技术诱惑，为技术去设计场面或者镜头。真正内心深处火花的迸现，是任何高新科技达不到的。只有在塑造人物、传递人物内心世界时，高新技术才能为一部影片加分。”

尹力导演也赞同技术进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创作者的“本心”，“不管科技如何进步，不变的是艺术家在电影中能够把最普通人的情感调动起来，从而跟观众达到共情互动的艺术效果。”

除了技术升级和更谨慎对待技术和艺术的关系，对于叙事上的创新和人物塑造观念的转变也是这类电影越来越吸引人的关键。

《1921》海报

影片《1921》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全景式再现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先辈青年时；《我和我的祖国》用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折射整个大时代的变化；《金刚川》展现了炮火下小人物的群像力量……纵观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叙事方式，越来越多的影片将大时代背景和小人物的经历有机结合。

郑大圣谈到创作《1921》时，编剧“摒弃了过往纵览式的编年体大事件的讲述方式，从更横截面的角度展开，想回到人物塑造的创作途径”。

梁静“剧透”了《革命者》用8个与李大钊交往过的人物的视角拼贴起这个伟大革命者的一生。而事实上，这个题材最初也陷入了套路化的人生轨迹和代表事迹叙事，多亏了疫情使得创作团队得以停下来重新思考编排，“导演带着编剧团队，从八个角度写李大钊，不同阶层、职务，不同的社会角色，在一个拼图中拼凑出一个人怎样坚定自己的信念。”

同时，相比于以往主旋律电影偏向的宏大叙事，今天的创作者都更赞同从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伟大”这件事。

即便是《1921》这样开天辟地的题材，“回到历史现场，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人。只有回到人物本身，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去体会他们的所思所想。”郑大圣表示，“包括他们之间激烈的抗辩，理论的交锋，所有这些都应该回归到他的本色，他们那时候还远未成熟，还远不是伟人，就是年轻的普通人。”

赵宁宇也认为要挖掘普通人的故事，“除了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之外，普通的战士、学生、工人、农民等，实际上有巨大挖掘价值，可能是未来的突破口。”

李骏的《无限深度》也将镜头对准了小人物，“每个时期的观众都愿意看英雄人物，英雄主义是不灭的。电影里虽然是普通人，但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有强大的能量，有救援的能力，有奉献的精神。”

梁静参与的《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从写著名的大人物变成聚焦小人物，她记得几个大导演当时坐在一起开会，共同做出了创作方向上的巨大调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关注到小人物的力量？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是每一个小人物建立起来的。”

同时，演员表演同样在论坛上被讨论到，通常演员的部分属于娱乐新闻，鲜少被严肃的涉及。郑大圣谈到《1921》中常有演员给予惊喜的感动瞬间，而这种对于人物的相信和共情，也是影片价值观得以更好传达的重要因素。“在双向寻找碰触中，我们能看到演员和角色开始靠近合体。”

演员出身又带有学者身份的赵宁宇教授，严肃提出，演员的表演应该被作为电影研究的一部分加以重视，而不是只看明星效应或只看重结果，而忽略的演员塑造人物，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尹力导演非常赞同演员表演对于电影的重要作用，“我们说成功的表演就像人物的灵魂附了演员的体。而我们做的那么多的工作，99%的意识是为了那1%的下意识。”

郑大圣记得，在拍摄《1921》的过程中，每当在监视器前看到演员们生动的面孔时，黄建新就会对他说：“你看，这是任何高科技达不到的，这才是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