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搅动的世界史：从“酪奴”逆袭到美国诞生

        茶，当今世界的三大饮料之一，世界上有30多亿人饮茶。这种安神定气的饮料象征着和平、和睦与和谐。但它并非仅仅是一种经济作物。在人类历史上，围绕着茶叶，曾经有过无数的风云变幻。茶叶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从南向北：“酪奴”的逆袭

        茶叶的原产地在中国。相传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我国人民很早就开始种植茶叶，在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里就发掘出了距今5500-7000年的先民种植的古茶树树根。起初，人们仅把茶叶当作一种药材，从野生茶树上采下鲜叶，直接煮成羹汤品饮，其味苦涩，故称“苦茶”。其功效在东汉的《神农食经》里有记载:“苦茶久服，令人悦志。”

        从汉代开始，渐有长江流域饮茶的记载。三国时期吴主孙皓宴会群臣，以茶代酒，这是最早见于正史的饮茶记载。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间的对立也没有阻止茶叶北上中原的步伐，但传播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早在西晋时，乳酪这种从游牧民族传入的饮料，已经成为北人所喜爱的风味食品。权贵王济在招待东吴名士陆机（陆逊的孙子）时就端出数斛羊酪，矜夸曰：“卿东吴何以敌此?”结果陆机的回答不卑不亢：“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请臣僚王肃和一群鲜卑贵族吃饭时，酒席之间也问了这么一句——“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洛阳伽蓝记·报德寺》）这给出自江东名门琅琊王氏，因其父为齐武帝杀害而入魏的王肃出了一个大难题，他的身份颇为尴尬：为自己的国家所抛弃，只得投北。身为降臣，寄人篱下，心中即使充满对家乡的眷念，也不能据理力争。于是只能回答“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注：‘好’的意思），与酪作奴”，用来迎合当时北魏以饮茶为耻的鲜卑贵族的优越感。这也是茶的别称“酪奴”的由来。

        尽管北魏的贵族极力诋毁茗饮，却终究难挡茶叶“北伐”的步伐。就在《洛阳伽蓝记》成书的北齐年间（公元550-577年），饮茶风气在北朝上层社会已经兴起，成为文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最终，到了南北统一的隋唐年间，南方所产之茶经由大运河，大量销往北方，茶饮已风靡大江南北；所谓“自邹（今山东兖州）、齐（今山东益都）、沧（今河北沧州）、棣（今山东惠民县），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公元758年，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生产的著作《茶经》问世，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作者陆羽也被后人传颂为“茶仙”。

        

日本茶道与丰臣秀吉的黄金茶室

        也正是在大唐盛世，饮茶的习俗被 “遣唐使”带回了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日本首次确切记述茶事是729年（日本天平元年·唐朝开元十七年）二月八日，天皇在宫廷召集僧侣讲解《大般若经》，曾“赐茶百僧”。当时日本的茶很珍贵（全进口），只在重大国事和佛事时才蒙恩赐。日久天长，对茶的尊崇就演变成了神圣的仪式——茶道。

        主张“和敬清寂”的茶道在战火纷飞的日本战国时期（1467-1573年）成型，并由被誉为茶道天才的千利休（1521-1591年）将其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很快，茶道开始在武士社会中风靡。在仅有四叠半大小的茶室里，驰骋沙场的粗野武士的灵魂可以得到完全的洗礼，感受到在乱世中少有的安静。

        

        出身低微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也没有忘记用茶来炫耀自己（暂时）结束战国纷乱的赫赫功绩。毕竟，对这位太阁大人而言，表面恭顺的各地大名（诸侯）只是被迫屈服于强盛的武力，但茶道却可以征服他们的心。为了宣示财富与权力，丰臣秀吉用黄金打造了一间茶室，在这间金灿灿的茶室点茶的大名们无不叹服，为秀吉“天下人”的气势所慑服。

        1587年，丰臣秀吉在京都北野天满宮举行了“北野大茶会”，只要热爱茶道，无论武士、商人、农民百姓，只需携茶釜（茶具一种，煮水的壶）一只、水瓶一个、饮料一种，即可参加这次为期10天的大茶会——只有充满自信而又强有力的统治者才拥有这样开放的胆识。而这场完满的盛典也标志着丰臣秀吉统治的“桃山时代”极盛时期的到来，茶叶变成了太平盛世的一个象征符号。

        

茶马互市：古老的战略物资

        茶叶在东渡扶桑的同时，也从中原向周边传播。从蒙古草原到青藏高原，茶叶在乳酪的大本营站稳了脚跟。逐水草为生的游牧民们发现，他们日常食用的牛羊肉、奶等都是油腻、不易消化之物，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恰可以从富含维生素、茶碱的茶叶中得以补充，而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如同顾炎武总结的那样，游牧民族“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到了宋代，昔日乳酪的拥趸同时也成为了香茗的粉丝，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地步。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草原民族就像盐巴一样，成为了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游牧民族需要的茶叶只能仰赖从中原进口。于是，茶叶变成了像今天石油一样的战略物资，也成为大宋王朝面对周边“四夷”的一张王牌。西夏的李元昊发动对宋战争后，虽然在战场上未尝败绩，最后却也不得不主动求和，原因就是战争爆发后宋朝实施经济制裁，造成“互市久不通，饮无茶”，引起西夏老百姓怨声载道。而在最后达成的和议里，根据西夏的强烈要求，除了银、绢之外，每年宋朝还要在“岁赐”中送给西夏茶叶三万斤。

        所谓“岁赐”，着实是堪称当时世界上最繁荣、最文明的大宋朝令人诟病的软肋，就连江南的方腊起义，也不忘谴责宋廷“岁赂西、北二虏（指西夏与辽）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而宋朝同契丹（辽）、西夏和金朝的战争屡屡吃瘪只得花钱买和平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缺马。

        经历了靖康之耻的李纲就曾指出“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敌之，宜其溃散”。所谓“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骑兵如同古代的坦克部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盛产马匹的辽、金严禁向宋朝出口，辽代规定“每擒获鬻马出界人，皆戮之，远配其家”，金代更夸张，“诏禁卖马入外境但至界欲卖而为所捕，即论死”。

        这样，宋朝可能的马匹来源只剩下了藏区。在宋朝战马需求急切，其他马源枯竭，完全仰赖商业途径购买吐蕃等族战马的情况下，在“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宋朝不可一日无马以存的情况下，茶马贸易就应运而生，成为宋朝解决战马来源的重要途径。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

        虽然来自藏区的马匹最后未能挽回宋朝被蒙古铁骑灭亡的命运，但茶马交易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却相袭成风，开辟出了著名的“茶马古道”。而位于康藏交通要冲的小村庄“打箭炉”也因茶马贸易而发展成为一个贸易重镇——大名鼎鼎的康定县。

        

        茶马互市的意义尚不止于此，事实上它成为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Bod，藏族对藏区的自称），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

        茶叶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连外国侵略者也看得清清楚楚，19世纪80年代，英国特务（“探险家”）慕尔克罗夫特到西藏刺探情报，他发现藏民的生活中离不开茶叶，还看见大批的商队用牦牛运输茶叶。回去以后就提出一条毒辣的计谋，建议以印度茶叶取代川茶，隔断藏区和汉地的联系，“以茶侵藏”。幸而这个计划未曾得逞，藏族人民宁愿以高出印茶十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置英国人大力倾销的印茶于不顾。

严禁茶叶走私引发美国独立战争

        说到英国，英国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喜爱饮茶的民族之一，下午茶是英国人生活的一部分。2006年初，BBC 网站对 12 项所谓“英国的国家象征”进行了投票，最后竟是“茶”以 35.03%的得票率独占鳌头。但英语对茶叶的发音（tea），明明白白地来自闽南话，足见这个“英国的国家象征”，乃是made in China。

        事实上，几乎所有外语中对“茶”的称呼，都来自汉语。大航海时代以后，中国茶叶通过陆路和海路两条不同路线传入欧洲。陆路所经的地方，都用接近北方话的发音来称呼茶叶，譬如俄语的chai，波斯语的chāy，希腊语的shai；而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厦门购买茶叶，再通过海路销售的地方，皆把“茶”的闽南音转驳而去，如荷兰语的thee，法语的thé，德语的tee。

        

        1650年代，饮茶风气传到英国。有意思的是，英国最早的茶叶是在咖啡馆里出售的：咖啡两便士，巧克力与茶半便士，还有一便士一袋的香烟，报纸免费阅读。最初对于英国人而言，茶是一种神奇的、包治百病的，具有浓厚异国情调的饮料。1664年，东印度公司送给国王查理二世的礼物不是什么珍禽异兽，而是一小包“贵重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王后把她高贵的喝茶习惯带入英国的宫廷生活，家庭茶会成为了王公贵族阶层最时髦的社交礼仪。上行则下效，榜样的力量无穷。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喝茶已经从英国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奢侈，进入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

        

        自然，嗜茶的英国人也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北美殖民地。 1757年，纽约市为规范茶水销售而颁布了《纽约市茶水贩管理条例》，足见当时活跃的茶叶商业状况。但在伦敦眼里，这块新大陆永远只是亲娘生后娘养，为了偿还七年战争（1756-1763）的巨额债务，1765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经济控制的《糖税法》、《印花税法案》，对北美商品课以重税，引起了北美人“无代表不纳税”的愤怒抗议。

        为了拯救在走私茶叶冲击下严重亏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1773年5月，英国政府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运销，每磅茶叶缴税3便士，同时严厉禁止茶叶走私——据估计，当时每年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进口已达到100 万磅，其中四分之三是走私茶叶。

        就是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三便士，最后掀起了滔天巨浪。1773年11月28日，东印度公司运有茶叶的商船停靠在波士顿港码头。12月16日夜晚，60名“自由之子”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了商船，将船上的342箱茶叶全部倾倒入海。12月23日的《马萨诸塞时报》生动地描述道：“涨潮时，水面上漂满了破碎的箱子和茶叶。自城市的南部一直延绵到多彻斯特湾，还有一部分被冲上岸。”

        “波士顿倾茶事件”令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矛盾骤然激化，冲突不断加剧。不远的地方，即将要传来列克星顿的枪声，引爆美国的独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