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称职的出租车司机第一部小说就叫《德·尼罗的游戏》

        “我觉得这很浪漫，开出租车是一场冒险，我是在追寻冒险，还有自由。”黎巴嫩裔加拿大籍作家拉维·哈吉将自己当出租车司机时的所听所见，调制出第三本小说《狂欢出租车》，“阅读和对文学的热爱并不仅仅是某种阶层的专享，任何人都能读书。”

        黎巴嫩裔加拿大籍作家拉维·哈吉（Rawi Hage）1964年出生于黎巴嫩，经历了九年内战，辗转之后定居加拿大。当过出租车司机，然后再从事写作，2006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德·尼罗的游戏》获得了IMPAC都柏林文学奖，其后相继出版长篇小说《异乡变形记》、《狂欢出租车》。

        《德·尼罗的游戏》和《异乡变形记》中文版目前已由99读书人出版。

        这几天，一个加拿大作家代表团在上海做各种文学活动，他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3月23日，拉维·哈吉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开出租车是一场冒险”

        有这么一个叫Crazy Taxi（疯狂出租车）的游戏：开出租车的玩家如果因为路障而开得过慢，虚拟乘客会愤怒摔门而去，拒绝付费。

        “那就是我。”拉维·哈吉身体后仰，温和地笑道。他戴着鸭舌帽和圆框眼镜，个子也不高。

        在1991年离开纽约、赴加拿大学习摄影之后，某一段时间内，拉维·哈吉以开出租车为生——“我有个朋友是开出租车的，当时我在找工作，（他说）‘你干嘛不开出租车呢？’”

        他只在晚上开，夜晚能随随便便把人的某块防备敲开，于是脆弱和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显现出来：乘客们在后座打架、调情、拌嘴、胡搅蛮缠……热闹是他们的。

        “有一个乘客被匕首刺伤，我不知道……等我发现的时候，我想把他载到医院，但是他拒绝了……乘车的妓女不肯给钱，她们还想讨价还价。有一对（在车上）动手干架的夫妻，男的对女的非常凶，我出声调停，结果女的开口，叫我好好开车别说话。”

        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开，“我觉得这很浪漫，开出租车是一场冒险，我是在追寻冒险，还有自由。我曾经试图在公司工作（但是还是不行），我全是找不用朝九晚五的工作，自由职业——摄影师之类的。”

        他将自己的经历、所听所见如同调料一般调制出第三本小说《狂欢出租车》，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视角讲述许许多多悲欢离合人的故事片段。“《狂欢出租车》里有许多轶事，有些是真实发生的，但我从未完全照搬，总会有一些改动”。

拥有“空间记忆”但方向感不好

        “你之前的小说，尤其是第一本，主要还是跟随线性的情节，但是到了这一本似乎有了些后现代作品的风格，因为读起来有很多……”

        “碎片。我并不认为碎片式的书写形式是后现代文学的发明。《一千零一夜》同样是碎片式（的叙述），诗歌也是片段……我觉得我这本小说并不算后现代，我觉得它更像经典作品。”

        拉维·哈吉自称拥有“空间记忆”，“我从不在屋里丢东西。如果你问我一粒纽扣在哪儿，一粒红色的纽扣，我能准确地告诉你它在哪儿。”话虽如此，他却承认，自己的“方向感非常糟糕”。

        “真的假的？！”而且你还开出租车呢！我心想。

        “真的。一开始那几个月，我认为我不需要戴眼镜，等到了晚上，城市看起来模模糊糊的，我不停地念叨：怎么有这么多（雾），空气一定是给污染了。“

        方向感弱，开车路线便迂回，有时甚或会颠倒方向。“花的时间太长的话，我就跟人家说，不用给钱啦。”

        这个不算称职的出租车司机最后将他的第一部小说命名为《德·尼罗的游戏》，也许这不是巧合，好莱坞影星罗伯特·德·尼罗的伟大电影就是《出租车司机》。面前的拉维·哈吉又有点像好莱坞三线演员威利·加森，那个在《猫鼠游戏》、《欲望都市》、《X档案》等美剧里永远的配角。这倒跟拉维·哈吉在整个英语文坛的地位有点相似。但跟他同行的加拿大作家谈起他，都会骄傲地说：“哈吉，那可是我们加拿大的大作家啊！”

        他在英语文坛的地位就是这部处女作《德·尼罗的游戏》奠定的，小说大部分写的是一个战火中的青春迷茫故事，当内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生存下来，你依然有对爱情、性、金钱的渴望，但个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是由战争决定的。到了后面部分，小说增加了更多的暴力、罪恶，甚至还有间谍元素。小说最令人难忘的依然是第一句话：

        “一万颗炮弹落在这片土地上。我在等乔治。”

        伴随这一声轰隆隆的音效，无数炮弹通过黑色铅字在雪白页纸上轰然降落。渴望离开黎巴嫩、远离内战的少年巴撒姆不再感到害怕，炮弹声像“遥远印度飘摇的季风雨”、像“掉在厨房地上的玻璃球”，少年“在等待死亡来临，任它从那盛满血肉的大碗里舀出每日的羹尝”；而“妈妈依旧待在厨房里，抽着细长的白色香烟。”内战时期，危险变平凡，平凡变危险。

        这让人想起拉维很早以前的摄影作品：窗沿上的花瓶、黑夜中的雪白雕塑、模糊的女人背影，不稳定，不确定，转瞬即逝的动态感。

        他在小说里也拒绝提供凝固的意象，一个比喻跟着另一个比喻的脚跟蹦出来，前一秒“像盲人在新婚之夜探寻他的新娘”，后一秒就成了“狮子在狐狸的洞窟里嗅闻主人的踪迹”。其视觉效果类似将windows桌面壁纸铺陈方式选为“平铺”，只不过每一张小图都是不一样的意象，万花齐放。

欣赏极简主义的写作风格

        “写作的时候，你必须进入一个独特空间……当我写作时，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有时我读到自己写的东西，觉得写得不错，就问：‘这是谁写的？’”“我不喜欢做研究，不喜欢锱铢必较。” 就这样，脑子里有想象，再用现实一引，随点随燃，喷涌式的。需要大容器，宽沿不加盖儿的那种，才装得下。

        英语并不是他的母语。在黎巴嫩长大的拉维·哈吉从小阅读法语和阿拉伯语的书籍，直到二十岁那年去纽约后才开始说英语。

        “你是如何寻找到自己英语写作的声音的呢？”

        “是生活中的机缘巧合让我用英语写作。但我喜欢英语，我觉得它很丰富，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也吸纳了许多法语。英语更包容缺憾，它在不断地接受变化，因为它的源头是混杂的；法语喜欢设定规矩，它不喜欢语言发生变化。英语大于英国，你可以做一些句法上的创新，因为我的母语并非英语，我可以不经意地改变它的句法，它的节奏。很幸运，这样的改动被接受了。”

        “为什么不写诗呢？”

        “我知道，可我写不来。我不知道怎么分行……我总问我的诗人朋友，你什么时候提行写？”

        他的眼睛越过镜框朝前方笑。

        重复可能是一种缺陷，在40页之前，“一万颗炮弹”已经“降落”，还有“一万个吻”，“一万条香烟”。但拉维认为“文学是可以有缺陷的”，风格与风格之间互相排斥与倾慕，在承认自己的缺陷，确立自己的风格后，他欣赏另一种写作风格：极简主义。

        “很多我喜欢的作家都是极简主义者。我喜欢海明威，还有克努特·汉姆生，语言清晰简洁，加缪也是。我以这种方式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排斥其他风格的作家；事实上，我深深地被他们吸引。”

认为ISIS事件是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如今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接着晚上做的梦开始写作，写到九点，歇工，下午去咖啡馆读报、浏览网页、读小说，晚上和朋友聚聚，聊聊天，“我现在‘生活’地更多了。”

        “最近读谁的小说呢？”

        “我现在读很多经典作品。我正在第三遍读《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读些新近小说，但不多。”

        阅读选择上的通货紧缩或许是品味上的一种“极简主义”。

        “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家是？”

        “契诃夫。”回答得斩钉截铁，爱慕钦佩，“他是呈现模糊与歧义的大师，每一个人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总是有一个小小的中间地带，充满矛盾的人格。”

        “你会读爱丽丝·门罗吗？”

        “她也是位大师，很以她为豪——她也是位加拿大作家。”

        拉维对书的爱源起很早。生于1964年，长于黎巴嫩内战，度过了最初的九年，拉维·哈吉目睹了一场不单单因宗教问题引起的内战。《德·尼罗的游戏》发生的故事就是以这场内战为背景，但小说里的主人公巴撒姆去了巴黎、罗马，而不是纽约、蒙特利尔。

        对于近年出现的极端组织ISIS，联系自己的童年经验，拉维·哈吉认为这是一场范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他们背后有谁？为什么会以如此突然的形式出现？我并不认为西方在这场游戏中是无罪的。这是糟糕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宗教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一位无神论者，对宗教是持理性批判态度的。我认为所有的宗教有压抑压迫的倾向，尤其是对女性，无论是哪种宗教。宗教具有不公正的一面……我并不认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或者不信奉宗教的社会就没法成为一个有道德观念的社会。一个不信奉宗教的社会可以成为一个德治社会，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在早年一次采访中，他对自己的无信仰进行了定义：“我并不因为个人或组织的宗教或种族产生积极或消极的看法观念；我更喜欢和与我价值观、道德观或意识形态相近的人们交往”。他将之部分归功于生长环境，以及“一个观念开明的母亲”，“一个喜欢读书的父亲”。

“我们都是自己成长环境的受害者”

        “我父亲也读文学，他不是个大知识分子，但他爱读书。他是个商人，开了间小店铺，他在商店里头读书。他是那种为了自由而读书的人。他从没写过什么，不是什么大文人，但他很爱读书。我的小说人物继承了这个特点，他们都来自工人阶级，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是学者，但他们喜欢引经据典，第一本书里提到了加缪，第三本小说《狂欢出租车》里更是对文学的庆祝。阅读和对文学的热爱并不仅仅是某种阶层的专享，任何人都能读书。我的周围全是书，半夜醒过来还会发现灯亮着，我父亲在读书。”

        “成长过程中可有过哪个瞬间让你突然清晰意识到自己是无神论者？”

        “有的。我们都是自己成长环境的受害者，我们没法控制自己出生在哪个地方。但对我来说，（节点在于）关于宗教的那些传说典故。对我来说，文学比宗教有吸引力得多。我一直认为文学比宗教更为优越。文学故事具备更大的潜能，人物更五花八门，文学的来源也更丰富多彩。文学自下而上，宗教自上而下。我读的文学作品越多，用不同的方式讲故事就越迷人。这是更人性化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而不是历史叙事。很多宗教都认为只有一种创造，但对作家来说，我们也是创作者，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们是在和上帝竞争。”

        “你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自己缺乏归属感。这种缺失感是怎么来的？”

        “从出生起。不是‘天生’的意思。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一个人的出生伴随着一种不公。我们并未要求来到人世，不管是否乐意，我们已经存在了。我们并不怪自己的父母，我们爱他们，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怎么没人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是个悖论。”

        “是的，一个悖论。孩子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通过最初的一次邂逅。”

        “你曾在采访中提到当你内心抵达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哀悯时，你才动笔写作。是怎样一种自怜与悯世？”

        “我认为，目击便是一种不公。当我看到不平之事发生时，我对世界充满哀悯，我对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或者它的目击者而感到哀悯。”

        “你认为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不，我们不能。作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展现不同的可能。文学或许是最具活力、最自由的形式，它能展现不同的生存处境，并且体察到多重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