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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称职的出租车司机第一部小说就叫《德·尼罗的游戏》

钟娜
2015-03-25 14:44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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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很浪漫,开出租车是一场冒险,我是在追寻冒险,还有自由。”黎巴嫩裔加拿大籍作家拉维·哈吉将自己当出租车司机时的所听所见,调制出第三本小说《狂欢出租车》,“阅读和对文学的热爱并不仅仅是某种阶层的专享,任何人都能读书。”

加拿大籍作家拉维·哈吉(Rawi Hage)

        黎巴嫩裔加拿大籍作家拉维·哈吉(Rawi Hage)1964年出生于黎巴嫩,经历了九年内战,辗转之后定居加拿大。当过出租车司机,然后再从事写作,2006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德·尼罗的游戏》获得了IMPAC都柏林文学奖,其后相继出版长篇小说《异乡变形记》、《狂欢出租车》。

        《德·尼罗的游戏》和《异乡变形记》中文版目前已由99读书人出版。

        这几天,一个加拿大作家代表团在上海做各种文学活动,他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3月23日,拉维·哈吉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开出租车是一场冒险”

        有这么一个叫Crazy Taxi(疯狂出租车)的游戏:开出租车的玩家如果因为路障而开得过慢,虚拟乘客会愤怒摔门而去,拒绝付费。

        “那就是我。”拉维·哈吉身体后仰,温和地笑道。他戴着鸭舌帽和圆框眼镜,个子也不高。

        在1991年离开纽约、赴加拿大学习摄影之后,某一段时间内,拉维·哈吉以开出租车为生——“我有个朋友是开出租车的,当时我在找工作,(他说)‘你干嘛不开出租车呢?’”

        他只在晚上开,夜晚能随随便便把人的某块防备敲开,于是脆弱和其他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显现出来:乘客们在后座打架、调情、拌嘴、胡搅蛮缠……热闹是他们的。

        “有一个乘客被匕首刺伤,我不知道……等我发现的时候,我想把他载到医院,但是他拒绝了……乘车的妓女不肯给钱,她们还想讨价还价。有一对(在车上)动手干架的夫妻,男的对女的非常凶,我出声调停,结果女的开口,叫我好好开车别说话。”

        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开,“我觉得这很浪漫,开出租车是一场冒险,我是在追寻冒险,还有自由。我曾经试图在公司工作(但是还是不行),我全是找不用朝九晚五的工作,自由职业——摄影师之类的。”

        他将自己的经历、所听所见如同调料一般调制出第三本小说《狂欢出租车》,从一位出租车司机的视角讲述许许多多悲欢离合人的故事片段。“《狂欢出租车》里有许多轶事,有些是真实发生的,但我从未完全照搬,总会有一些改动”。

《狂欢出租车》书封

拥有“空间记忆”但方向感不好

        “你之前的小说,尤其是第一本,主要还是跟随线性的情节,但是到了这一本似乎有了些后现代作品的风格,因为读起来有很多……”

        “碎片。我并不认为碎片式的书写形式是后现代文学的发明。《一千零一夜》同样是碎片式(的叙述),诗歌也是片段……我觉得我这本小说并不算后现代,我觉得它更像经典作品。”

        拉维·哈吉自称拥有“空间记忆”,“我从不在屋里丢东西。如果你问我一粒纽扣在哪儿,一粒红色的纽扣,我能准确地告诉你它在哪儿。”话虽如此,他却承认,自己的“方向感非常糟糕”。

        “真的假的?!”而且你还开出租车呢!我心想。

        “真的。一开始那几个月,我认为我不需要戴眼镜,等到了晚上,城市看起来模模糊糊的,我不停地念叨:怎么有这么多(雾),空气一定是给污染了。“

        方向感弱,开车路线便迂回,有时甚或会颠倒方向。“花的时间太长的话,我就跟人家说,不用给钱啦。”

        这个不算称职的出租车司机最后将他的第一部小说命名为《德·尼罗的游戏》,也许这不是巧合,好莱坞影星罗伯特·德·尼罗的伟大电影就是《出租车司机》。面前的拉维·哈吉又有点像好莱坞三线演员威利·加森,那个在《猫鼠游戏》、《欲望都市》、《X档案》等美剧里永远的配角。这倒跟拉维·哈吉在整个英语文坛的地位有点相似。但跟他同行的加拿大作家谈起他,都会骄傲地说:“哈吉,那可是我们加拿大的大作家啊!”

《德·尼罗的游戏》

        他在英语文坛的地位就是这部处女作《德·尼罗的游戏》奠定的,小说大部分写的是一个战火中的青春迷茫故事,当内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了生存下来,你依然有对爱情、性、金钱的渴望,但个人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是由战争决定的。到了后面部分,小说增加了更多的暴力、罪恶,甚至还有间谍元素。小说最令人难忘的依然是第一句话:

        “一万颗炮弹落在这片土地上。我在等乔治。”

        伴随这一声轰隆隆的音效,无数炮弹通过黑色铅字在雪白页纸上轰然降落。渴望离开黎巴嫩、远离内战的少年巴撒姆不再感到害怕,炮弹声像“遥远印度飘摇的季风雨”、像“掉在厨房地上的玻璃球”,少年“在等待死亡来临,任它从那盛满血肉的大碗里舀出每日的羹尝”;而“妈妈依旧待在厨房里,抽着细长的白色香烟。”内战时期,危险变平凡,平凡变危险。

        这让人想起拉维很早以前的摄影作品:窗沿上的花瓶、黑夜中的雪白雕塑、模糊的女人背影,不稳定,不确定,转瞬即逝的动态感。

        他在小说里也拒绝提供凝固的意象,一个比喻跟着另一个比喻的脚跟蹦出来,前一秒“像盲人在新婚之夜探寻他的新娘”,后一秒就成了“狮子在狐狸的洞窟里嗅闻主人的踪迹”。其视觉效果类似将windows桌面壁纸铺陈方式选为“平铺”,只不过每一张小图都是不一样的意象,万花齐放。

欣赏极简主义的写作风格

        “写作的时候,你必须进入一个独特空间……当我写作时,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有时我读到自己写的东西,觉得写得不错,就问:‘这是谁写的?’”“我不喜欢做研究,不喜欢锱铢必较。” 就这样,脑子里有想象,再用现实一引,随点随燃,喷涌式的。需要大容器,宽沿不加盖儿的那种,才装得下。

        英语并不是他的母语。在黎巴嫩长大的拉维·哈吉从小阅读法语和阿拉伯语的书籍,直到二十岁那年去纽约后才开始说英语。

        “你是如何寻找到自己英语写作的声音的呢?”

        “是生活中的机缘巧合让我用英语写作。但我喜欢英语,我觉得它很丰富,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也吸纳了许多法语。英语更包容缺憾,它在不断地接受变化,因为它的源头是混杂的;法语喜欢设定规矩,它不喜欢语言发生变化。英语大于英国,你可以做一些句法上的创新,因为我的母语并非英语,我可以不经意地改变它的句法,它的节奏。很幸运,这样的改动被接受了。”

        “为什么不写诗呢?”

        “我知道,可我写不来。我不知道怎么分行……我总问我的诗人朋友,你什么时候提行写?”

        他的眼睛越过镜框朝前方笑。

        重复可能是一种缺陷,在40页之前,“一万颗炮弹”已经“降落”,还有“一万个吻”,“一万条香烟”。但拉维认为“文学是可以有缺陷的”,风格与风格之间互相排斥与倾慕,在承认自己的缺陷,确立自己的风格后,他欣赏另一种写作风格:极简主义。

        “很多我喜欢的作家都是极简主义者。我喜欢海明威,还有克努特·汉姆生,语言清晰简洁,加缪也是。我以这种方式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排斥其他风格的作家;事实上,我深深地被他们吸引。”

认为ISIS事件是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如今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接着晚上做的梦开始写作,写到九点,歇工,下午去咖啡馆读报、浏览网页、读小说,晚上和朋友聚聚,聊聊天,“我现在‘生活’地更多了。”

        “最近读谁的小说呢?”

        “我现在读很多经典作品。我正在第三遍读《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读些新近小说,但不多。”

        阅读选择上的通货紧缩或许是品味上的一种“极简主义”。

        “最喜欢的短篇小说家是?”

        “契诃夫。”回答得斩钉截铁,爱慕钦佩,“他是呈现模糊与歧义的大师,每一个人并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总是有一个小小的中间地带,充满矛盾的人格。”

        “你会读爱丽丝·门罗吗?”

        “她也是位大师,很以她为豪——她也是位加拿大作家。”

        拉维对书的爱源起很早。生于1964年,长于黎巴嫩内战,度过了最初的九年,拉维·哈吉目睹了一场不单单因宗教问题引起的内战。《德·尼罗的游戏》发生的故事就是以这场内战为背景,但小说里的主人公巴撒姆去了巴黎、罗马,而不是纽约、蒙特利尔。

        对于近年出现的极端组织ISIS,联系自己的童年经验,拉维·哈吉认为这是一场范围更广阔的地缘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他们背后有谁?为什么会以如此突然的形式出现?我并不认为西方在这场游戏中是无罪的。这是糟糕政策所造成的后果。”

        “宗教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是一位无神论者,对宗教是持理性批判态度的。我认为所有的宗教有压抑压迫的倾向,尤其是对女性,无论是哪种宗教。宗教具有不公正的一面……我并不认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不能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或者不信奉宗教的社会就没法成为一个有道德观念的社会。一个不信奉宗教的社会可以成为一个德治社会,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在早年一次采访中,他对自己的无信仰进行了定义:“我并不因为个人或组织的宗教或种族产生积极或消极的看法观念;我更喜欢和与我价值观、道德观或意识形态相近的人们交往”。他将之部分归功于生长环境,以及“一个观念开明的母亲”,“一个喜欢读书的父亲”。

“我们都是自己成长环境的受害者”

        “我父亲也读文学,他不是个大知识分子,但他爱读书。他是个商人,开了间小店铺,他在商店里头读书。他是那种为了自由而读书的人。他从没写过什么,不是什么大文人,但他很爱读书。我的小说人物继承了这个特点,他们都来自工人阶级,没受过什么教育,他们不是学者,但他们喜欢引经据典,第一本书里提到了加缪,第三本小说《狂欢出租车》里更是对文学的庆祝。阅读和对文学的热爱并不仅仅是某种阶层的专享,任何人都能读书。我的周围全是书,半夜醒过来还会发现灯亮着,我父亲在读书。”

        “成长过程中可有过哪个瞬间让你突然清晰意识到自己是无神论者?”

        “有的。我们都是自己成长环境的受害者,我们没法控制自己出生在哪个地方。但对我来说,(节点在于)关于宗教的那些传说典故。对我来说,文学比宗教有吸引力得多。我一直认为文学比宗教更为优越。文学故事具备更大的潜能,人物更五花八门,文学的来源也更丰富多彩。文学自下而上,宗教自上而下。我读的文学作品越多,用不同的方式讲故事就越迷人。这是更人性化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而不是历史叙事。很多宗教都认为只有一种创造,但对作家来说,我们也是创作者,从某种层面来说,我们是在和上帝竞争。”

        “你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自己缺乏归属感。这种缺失感是怎么来的?”

        “从出生起。不是‘天生’的意思。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一个人的出生伴随着一种不公。我们并未要求来到人世,不管是否乐意,我们已经存在了。我们并不怪自己的父母,我们爱他们,但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怎么没人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是个悖论。”

        “是的,一个悖论。孩子总是在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通过最初的一次邂逅。”

        “你曾在采访中提到当你内心抵达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哀悯时,你才动笔写作。是怎样一种自怜与悯世?”

        “我认为,目击便是一种不公。当我看到不平之事发生时,我对世界充满哀悯,我对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或者它的目击者而感到哀悯。”

        “你认为文学能改变现实吗?”

        “不,我们不能。作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展现不同的可能。文学或许是最具活力、最自由的形式,它能展现不同的生存处境,并且体察到多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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