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片时代的观影体验：演员不说话，配乐来助兴

        如今的影院大片充满了感官刺激。在观众眼里，所谓电影，画面自然是五彩斑斓的，声音自然是万籁齐鸣的，戴上特制眼镜，还能呈现三维立体效果。然而，100多年前电影诞生之初时，一切却远没有如此“美好”。

电影配乐是如何产生的？

        那时的电影只有单调的黑白双色，更令人遗憾的是，它还是个先天残缺的“哑巴”。从1895年放映第一部电影短片直到1926年第一部有声影片问世，将近30多年的时间，观影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度过的。所有电影情节，皆赖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现，实在重要的对话，则会插入字幕予以说明。如此有形无声，未免让人觉得美中不足，尤其是动辄一两小时的情节剧诞生之后，长时间观看静默无声的活动画面无疑是对观众心理承受能力的极大挑战。

        

        为了减轻观众观影时的不适感，音乐便成了早期电影放映时必不可少的“佐料”。伴着现场乐队高低错落、悠扬起伏的演奏，无声的画面也仿佛有了声音的色彩，变得声情并茂起来，这就是电影“配乐”的雏形。

        “配乐”最早在欧美兴起，初兴之时，只要有一位钢琴师或者一小队乐师演奏即可，其后，随着独立电影院的出现以及观众规模的日益扩大，乐队伴奏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有些影院甚至组建了自己的大型管弦乐队。20世纪20年代，几乎每一座欧美大城市，都建起了标志性豪华影院，电影放映就如同一台大型综艺演出，通常要持续2到3个小时，而音乐则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相较而言，中国在电影“配乐”方面的起步迟滞了不少。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正规影院，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最初的一批简陋影院为招徕观众，雇佣几个低劣乐手，以嘈杂的洋鼓洋号作为所谓的配乐，令人大倒胃口。

        后来，随着雷马斯、赫斯伯、林发等外籍人士来华兴建西式影院，乐队伴奏这一助兴方式也由此移植到了中国。到1920年代，规格较高的影院开业时，都会把音乐伴奏作为服务特色予以隆重介绍。比如，1923年2月9日，卡尔登戏院开幕，在广告中特意写道：“场内配以高等音乐，尤为尽善尽美，是皆不惜工本所致，非鼓吹广告可比也。” 1925年10月9日，奥迪安大戏院开幕时，也在广告上写道：“以重金聘请欧美著名之乐师七人每日当众奏演优美音乐而侍役招待。”

        

出“声”制胜：影院吸引观众的一大法宝

        虽然影院配乐在当时已非常普遍，除三等影院“无音乐”外，其余凡一、二等影院皆有伴奏，但各影院的配乐水准参差不齐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一般而言，越是高档的影院越重视“配乐”，音响效果也越为出色。佳者如卡尔登、奥迪安、光陆等，皆被称赞“音乐和谐，声韵极佳”；但也有一些影院，被评为“音乐尚不令人厌烦”或“所奏音乐，令人生厌”；更有如中央大戏院者，因其配乐与画面常常适得其反——“幕中方悲哀，乐则为喜乐，幕中方喜乐，而乐则为悲哀”，而遭到大肆诟病。由此可看出，当时评判配乐好坏的标准，除了乐队本身演奏水准之外，能否契合影片内容也是极为重要的标准。

        

        的确，既然称之为“配乐”，便应为影片服务，高低起伏也应根据影片的喜怒哀乐而来，不然，演奏得再好，情绪错位，也未免让人失笑，徒增叨扰。正是基于此点，欧美著名影业公司在发行默片时，每一个拷贝，都会配有一本谱子作为电影的配乐，规模较大的电影院，通常都会雇佣几位乐手，组成一个小型乐队，乐手们随着电影播放的进度，根据谱子现场配乐。但是如此一来，只要是同一部影片，配乐大率相同，别无二致。为了竞争求新，一些影院会采用另外一种模式，即戏院配乐模式，由戏院乐队的指挥来决定到底演奏何种乐器、何首乐曲。就当时国内影院而言，大多采用“配乐单”模式进行伴奏，但是也有试图创新或限于条件，戏院自己决定配乐曲目的，如中央大戏院这般牛头不对马嘴，那一定是自己胡乱配的。

        另外，据当时记载，一些豪华影院的现场“配乐”，已非单纯的钢琴伴奏，其人员配置相当于一支小型乐队，而所奏之乐器也异常丰富，“孪笙凤瑟，铁板铜琶，应有尽有，无不俱备”。

        

        再以众人交口称赞的卡尔登大戏院为例，卡尔登的音乐之所以好，有其先天优势。卡尔登大戏院系卡尔登饭店所开，原本就是一家集餐饮、音乐、跳舞于一体的高档娱乐场所，舞厅在沪上尤负盛名。

        1923年，日人村松梢风前来上海游玩，回国后撰写了《魔都》一书，专事描写上海旖旎风情，其中便提到了卡尔登舞厅及其乐队，称其“舞场呈椭圆形，直径有三十张榻榻米那么长，正面舞台上的乐队有20人。”由此可知，卡尔登舞厅拥有一支规模颇为壮观的乐队，而这支乐队，有时还会在卡尔登大戏院表演。1924年的一则广告就这样宣传道：“本院为优待看客起见，于开映佳片外，又特请卡尔登饭店之音乐班全体及其他著名乐师共六十人在开映影片前奏各种妙歌，闻之益能兴奋快乐。”60人的乐队，足可以开一场音乐会了，也正是因为依托着卡尔登舞厅强大的音乐班底，卡尔登戏院的配乐才能如此出彩，得到一致盛赞。后来，中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唱片——影片《野草闲花》的插曲《万里寻兄词》在录制时，也是由卡尔登戏院的西乐队担任伴奏的。

中国影人的创举：让原创音乐走进戏院

        虽然部分影院对乐队伴奏的质量颇为注重、精益求精，默片时代的现场配乐仍然有几点遗憾。一来大多是现成的乐曲，极少有专为影片而创作的；二来一般都采用西洋名曲，哪怕是放映国片，也是用西乐伴奏的。中国故事伴着洋味音乐，总有别扭之感，但在民乐伴奏匮乏的时代，也只能如此将就。而真正将中国原创音乐带进戏院的尝试之举则是影片《良心复活》的上映。

        《良心复活》由明星影片公司根据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改编而成，编剧包天笑，导演卜万苍，由杨耐梅、朱飞主演。“明星”为《良心复活》的上映做了大量广告，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宣称影片放映时将由主演杨耐梅亲自登台和观众见面并主唱影片插曲《乳娘曲》。这首歌由包天笑作词，著名新剧艺人冯春航谱曲，杨耐梅为学这首歌，曾几次上冯府学艺。伴奏的小型国乐队则由清一色的“明星”公司男演员担任：汤杰、朱飞、王吉亭、萧英和龚稼农，组成了一个豪华的全明星阵营。

        

        1926年12月22日，《良心复活》首映于中央大戏院，当影片放映到绿娃被主人辞退回家，见儿子夭折，大恸而晕厥时，银幕徐徐升起，台上改布当时实景，扮演绿娃的杨耐梅手抚摇篮，凄声悲唱《乳娘曲》：“金钱呀，拆散了人家母子不相逢；阶级呀，你把我的娇儿送了终！”唱毕，银幕再缓缓落下，影片继续放映。据当时《新闻报》报道：“斯时观众，大都已感受甚深刺激，更益以凄凉哀怨之声，复何以堪？男宾则掌声雷动，女宾则含涕盈盈矣。” “明星”此番新招一出，将无声影片变成了“有声”影片，观众相互传告，竟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风。影片原准备映至25日结束，后因日夜满座，只得延期。26日又因为有600余人无票进场，中央大戏院在报上刊出道歉启事，宣布27日再映一天，以谢厚意。这里头虽然难免有商业广告之嫌，但也说明影片确实深受观众欢迎，而其中新颖的电影插曲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在电影配乐方面做出开创性工作的先行者则是著名导演孙瑜。孙瑜具有良好的音乐素质，他会箫、笛、二胡、月琴，也学过钢琴。

        1926年，孙瑜从美留学回国，很想投身电影圈。当时他曾为明星影片公司写了一个名为《潇湘泪》的电影剧本，但却未被“明星”接纳。两年后，他在长城画片公司亲自执导了这部影片（公映时改名为《渔叉怪侠》）。该片主要是写李华和老吴这两个青年渔民之间的生死情谊，其中有一个重要道具是一支斑竹箫。一次出海前夕，老吴坐在李华的船头，在月光下用他从湖南带来的斑竹箫为李华吹奏了一段娥皇、女英在潇湘竹林哀悼舜帝时的古诗乐曲：“西风吹兮叶纷飞，湘水漪涟兮秋月微。秋月微，君久游兮不复归！”

        

        孙瑜非常重视这段情节，他用古诗的字幕叠印画面，并创造性地以音乐去发掘不易用形象来表现的内涵。影片放映时，孙瑜先期赶到影院，与乐队一起讨论研究，他请影院的配乐师选配了一段幽美的洞箫独奏，呜咽的箫声，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朋友间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情谊。这段情景交融、声情并茂的画面，可谓感人至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0年后，随着电影制作技术革命性突破成功，片上发音成为可能，电影这个“伟大的哑巴”终于开口说话了，新技术的革新迫使整个行业重新洗牌，影院纷纷改装有声设备，现场配乐则因为不再适于现实需要，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为更先进的“原声配乐”所代替。

        时过境迁，现在的观众似乎早已淡忘电影还曾有过这样一段无声时期，直到2011年法国导演迈克尔•哈扎纳维希乌斯返璞归真，模仿默片艺术拍摄的影片《艺术家》问世，横扫当年各大奖项，并一举摘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才让大家发现：没有对白，只有音乐的电影，依然可以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