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奥里维拉活到106岁，是上帝赐予葡萄牙电影的幸运

        【编者按】葡萄牙电影大师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于当地时间4月2日去世，享年106岁。奥里维拉长期活跃在葡萄牙的影坛上，支持葡萄牙电影界的改革运动，他的代表作，《今与昔》 《贝尼尔德》和《失落的爱情》被评论界称为“得不到爱的三部曲”。从1990年至今，长寿的奥里维拉几乎创造了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每年推出一部影片。1999年，他的电影《信》入选戛纳电影节，2000年，他以影片《回家》第11次进入戛纳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我不是电影爱好者，更没有勇气挑战那些以冗长沉闷而著称的欧洲艺术片，但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作为葡语文学文化研究者，在我的知识谱系之中，必须让这位用影像来纪录并反思葡萄牙历史的大师，占有一席之地。

        对我而言，奥里维拉怎么使用电影语言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在影片中发起对历史的反思并去重构葡萄牙的文化身份。在他漫长的一生所执导的诸多影片中，我观赏次数最多的是《战士的荣誉》（Non，ou a Vã Glória de Mandar），一部影评家们好像不那么欣赏的影片。因为我长期教授葡萄牙历史与文化课程，每一次我都会放映这部影片为这门课做结。是的，在这部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中，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凝缩了我需要用十五周去讲解的全部内容。

        昨天晚上，我第八次观看了这部电影。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的开头为“经典”做出了诠释：“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对我个人而言，这部电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经典作品。每一次重看，都有我之前不曾注意的成分浮现出来，给我以新的启发。每一次，奥里维拉选择历史与重塑历史的能力都一如既往地让我震撼。

        这部影片通译为《战士的荣誉》，而完整的直译应该是《不，或发号施令的虚妄荣誉》。片名中的Mandar有“命令、驱策”之意，直接指向葡萄牙的历史。这个偏居欧洲一隅的国家，既有被征服的悲惨经历，也有对外征服的辉煌过往。

　　无论那些历史片段是悲戚还是荣誉，都构成了官方的历史书写，并演化成葡萄牙民族的文化心理：爱国主义在这个国家具有颠扑不破的合法性。然而，mandar又是“desterrar”的近义词，意为失去土地，或者流放，这是“战士的荣誉”，属于任何时代中的葡萄牙军人。为了帝国、为了捍卫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在各个时期，他们毅然决然地离开故土，将鲜血洒在异国他乡。

        奥里维拉将电影的背景放置在1970年代的非洲殖民战争，从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展开了叙事。官方的叙事是历史的铺陈，而民间的叙事通过士兵之间的对话推进。这是一部远远超越“战争正义还是非正义、征服合理还是不合理”的影片，它的雄心在于摧毁葡萄牙人民赖以存活的精神支柱。士兵通过对话，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大讨论，最终，那幻觉一般的“战士的荣誉”归于虚妄。

        奥里维拉列举了数个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英雄人物，用绝对忠实于官方历史书写的方式，拆解了官方的历史与“爱国主义”神话。那些人物与让他们永垂不朽的历史事件都在战场上发生。这不仅仅是对征服的反思，而且是对帝国的反思。在我看来，下面几个关键词代表了全部的葡萄牙历史：

        反抗：

        当葡萄牙还是卢西塔尼亚（葡萄牙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称作卢西塔尼亚）的时代，面对罗马人的征服，比利亚托挺身而出，为反抗罗马人而死，从而成为了葡萄牙人第一位民族英雄。然而，在殖民战争的背景下，比利亚托的英勇事迹却造成了官方书写历史的逻辑断裂：如果按照萨拉查政府（1932—1968年）的逻辑，葡萄牙人在非洲的殖民战争，是为了给予非洲黑人一种身份，是为了给落后的非洲带来好处，那么，比利亚托又怎么能是一个英雄？难道他不是个野蛮人？难道罗马人不更文明？难道罗马人没有给卢西塔尼亚带来好处？

        这个反抗的故事，仿佛在为那些藏在密林中的非洲游击队员辩护，而“战士总是错误地置身于战争”中，葡萄牙军士的话语，让他们失去了置身于此的正义性，只能用虚妄的“葡萄牙人总是骄傲地孤独着”这句萨拉查的名言来获得虚假的宽慰。

        自卫：

        今天的葡萄牙是个蕞尔小国，总面积比浙江还小，人口还不到北京的一半儿，但葡萄牙建国时还不到现在领土的五分之一大，只不过是米尼奥河到杜罗河之间的伯爵领地。西班牙那时也不是西班牙，而是强大的莱昂与卡斯蒂利亚，一有机会就要吞并葡萄牙。面对卡斯蒂利亚人意欲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野心，为了捍卫独立，葡萄牙人与卡斯蒂利亚人展开了几番殊死的搏斗。

　　奥里维拉用一个英勇的葡萄牙旗手的故事提醒所有人，葡萄牙的历史和国民性正是在反征服之中形成，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权利去压迫另一个民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联姻：

        强大的帝国是葡萄牙历代君王的梦想。尤其是国王若昂二世（1455—1495年），还是王储时就表现出雄才大略，人送外号“完美的王子”。登基之后，励精图治，在其治下国家太平繁荣。他替独生爱子迎娶西班牙天主教男女王之长女伊莎贝拉，期待未来葡西合并，成为一个超级帝国。然而，命运的骰子并不依凡人的意愿抛掷，王子莫名其妙地坠马身死，精心治理的江山，被迫送给他最不喜欢的堂弟“幸运儿”曼努埃尔。帝国之梦终归虚妄。

        绝望：

        国王塞巴斯蒂安（1554—1578年），携带着全民族的希冀而出生。作为王储的遗腹子，他的出生让葡萄牙人免除了被西班牙吞并的危险。此时的葡萄牙人已经具有了民族意识，面对与西班牙永世难解的情仇，他们更希望保持独立而不是合并为一个帝国。

        国王年轻无畏，信仰真诚，最大的愿望是让基督教遍及全世界，因此，他首先要击败那些摩洛哥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而虚妄的乌托邦梦想，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执着地御驾亲征，最终在战场上失踪，成为了整个民族最大的伤痛。因为这个帝国之梦的虚妄，葡萄牙人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塞巴斯蒂安没有继承人，王国被他的舅舅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二世继承，西班牙终于吞并了葡萄牙。

        塞巴斯蒂昂国王之后的历史故事，奥里维拉再也不肯讲，因为通过之前的叙述，葡萄牙的历史早呈现出了永劫回归，再多的讲述也不过是重复而已。我认为，他的不肯讲述是一种节制，但乌托邦这个主题让他深深入迷，所以在2004年，他执导了影片《第五帝国》，在这部影片里，他实现了与佩索阿（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年，葡萄牙诗人）的互文，对隐匿者与塞巴斯蒂安主义所构建了葡萄牙国民性，进行了更深刻的反思。

        通过军官的思考，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超越了葡萄牙的历史与民族心理。伟大的帝国留下了什么？希腊和罗马仿佛只剩下了废墟。“阴影，一切都是阴影”，悲观的军士说。“不，恰恰相反，他们留下了一缕阳光”，讲述历史的军官说。这阳光就是文明，这阳光指引人们通向彼此的了解。

        军事上的征服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对文明的贡献。这就是奥里维拉将达迦马列为影片人物的原因。地理大发现是葡萄牙人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这个发现泽被后人，电影再现了卡蒙斯（路易斯·德·卡蒙斯，1524—？年，葡萄牙诗人）不朽的杰作《卢西塔尼亚人之歌》中登临仙岛的达迦马形象。为了表彰他的功业，上天封赏了达迦马。在仙岛之上，天使盘旋飞舞，宁芙主动献身，达迦马率领众军士饮美酒，吃鲜果，享尽人间极乐。这才是阳光之下的战士的荣誉。

        讲述历史的军官最终受伤而死，死亡是战士最为虚妄的荣誉。死亡证上签署的日期是1974年4月25日。对于葡萄牙当代历史，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期，就在当天，葡萄牙的士兵在圣塔伦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这一场几乎没有伤亡的政变推翻了萨拉查—马塞罗独裁政府，葡萄牙实现了民主化。新政府与非洲殖民地签订了协议，非洲殖民地获得了独立。

        第八次观看这部影片之后，我发现我从前忽略了这部影片的拍摄时间：1990。当时，距离四二五革命（康乃馨革命，又称四二五革命，指上文所述于1974年4月25日发生于葡萄牙首度里斯本的左派军事政变）已有十六年，即便撰写脚本与反思历史需要时间，十六年也仿佛太长。为什么奥里维拉选择这个时间点去拍摄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奥里维拉在这部影片中屡次强调文明所带来的“普遍的知识”。我想，葡萄牙1986年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用拍摄这部影片的实际行动，奥里维拉与萨拉马戈取得了共识。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而葡萄牙因为加入欧共体而承受丧失独立文化身份的危险，那么，这部影片也承载了奥里维拉在这方面的思考，他希望对各个时期的葡萄牙人所表现出的文化身份做出纪录。

　　一如若泽·萨拉马戈，他提出“伊比利亚主义”，赞同西班牙与葡萄牙基于文化的近似性而实现合并，因此甚至被人误解为“葡奸”，但是在葡萄牙进入欧共体之前，为了纪录下独特的文化身份，他进行了一次从北到南的旅行，写下了《葡萄牙行纪》。唯有如奥里维拉与萨拉马戈这种真正具有洞察力的知识分子才会具有这样的文化与历史敏感。

        因此，伟大人物的长寿，永远是上帝的恩赐与民众的幸运。愿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安息！

        （本文作者闵雪飞系北京大学西葡语系副教授，葡萄牙语文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