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八路”进了大上海，银行“老革命”徐达夫的解放记忆

原创 秦岭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秦岭

徐达夫在蔡元培故居前留影

书法是徐达夫晚年最大的爱好。他是上海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记者到访的时候，家里的门厅、走廊，到都挂满了书法作品。字体古朴、浑厚、苍劲，正如徐达夫本人给人的感觉。他声音宏亮，腰板硬朗，生性爽朗，尽管已经在上海生活了72年，说话时依然带着浓厚的山东口音，仿佛是他曾经那段独特人生经历的一个微小而生动的证明。

徐达夫的老家在山东济南章丘县。高小毕业后，他在姐夫的介绍下，进入济南的一家钱庄做了两年练习生。1949年的春天，在山东老解放区北海银行干部学校学习了小半年的徐达夫，在“组织上”的安排下，成为了“青州总队”的一员，随队南下参与上海财经系统的接管工作。那一年，他才19岁，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一个“小孩”，“什么也不懂”，忽的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一切都要“从头学”。他睡过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柜台，拦过淮海西路上的有轨电车，吃过蔡元培夫人家的鸡汤面……“好玩的事情太多了讲不过来”。直到1956年，银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行业人员缩编，他再度依照组织的安排，调入上海商业一局下属的上海纺织品采购供应站工作。

“我在银行其实也就这么几年。”听说是银行的采访，徐达夫显得有些激动也略感惊讶。他大部分的工作履历，与银行业殊无关系，然而从口述史的角度，那段在他口中万事“不懂”的初出茅庐的懵懂岁月，却是一种对于上海银行业乃至金融历史的，生动而宝贵的私人书写。也是在他的讲述里，那场发生在65年前的，上海金融领域的接管与被接管，终于从严肃历史的端庄语句中跳脱出来，拥有了真实可触的细节与温度。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徐达夫（左）1949年和同事在黄浦江边合影

徐达夫口中的那个“青州总队”，其正式名称其实是上海接管第三纵队。1949年初，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然日趋明朗。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北海银行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组成南下支队，准备接收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国民党金融机构。第一步是集中培训，“因为你代表的是共产党，是解放军，要严格要求，遵守纪律啊，所以必须严格培训”。培训地点设在青州，“青州总队”便由此得名。培训结束后，队伍开始南下。同行的有一支由三四十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人民币以供南下部队解放南京、上海使用。4月25日，青州总队从扬州过江，两天后到达丹阳。在这里，又进行了一轮培训，为接收上海财经系统作进一步准备。青州总队下设10多个大队，按照计划则分别对应上海财经系统的各个部门。

这些南下干部被称为“不拿枪的士兵”，出任总队长的，便是当时的山东财政厅厅长，后来大名鼎鼎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顾准。在徐达夫的记忆里，兼具学者气质与革命家风度的顾准有着很强的个人魅力。顾准是上海人，同时也是个“山东老革命”，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次他给徐达夫他们作报告，“双重身份”的他开口就潇洒发噱：我是用上海话讲呢，还是用普通话讲呢？底下人连连高呼：“普通话！普通话！”会场气氛之热烈，可以想见，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窥见他在当时众人中间的号召力与拥戴度。

整支“青州总队”的南下，事实上被分成了若干批。以顾准为代表的“老革命”们自然是最早进驻上海的一支，他们见证了上海解放的整个过程。徐达夫被安排在第二批。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脚踏上上海土地的日子，那是1949年的6月26日，距离上海解放，刚好一个月零十天。

外滩24号，现为工商银行分行营业部

当时，外滩所有的银行大楼都已收归国有，所以当时他们彼此之间说起各自的去处，生怕来来去去闹不清楚，用的都是门牌：你在24号，我在15号，他在16号，等等。徐达夫最初的报到地点，是外滩24号。“外滩24号原本是国民党的中央银行。外滩16号也是中央银行——伪中央银行。有意思吧，伪中央银行不在南京，它在上海。”徐达夫回忆道。由于前期准备不周，到了晚上，竟一时找不到地方可以安排给他们休息，结果徐达夫就和他的战友们只得在中央银行的柜台上凑合着过了一夜。又大又滑的木制柜台比起上海解放当日，解放军战友们湿滑阴冷的大马路好得太多，徐达夫对此自然没有半点抱怨，而现如今回想起来，竟也成了一段可资笑谈的奇遇了。

“进来以后变革快得不得了。”这是年少懵懂的徐达夫最直接的主观感受。虽然当时的上海才刚脱离战事状态一个月，可整个城市的秩序已然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其原有的井然。“银行旧有的人员，穿着西装，我们的人穿军装，大家上班、下班，都已经很正常很安定地在生活了。”结束了短暂的休整，他便被派往外滩15号，进入汇兑组，“搞密押”。当时，所谓的汇兑组还几乎只是一个“提法”，没有营业自然就谈不上什么业务，组里也没有什么人，有的不过是一张大桌子，“他们说先在那里坐坐吧，我就坐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每天只能抄报纸”。又过了一段时间，汇兑组转移到了虬江路50号，也就是原先开发银行的所在地，这才“有了一个柜台，人来人往地也办起了业务，顿时我就觉得像一个银行了”。

大历史的讲述提供的是我们会回视过往的一个维度，而历史洪流中每一个微小个体的真实感受则提供了另外的一个。“刚到上海那段时间我给我爸爸写信，爸爸回信说你的地址怎么天天变啊，来一次换一次来一次换一次，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讲到这里，徐达夫嘿嘿笑了起来，“其实24号也好15号也好，虬江路50号也好，现在都是人民银行一家人家啦。但是他搞不清爽啊，给弄糊涂了。”

变革、激荡、日新月异、天翻地覆，比起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个体对时代风雷的感受其实正是落在这样看似不起眼的小处，换一个角度，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小处的堆积聚合，才最终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卷。

没见过·惊呆了·忘不掉

徐达夫、徐有威、徐其立祖孙三代

上海，对于19岁的徐达夫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

第一次去南京路逛街。领导担心他们违反纪律，特别要求四五个人一组结伴出行。这一路徐达夫走得谨小慎微，低头走在一位同事的后面，都不敢抬头四处张望，没走几步便要回头张望一番，生怕忘记回家的路。宿舍走到外滩，不长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半个小时。

“好容易到了外滩，可高兴了。那时黄浦江的堤岸很低，水会漫到堤岸。看了半天，大家议论纷纷，说这个黄浦江的江水，这么一会儿从东往西流，一会儿又会反过来从西往东流，真奇怪啊。后来反复琢磨，这才恍然大悟——是潮汐！黄浦江连着东海，退潮时向东流，涨潮时向西流。过去只听说过潮汐，这是第一回亲眼目睹，开眼界长见识了！”

1949年7、8月间的一天，上海突发大水，市区几乎汪洋一片，四川北路的水都“齐腰高了”。包括徐达夫和七八个同在银行工作的战友在领导的委派下前去救灾，到了第二天，他们一行人要回外滩的中国人民银行上班，“我们只要一边问路一边往回走。心中着急啊又怕迷路又怕耽误上班”。好不容易走到了淮海西路，刚巧看到一辆有轨电车由远及近地驶来，他们七八个大小伙子急忙冲到马路当中，招手去拦。也许是因为他们身上都穿着新发的姜黄色的解放军制服，电车司机马上停了车让他们上去。“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在上海，上车要到固定的车站，是不可以随时随地扬手叫停公交车的”。

不仅仅是日常交通，尽管过去在济南的钱庄里做过两年伙计，不过对于当时的他，上海的银行里的很多现代化设备依旧是陌生的。“来上海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抽水马桶。上海同志特地带我们到银行的卫生间，教我们怎么用，还反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双脚分开，蹲在马桶上方便，要坐在马桶上。”银行的洗澡间也是新奇的所在。人民银行的洗澡间在五楼，这些洗澡间专门有人不间断的提供热水。看到天下居然有这种洗澡间设备，徐达夫和他的战友们真是“惊呆了”。

当时人民银行汇兑组的工作人员，由两个群体组成。一类就是像徐达夫这样的南下队员，他们在政治上代表着先进和革命，但很大一部分对于银行业务却多少有点外行和粗疏。另一类就是原先银行里的旧有职员，而他们中间也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有着专业背景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更多的则是原来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他们中间不少是大学生，业务能力强，工作认真，极少出错，字也写得好。这点我们是比不了的，要向他们学习。”徐达夫说。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看到徐达夫他们显得非常拘谨，表面上是毕恭毕敬，骨子里是保持距离。“每次开会讨论，他们总是不说话，请解放区来的同志先发言，然后再跟着说几句。”时间长了，大家慢慢熟悉了起来，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显得日趋融洽。

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汇兑组组长的，是一个名字叫蔡晬盎的女大学生。1948年她刚从交通大学毕业就加入了上海地下党。后来徐达夫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已故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她是蔡家第五个孩子，她的母亲周峻女士是蔡老的第三任夫人。

在徐达夫的印象里，蔡五小姐身材不高，目光炯炯，说话细声细语，笑起来则是无声的嫣然一笑。大学毕业的她懂得好几门外语，是个名符其实的才女。蔡晬盎对徐达夫的一手好字非常欣赏，“但是因为书写习惯，我写阿拉伯数字9的时候有点不好识别，她就站在我的身后，反复提醒”。蔡晬盎和母亲住在蔡元培生前留下的，位于华山路303弄16号的家里。蔡夫人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听说女儿的新同事里有几位山东来的小八路，就叫她带他们来家里吃饭。

徐达夫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走入二楼的蔡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张画，估计就是学美术出身的蔡夫人的杰作，家中的布置也非常精致讲究。吃的是鸡汤面，一人一碗。“这鸡汤面好像只有几根面条，和我们的胃口相比，实在吃不饱。”而蔡家吃饭的桌子上铺着的，是一块雪白的台布，徐达夫生怕自己不小心给弄脏了，就将他面前的台布翻起来，直接放在桌面上吃，同去的同事后来都嘲笑他是土包子，连台布都没见过。“我在济南银行工作的时候当然是见过的，只是怕给人家添麻烦而已。”

后来，徐达夫离开了中国人民银行，蔡晬盎也调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但彼此始终没有断了联系，直至2012年，蔡晬盎辞世。

徐达夫书法作品

2014年上海解放65周年之际，因为要整理父亲关于上海解放的口述史材料，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做教授的儿子徐有威，特地从浦东塘桥打了一辆车，和父亲徐达夫一起跑到了静安寺附近的蔡家故址。蔡元培故居的二楼不对外开放，1949年徐达夫吃过一晚鸡汤面的客厅是无缘得见了，徐有威只能站在大门口给父亲拍了张作为留念。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弄堂里晃悠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位在此打工的外地工人，得知他们是为蔡晬盎而来，他说：这位老太太可是好人啊，经常看到她接济“苦人”。

徐达夫关于上海解放的口述史，发表在2014年6月24日的《解放日报》上，距离他1949年6月26日来到上海，刚好差两天整65年。

原标题：《【银行老克勒】“小八路”进了大上海，银行“老革命”徐达夫的解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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