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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暗夜走来：上海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们，为什么很少拍照？

2021-06-19 09: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庄稼婴档案春秋

地下工作需要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必须比一般人更有“精神”信仰，又必须是大胆、机警、低调的实干者，最好还是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让人看了就忘的人。本文作者庄稼婴的父母，就曾经是上海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她通过这篇文章讲述了父母当年的地下工作经历，让我们有幸能了解青年时代的他们是如何建立起革命信仰、如何成为红色伉俪并一同为了革命事业而默默奋斗的……

母亲离世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父母留下的照片非常少，1949年以前的几乎没有。

小时候，记得只曾看到过父亲穿着长衫、戴着圆形眼镜的一张照片，其他的再未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同样稀少，有几张十六岁以前摄于家乡罗店，那是抗日战争之前。照片上的母亲还是一名青涩少女，不自如地对着镜头，背景是小桥流水，假山亭榭，石径古木。罗店曾是淞沪会战的战场，母亲照片中的背景后来在日寇的炮火中成了灰烬。

青年时代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决定去寻找他们七八十年前的身影。

早年岁月

对于父亲，我只能从大人的只字片语中，去捕捉一个没有细节的故事梗概：父亲名叫庄健安，出生于浙江镇海，家境贫寒，幼年丧母，我的祖父终年在外谋生，家里只剩下年幼的父亲和他的祖母。他在家乡才上了几年小学，十二三岁就被送到上海来“学生意”，学徒期满后，去袜厂做工，工余在速成的补习班念完了高小和部分中学课程。

一个一贫如洗的小学徒，当年没有留下照片，是理所当然的。

母亲名叫王行，老家在宝山罗店镇，离上海市中心二十多公里。旧日上海流传着“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抗战前，母亲家在镇上经营着一家百年老店，在镇外拥有一些耕田，足以维持小康生活。

上世纪30年代罗店古镇

1937年淞沪抗战，日寇在罗店镇以北十公里的小川沙登陆，镇上的居民悲怆凄惶，扶老携幼，逃到附近的乡野去避难。重病的外祖父在东躲西藏的颠簸中，离开了人世，留下外祖母和六个孩子。为了逃生，母亲一家躲过日机轰炸，穿过封锁线，历尽艰险逃难到上海。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儿童节，母亲被邀请去给徐汇区的小学生讲革命历史，在她拟写的草稿中，我读到：

“我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逃来逃去，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出了火线，因为绕道而行，走了几天才走到上海。一路上到处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有些地方河水都染红了，惨不忍睹。路上黑压压一片逃亡的人流，扶老携幼，肩挑背负，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时，我认识到，这已不是我们一家、一乡、一镇的遭遇，而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摧残。我满腔愤怒，想去打日本鬼子，为父亲报仇，为乡亲报仇，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到上海后，我一直想参加抗日，后来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投身工人运动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难民如潮，父亲当时在沪东公社难民收容所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地下党员周林（曾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周林正在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出入工厂和社会团体，物色合适的人选，发展壮大党组织。

地下工作，顾名思义，就是在敌占区，隐蔽地无声无息地工作，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可能失去生命。因此，地下工作需要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必须比一般人更有“精神”信仰，又必须是大胆、机警、低调的实干者，最好还是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让人看了就忘的人。

父亲是个不错的人选。他从小离乡背井，阅历丰富，沉着寡言，人情世故练达。周林1938年介绍他入了党。入党后，父亲被派去上海的针织业，动员组织工人参加抗日救国，后来又被调到沪东公社的女工夜校当教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东地区杨树浦路一带

沪东地区工人集中，是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这个慈善组织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救助，救助流浪儿童，普及识字。

母亲则在十八岁那年，应聘去曹家渡的康福里小学教书。1930年代末，小学教员薪水微薄，买了米，剩下的钱只够买几块乳腐。没有钱租房子，晚上母亲就把矮矮的课桌拼在一起，睡在教室里。

和父亲一样，一心渴望抗日的母亲，教书之余参加了业余合唱团，在上海租界四处义演。合唱团的成员是一群热血的青年，他们高唱着《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呼唤民众投入抗日。“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团结奋起，奋起团结！”

曹家渡附近有不少纺织厂、绢丝厂、卷烟厂，雇用的绝大多数是年龄在十二三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女工。她们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微薄，仅够糊口。为了改善女工的境况，基督教女青年会从1920年代开始，就在上海开办女工夜校，帮助女工读书识字。

曹家渡万航渡路上的纺织厂旧影

为了方便曹家渡附近的女工就学，女青年会借用了康福里小学的校舍，开办了一所女工夜校，并聘请了三位康福里小学的教员到夜校兼课，汤先生教初级班，母亲教中级班，陈先生教高级班。

对于女工来说，在厂里，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还经常无故受到辱骂，因为得靠那份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只能默默忍受。在家里，女人没有地位，也常受委屈。艰难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往往导致夜校学生中断学业。

三位老师想方设法留住学生，到了节假日和学生的工休日，她们常去家访，跟学生交朋友。母亲回忆说：“大多数的学生，家里很穷。有的人家住在用竹子油毛毡搭起来的窝棚里，又低又矮。到了下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窝棚的泥地变成了泥浆，滑碌碌的。弄堂里，垃圾成堆，臭味难闻。”

家访让母亲看到了比她更贫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辛苦地工作，家里破破烂烂，老老幼幼都满脸愁容，衣衫褴褛。看到那么多同胞一天天在风雨飘摇中苦熬，母亲更加同情劳苦大众，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旧上海的棚户人家

三位老师年龄相似，朝夕相处，感情日深，以姐妹相待。有一天，大姐汤先生给了母亲一张电影票，告诉她，在影院里将有一位身穿灰条子旗袍、手拿一份报纸的女士坐在她旁边，那位女士要跟她谈话。至于谈话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母亲兴奋不安地来到影院，发现坐在她旁边的是女青年会的张女士。张女士低声问了母亲几个关于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问题，仔细听了她的回答。

原来，汤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经过考察了解，决定介绍母亲入党。张女士跟母亲的谈话是党组织的“政治复审”。过了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汤先生为母亲举行了简单的入党宣誓仪式。她再三关照母亲要小心谨慎，注意一言一行，千万不能暴露党员的身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女工夜校，几乎都停办了。夜校教师中的部分地下党员，包括汤先生（改名方敏）和陈先生（改名方俊），扮作姐妹，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去了。

1951年康福里女工夜校师生重逢合影。第一排正中为方俊，右二为母亲

母亲成了地下党员后，小心翼翼，没留下任何照片。解放后，有几位阿姨常来看母亲，进门就亲切地叫她“小王先生”，她们是康福里女工夜校的学生，不少人入了党，担任了工厂和车间的领导。

共同办学的经历

1942年，女青年会在沪东的工人夜校都被迫关闭了。地下党让父亲在沪东筹办新的工人夜校，继续发动工人抗日。那年夏天，父亲完成了勤新工人夜校的筹备工作，准备租用培正小学的校舍，在秋季正式开学。

培正小学创办于1920年代，学校在今杨树浦路1991弄华忻坊193号，是一栋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原培正小学的校长无意继续办学，提出把学校转让给父亲。父亲觉得，接办这所小学，不仅可以解决勤新夜校的经费和校舍问题，还可以解决一些地下党员的社会职业问题。

地下党沪东工人工作委员会（工委）支持父亲的想法，办培正小学还有另外两个好处。一是小学位于工人聚居区，学生家长多为工人，通过与家长的联系，党组织可以在周围各工厂活动。二是那段时间，日寇控制很严，培正小学是公共场所，人来人往不容易引起注意，可以作为沪东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党组织没有足够经费。工委委员沈涵慷慨地拿出自己积蓄的300元，不足之数由父亲设法解决。于是，父亲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多方筹措，才凑足了经费将培正小学盘了下来，父亲就此成了培正小学的校长。

小学校舍年久失修，破旧简陋。父亲卖了自己的挂表和毛衣，还去外边卖报，筹资买来建筑材料，亲自动手拆掉二层阁，修理地板，粉刷墙壁，休整校舍。

1942年夏天，为了办好勤新夜校，党组织特地把母亲从沪西调到沪东，专做夜校工作。母亲到校的那天下午，父亲正忙着清理校舍，大汗淋漓的他放下了手中的活，提起母亲的行李，把她领进学校。父亲高高瘦瘦，戴着眼镜，但是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毕竟是工人出身，实际动手能力很强。

多年之后，母亲告诉我，从第一次见到父亲开始，她就被父亲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为了事业，他什么苦都能吃。”

父亲接手的培正小学，经过一番筹备，终于在1942年8月正式开学了。白天办小学，晚上办工人夜校。

位于杨树浦路1991弄华忻坊193号的培正小学

沪东聚集了许多工厂，又曾是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淞沪会战时，遭到日寇的狂轰滥炸，70%的工厂被夷为平地。日本人强取豪夺，控制了沪东大部分幸存的工厂。日本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工人在车间里讲话，稍有违抗，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还随便把工人抓起来送宪兵队，有的工人甚至惨遭杀害。面对日寇的暴行，工人敢怒不敢言。沪东工委讨论后，决定不跟日本人正面冲突，组织工人用迂回的方式反打骂反侮辱。

有些工厂，要求工人进出厂门，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工人就商议好，在同一时间进厂，逐个向日本兵毕恭毕敬、慢条斯理地行礼。日本兵开始很满意，可是上工汽笛响了多时，门口还排着长队等着行礼。几次一来，厂方怕延误生产，只好取消了这种侮辱工人的做法。

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地下工作变得更为谨慎，更为隐蔽。当时的重点是保证地下组织的安全，暂缓发展党员，取消党小组，改为单线联系，严格执行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父母同属工委系统。培正小学开办后，有十多名党员来校任教，他们来自不同系统的党组织，跟父母也没有横向联系。母亲说，那时候，党员教师之间从不谈论工作和时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

办培正小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办工人夜校。由于地下党员已不可能去各工厂发动工人，夜校成了一条捷径，一方面培养教育工人，一方面开展工人运动，在工厂不便谈的话，在夜校里都好谈。夜校为沪东培养了工人运动的许多骨干。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节节胜利。上海实行灯火管制，勤新工人夜校无法继续上课，只得停办了。

这时候，新四军正从四周向上海合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华中局要求上海工委组织一支工人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父亲被派去沪西的龙华飞机场和龙华水泥厂筹备工人武装起义。那时候，沪东工人地下军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些武器。他们把部分枪支弹药存放到培正小学，交由母亲保管，母亲把这些枪支弹药藏在华忻坊193号后门的楼梯下，在阁门上钉了块木板，并把木板全部涂黑。

沪东工人地下军藏枪处（照片来自《中国共产党杨浦（沪东）史》）

广大市民从美军飞机的频繁轰炸和日本鬼子失魂落魄的表现中，知道抗战即将胜利。地下党也行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宣传，动员大家一起努力，把日寇赶出中国去。那时，上海人把日本鬼子叫作“萝卜头”。有个地下党员就在工厂的厕所里挂只小萝卜，墙上画一把刀，写着“天快亮了，大家起来磨刀切萝卜。”

以“萝卜头”为题材的抗战宣传画

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上海各处，人群熙攘，鞭炮齐鸣。日本投降后过了几天，美军空运国民党军队接管了上海，上海地下党接到上级命令，取消武装起义。

1945年，上海地下党已经从抗战初期的600多名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还有数以万计的积极分子分散在各行各业。地下党组织改组成六个委员会，分管工人运动（工委）、学生运动（学委）、教育界（教委）、文化界（文委）、警察（警委）和近郊。为了安全，各委员会都由华中局直接领导，委员会之间互不联系。父母留在工委，继续搞工人运动。

这时，迁到内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迁回上海，努力恢复女工夜校。到1946年，上海已有女工夜校六所，学生增至1000余人。因为勤新工人夜校已经停办，女青年会就在培正小学开办了第三女工夜校，这所夜校由母亲负责。

1946年秋，第三女工夜校来了一位刚从高中毕业的地下党员聂老师，她描述了初到第三女工夜校的情况：

“抗战胜利一年后的杨树浦，市面仍旧十分萧条。8路有轨电车过了八埭头，车厢里的乘客已寥寥无几。临近黄昏的马路上，冷冷清清，使人感到凄凉。当走进培正小学时，我却见到另外一番景象：狭小的教室里，坐满了青年女工，看上去年龄和我相仿，齐耳的短发，整洁的衣衫，一个个是那样纯朴……下课放学了，在一般的学校里，学生背着书包就跑，这里的许多学生，好像舍不得离开课堂，亲昵地围着老师，有说有笑地提问题，谈家常。第三女工夜校的负责人王老师（党员），等夜校学生走完以后，介绍我认识了其他两位老师。这个晚上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学生有礼貌，守纪律，求知欲强。这里的老师，很热情，很诚恳，爱学生。”

小聂老师提到的王老师就是我母亲。

潜匿闹市之中的红色据点

从1942年一直到解放前夕，培正小学成功地掩护了沪东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沪东工委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工委领导也常在这里碰头，每次都由母亲为他们放风。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迅速发展。到1946年底，党员增加到5000多人。培正小学成为地下党和解放区的交通中转站，有些受到国民党注意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常被安排到培正小学当教师作为过渡，再由交通员把他们带入解放区。交通员从解放区带到上海的同志，一般都在培正住一夜，第二天再分散到各处去。

在这看似宽松，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每天都在进行秘密活动。父母的责任，就是营造维护“宽松”的错觉。父亲不动声色，周旋于三教九流，游走于龙鱼之间；母亲灵活机智，胆大心细，保证来往人员的安全。他们是绝好的搭档，不但保证了地下活动的顺利进行，还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

培正小学旧址（源自《杨浦时报》，摄于2013年）

考虑到培正小学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加入国民党，以便更好地掩护地下活动。可能父亲比较能干，几个月后，莫名其妙也被委任为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这件事给父亲带来无尽的灾难。

母亲由于经常走访夜校学生，对杨树浦一带脏乱拥挤的贫民区，迷魂阵似的七拐八弯的弄堂，熟门熟路。跟学生拉家常，让她掌握了不少信息，厂里有哪些重要车间和部门，谁的阿哥在水厂看门，谁的表弟是纱厂主管，谁的阿姨在弄堂口卖香烟，这些看似无用的信息随时都可能变得有用。

在险恶的环境里，父母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出门注意有没有“尾巴”，别人多看他们两眼，就意味着多绕几个弯，多走几条马路，多穿几条弄堂，多换几部车。说话更是小心翼翼，应酬的话说得顺顺溜溜，却不带实际内容。带点敏感的文字材料，看完及时销毁。需要留下的文字，藏在棉袄的夹层里，鞋垫底下，包书纸和书之间，装满大米的米缸里，一丝不苟，不厌其烦，任何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位曾在培正小学共事的同仁合影：母亲（中）、教导主任范仲弈（右）、教师潘晓明（左）

经过五年的共同办校，父母终于走到了一起，1947年11月他们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婚礼。没有拍结婚照，唯一留下的是一张由母亲填写的结婚证书。证书上父母的信息，除了姓氏和籍贯以外，名字年龄都不是真的。因此，那只是一张半真半假的证书。哪怕是在举办终身大事的大喜之日，父母依旧保持着外弛内张。

王中一事件

工委系统有三名党员在培正任教，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市工委委员王中一直接领导。父母地下工作时期的朋友熟人见了面，常常会不约而同提到王中一。在上海地下工作史中，王中一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48年，由于他的疏忽，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其中有个曲折的故事。

1933年王中一在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法电）当职员，同乡请他去管理层为一名叫丁锡山的卡车司机说情，丁驾驶的卡车撞上了法电的电车，被抓进了法租界巡捕房，王中一为丁求情，丁因而获释。丁锡山对王中一十分感激，称他为王大哥。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丁锡山曾在老家奉贤组织游击队，跟日军交战多次。1939年在日伪军的胁迫下，丁锡山成为日伪和平军十三师的中将师长。因对日伪不满，跟下级军官商讨起义，被日军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囚禁在镇江。1944年新四军组织了一次武装劫狱，救出了丁锡山。出狱后，他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了几个月，后又回到浦东，重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任少将副总队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计划把丁锡山部改编为交警总队，他十分不满，萌发了把部队拉到苏北解放区去的念头。为此，他带着自己的一名部下洪关康去征求王大哥的意见。王中一听罢，不再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鼓励他拉着队伍去解放区。

丁锡山

丁锡山 1947 年到解放区后，入了党，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1948年2月丁锡山率部乘船南下，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双方展开激战，丁锡山终寡不敌众，中弹牺牲。

丁锡山手下的那个洪关康趁着混乱逃到了上海，向国民党自首，主动请缨帮助捉拿共产党，戴罪立功。洪知道王中一是党员，但不知他住在哪儿，四处打听，得知丁的副官是王的妹夫，就对副官谎称，自己准备回解放区，却苦于找不到组织，希望跟王联系。

在1948年3月18日的地下党市工委会议上，王中一提出要与洪见面。工委主席张祺和工委委员陈公琪、毛齐华都不同意。在会上，王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3月20日，王中一违反了组织纪律，擅自与洪见面，被特务当场抓捕。洪想带特务去王家搜查，就骗王说，你带国民身份证了吗？他们看了身份证就会释放你。

王信以为真，带着一拨人回家去拿身份证，特务在他家搜出几份地下党的工作报告和一份地下党员的名单，上有180多人。

王中一被捕的第二天一大早，警委系统就向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汇报了情况。张承宗立即通知了工委和其他系统，让可能在名单上的人迅速转移。可是，国民党也及时展开了大搜捕，因为这张名单，前后有125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父亲。

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合影（左起：吴克坚、张承宗、沙文汉、刘长胜）

生死考验的纸婚期

西方把结婚一周年称为“纸婚”，结婚才一年，婚姻关系薄如纸，需要小心呵护。父母婚后的第一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狂风巨澜，他们的关系却坚如磐石。

1948年3月20日，父母结婚才四个月。当时，组织上让父亲负责地下党员撤退去解放区的工作。那天，他去警察局老闸分局找一名地下党员商讨工作，不巧没有遇到，在回来的路上，转到王中一在八仙桥会稽街18号开的一家杂货铺，打算向他汇报情况。父亲到了杂货铺附近，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他觉察到四周的气氛有点儿不对，没进杂货铺，转身走了，却被王中一年幼的女儿看见，她轻轻说了声：“叔叔来了。”守候在四周的特务当即把父亲抓了起来。

那天夜里，母亲突然听到楼下有人砸门，特务到培正小学来搜查了。母亲把正在刻印的文件藏在被褥底下，称病坐在床上。特务进来后，翻箱倒柜的，一无所获，最后拿走了几本书。

母亲估计父亲被捕了，第二天是星期天，学校里没人，母亲怕敌人再来搜查，把暗藏在华忻坊193号扶梯下的枪支弹药取出来，转移到201号的阴沟里，并销毁了所有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文字书籍。

在党员登记表里，母亲写道：

“1948年，我爱人及上级领导被捕，我和党失去了联系。那时，我们办了一所小学，作为党的据点，半夜里特务到学校里来搜查抄家。第二天，有一位同志来联系工作，我告诉她已出事，叫她快走。她让我也走，先避避风头。我想，我不能走，要是走了，学校怎么办？这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党的据点，同时更难和组织取得联系。要是不走，也有被抓的可能。考虑后，我决定挺下去，一方面我想好了口供预备给抓去，一方面我以家属名义出面主持学校。”

母亲的上线是父亲，父亲被捕后，就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地下党教委在培正有十多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培正小学的教导主任。为了防止学校被封，母亲跟他商量后，把培正小学的校产造了清册，转移到校董会名下，母亲自任代理校长，学校工作照常进行。

父亲被捕后，一开始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不久地下党通过警委，得知父亲被关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警察总局内，也弄清了王中一的名单上有哪些人。党组织让四马路一名狱警传递消息给父亲，名单上没有他，也没有培正党小组其他成员的名字。

那时候，地下党的纪律是，万一被捕，就是牺牲，也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王中一和父亲都是浙江镇海人，父亲被捕之后，就一口咬定是王的表弟，并通过狱警，把口供传给了王中一。

那年6月，母亲跟地下党失去联系两个多月了。一天，培正小学的一名教师（党员）让她第二天去外滩的中国银行见一个拎着旅行袋的熟人。母亲到了中国银行，见到了市工委委员陈公琪，就此恢复了党的关系。

因为工委一直在培正活动，母亲跟陈公琪很熟，陈公琪常像大哥一样关心她。当时，当局不允许探监，母亲怀着身孕，想到父亲生死莫测，悲哀难抑。为此，陈公琪特地为父母安排了一次短暂的“隔街相望”。

父亲被关押的牢房有一个靠街的窗口，对着一家居民的窗户。地下党跟这家人家联系，付了酬谢金，那家同意出借窗口半个小时，狱警把时间通知了父亲。于是，母亲隔着车水马龙的街道，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亲，他们无法对话，互相做了一些手势，绝大多数时间，就是默默不舍地远远相望。这是我知道的父母婚姻中最浪漫凄美的瞬间。那时候，他们结婚才半年多。

位于福州路185号的旧上海警察局大楼

当局见父亲和王中一口供一致，又抓不到父亲的任何把柄，同意无罪释放他，前提是必须有十家店铺联保。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这件事地下组织不插手，完全由母亲出面解决。她怀着六个多月的身孕，冒着酷暑，四处奔走。幸亏她娘家亲戚里有若干地主、工厂主、商铺老板之类的有产阶级，不久凑足了十家商铺。然而，一般人对保释犯人存有戒心，母亲多次游说恳求，方才办妥了联保。

过分劳累使母亲早产了，她在平民医院生下了只有七个月大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大哥生下来不足三磅，在暖箱里活了九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伴随了母亲的一生。

1948年9月，父母婚后的第十个月，父亲终于被释放了。母亲在警察局门口接到了脸色苍白的父亲，两人再见，恍如隔世，百感交集。

终于可以拍照了

父亲出狱后，无法继续开展工作，1949年1月地下党让父母撤离上海，去华中党校学习。他俩被编入“南下干部纵队”，准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同年5月，父母随军南下，回到上海，双双被分配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或许父母习惯了隐姓埋名，习惯了低调行事，习惯了不拍照的生活，拍照这件事儿在我们家难得发生。在母亲留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照片中，几乎没有父母的合影，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苏州与武文斌（时任苏州市公安局长）夫妇的合影。为了了解父母的历史，我托哥哥查找资料，他在张承宗的回忆文章里，发现父亲跟武文斌1944年一起参加过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班。原来这是老同学重聚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