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县干部→新化复印产业，冯军旗的神论文为何吸引眼球

        近日，北大博士冯军旗八年前在“城市社会学”选修课上的一篇课程论文《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走红网络，论文调查了北京八所院校附近的复印产业，发现湖南新化县人经营的复印店市场占有率达到65%。而一篇来自湖南长沙红网的关于新化复印店的报道数据则称：目前，拥有140万人口的新化县有十多万人从事复印相关行业，5万家复印店遍布全国各县市，占据了全国复印店的80%，同时还几近垄断了全国每年15万台的二手复印机市场和大部分办公耗材经销。

        通过“人找人”式地扩大研究网络，第一次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冯军旗发现，新化人对全国复印机、打印机市场的占领，是在从“文革”后期至今的几十年历史过程中逐渐完成的。冯军旗通过对其中几个关键人物生命史的访谈，梳理出一条从复印机维修技术人员通过地缘、血缘网络中的技术“传帮带”，到走私国外二手办公耗材，再到资本积累后投资办公耗材的产业发展历史。

        这篇论文被意外重新挖掘并被自发广泛转载，关注点大致集中在两个方面：读过大学，又对湖南口音有敏感性的网友们都纷纷表示，这与他们长久以来疑惑的“为啥打印店老板都一个口音”这一日常经验完全一致：“感谢作者解开了我们心中的千古之谜”，“也感谢湖南娄底人，是你们让复印打印的成本变得这么低。”

        而作为一个技术传播与贸易网络形成的商业案例，新化与办公耗材间的关系，也被不少读者解读为“中国式的地域产业”。以“能人”掌握一门新技术为始，再通过地域关系完成人力资源积累，这一过程深深镶嵌于血缘、亲缘与地缘关系结成的人情网络中，从师徒相传的复印机维修技术到二手复印机地下购入渠道，也皆因此具有较强的排他性。

        在近期一次《南方都市报》的访谈中，冯军旗认为，新化人对行业的垄断依靠的是内部占有了“国际贸易-专业市场-店铺”这一完整产业链，故而能压低价格，打价格战。“各个环节的价格，在新化人内部是透明的，对外人则是一个黑箱。”此外，他们对维修技术的掌握，也是控制市场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这一被冯军旗称之为“中国特色的产业扩散型经济”现象，并非新化独有。例如，江西安义县人在全国加工销售铝合金，也垄断全国75%铝型材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统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血缘和地域都是人际网络组织的关键因素，从日韩家族企业到香港菲佣市场莫不如此。这篇课程论文因贴合个人生活经验，讲述了一个“小知识”而被网友广泛转载。但技术习得、产业发展与政经环境间的互动关系，这些在经典产业社会学研究中的问题，在冯军旗这篇论文中并未被详细展开。

        从冯军旗2011年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或许可看出，其研究旨趣似乎更偏重于“关系型”社会研究。走关系、靠关系、拉关系又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感知与实践的社会现象，所以，这类研究往往很容易从学院扩散到民间，吸引普罗大众参与讨论。

        《中县干部》因为有官场走关系内容，而被舆论塑造成官场揭弊文本。当时，冯军旗借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的机会，采访了160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试图通过搜集个体官员仕途轨迹，展现中国基层政治生态。2011年9月，《南方周末》对该论文进行了题为《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的摘取式报道，造成不小轰动。南周仅仅是有选择地报道了论文中“政治家族”一节。“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在中县，冯军旗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实际上，南周的报道有断章取义之嫌，尽管“政治家族”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是报道并没有回答：中县的干部中属于政治家族的比例是多少？如果大部分并非政治家族，那这个现象的研究就失去意义。另外，无法说清楚政治家族成员初职获得是靠自身能力还是靠家族关系，或者两个因素孰轻孰重？也没有解释政治家族内部的姻亲缔结是在走上仕途之前还是之后？换言之，政治家族可能只是小部分现象。也可能干部子女倾向于自我选择当公务员，或者嫁或娶公务员。

        论文中不支持政治家族自我繁殖的关键信息，在当时南周的报道中都被故意忽略。比如，中县干部的家庭背景，只有20%来自于干部家庭，80%是非干部家庭。中县干部领导的初职获得，主要来自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高达80%以上是大中专院校培养的。13%是军人转干部。唯一可能走关系的吸收录用渠道只占6%。而且国家2001年后停止了吸收录用政策。还有，冯军旗在结尾中承认，“干部晋升过程中的全部因素无法搞清”。

        澎湃新闻之前报道，高达82％的人文学科、32%的社会科学论文从未被引用和阅读过。冯军旗的两篇论文却都得到传播上的巨大成功，阅读量与转载量与同行论文不可同日而语。不少人，包括学术界人士都依此称，中国社会学应该多关注这些与人们日常经验紧密相关的“真问题”。然而细读冯军旗的两篇研究文本即可发现，其传播逻辑得以形成的关键，或许并不在研究本身有一套对社会事实形成原因的深层解释，而是其中有诸多恰好符合读者日常经验与想象的部分。其中挑战日常经验的部分，甚至在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被删减和忽略了。冯军旗论文的走红，是否可作为学术生产进入大众传播的一正面案例，似乎尚存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