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的年代》的七个故事，用文学阻止历史失忆的发酵

        编者按：暌违3年，瑞典学院院士、曾17次出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再次抵沪。5月16日的“思南读书会”上，他为读者带来了七卷长篇小说总集《失忆的年代》，著名作家贾平凹、韩少功、评论家陈思和也在现场与埃斯普马克交流了对“失忆”的解读。以下为埃斯普马克的发言，由万之翻译。

        长久以来，“失忆”就是占据我文学写作的一个现象。在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首诗里，像是用照相快门捕捉住一个闹哄哄的郊区建筑的瞬间，我描写人们因地址不详而被退回了他们的信件，而外国人的声音在接听他们打的电话。“昨天这里还是别的房子，/每走一步这个城市都在改变。/ 我能不能回到家 / 而这把钥匙还对得上门锁吗？”遗忘在这里是类似惊马失控奔逃那种情况出现的结果。

        在冷战时期，失忆具有了更危险的形态。上世纪八十年代，米兰·昆德拉在一篇有关东欧被消除的著名文章里写到，“俄罗斯占领者正在抹除掉他的祖国的历史”。他的同事米兰·斯美其卡把这种结果描述为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的“黑洞”。我对这样的证词印象很深刻，1985年我特地访问了布拉格。我经历的事情让我感到震撼，写下了《布拉格四重奏》，描写了一种感官几乎不能抓住的毁灭。我听见了一种文化在消失的声音：“墙壁被刮过，粗燥的牛皮纸 / 抵抗它新的文字。”走过那座桥的人似乎正在变得单薄，进入了让人看不见的状态。来自一个开启的窗户里的歌声尝试着想被人辨认出来，却徒劳无功。在所有记忆都被消除的年代，“我们说的‘辨认’又是什么意思？”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典，对历史的麻木不仁也在增长，特别是在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门。我曾经在瑞典学院做过一个让很多人不愉快的公开演讲，对我们历史记忆的丧失提出了警告。同时，我也开始这个叫做《失忆的年代》的系列小说创作。后来，我在一部短篇小说集《勉强的故事》里也表达过对这种全面性遗忘的看法。比如说，在这部著作里你可以发现一篇作品叫做《瞬间历史》。这是一篇描写某民政部门的讽刺小说，这个部门接受了建立小的历史纪念点的任务，因为这个国家遭受了失忆的入侵，太需要这样的历史纪念点了。我也写过一两个剧本阐发这方面的看法，用的则是一种闹剧的形式。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失忆症在扩张的看法在瑞典还是比较新的。一个内阁大臣甚至问我，是否我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样一种独特的概念。我对此作出的回应，就是在这个小说系列中的一部小说，即《仇恨》里让一个政治家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这种让人吃惊的看法，不管怎么说，很快就被不同的国际性权威机构证实了。很多法国哲学家表示了相同看法，而美国作家高尔·维达尔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失忆的合众国”。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托尼·朱特，甚至把我们的时代叫做“遗忘的年代”。我的小说表达的看法，终于得到了确认。

        近年来，我也对我们的遗忘中某些特殊方面提出了看法，即我们有歪曲我们的记忆的行为。我最引起注意的著作之一，叫做《记忆谎言》（2010）。那是一种自传性作品，一章一章地展示我的记忆如何改变了我曾经经历的事情，把我的回忆构成我在我生活里需要的种种神话。

        《失忆的年代》是七部较短长篇小说构成的一个系列，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虽然是从瑞典人的眼光去看的，但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有效。我写作这些书，是我在访问布拉格有了那段经历之后就马上开始了，并不远离我从捷克来看问题的角度。让我引用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话：“看来现代人越来越生活在当下，而过去就好像是一个黑洞，一切都可以在里面消失：英雄、罪犯、明星和无名的群众。甚至活着的人也在里面消失了，不像在过去的时代，活着的人是在自己生命结束后才消失。”这种看法在《失忆的年代》第五部《仇恨》里也有表述，不过时间上更短：一个政治家“在发表苍白无力的竞选演说时就消失了”。而且，“当我的嘴唇上还有我爱人的嘴唇留下的温暖时，我就已经忘记了她。”所以，我这些文本并不缺少先于我看到这个现象的前人，但是，把这个现象作为一个长篇小说系列的主线，应该还是第一次。

        在《失忆的年代》里，笔者转动着透镜聚焦，用讽刺漫画的尖锐笔法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这意味着，昨天你在哪里工作今天你就不知道了。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睡在哪里。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你会有疑问：开门的这个女人，会是我的太太吗？而站在她身后的孩子，会是我的孩子吗？这个系列的所有长篇小说里几乎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

        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记忆，如果没有了我们行事的上下关联，孤立的事情就不可能去固定下来。那么每个解释都会变得随意武断，方向也不可确定。本系列第一部小说《失忆》里的官僚埃利克·克尔维尔就特别经历了这样的情境。每次他企图搞明白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一种不确定性，一种不清晰性。而正是他要找到他所爱之人的企图，让他不可能找到她。

        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理想状态——对和权力纠结的经济活动也一样——可谓如鱼得水。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你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过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有人会认为失忆好像是一种查禁制度，是市场或者政治权力强加在人民头上的。但如此解释就过分简单化了。失忆是从各种角度来伐害我们的——也是从我们内心。那个被谋杀的瑞典首相把瑞典人和瑞典贝格的天使做比较的时候触及了一部分真相：“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也已经有了特别形状，所以他们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说。”不过自我查禁比这种情况还要深入：“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自己擦掉。而我们不应该感觉的东西就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也就是说，“体面的瑞典人有保存自己的无辜和体面的艺术。”这是“天使的语言”。而这其实也就是失忆的一小部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正式公开谈话会把正确的词汇放到我们的嘴里，会把正确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头脑里，帮助我们忘记那些我们不应该记住的东西。

        这种情况听来会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在我们这个价值等级系统崩溃、再也分不出高低的生存环境里，其实连悲剧都是不可能的了。克尔维尔就提到：“好像我们上面的高大空间已经崩溃了，让我们变成二维空间里的平面，就好像是一个被踩扁了的阴虱飞翔在地球之上的喜剧模式里。”他也发现，我们的生命已经变成了没有任何价值的悲剧，一种闹剧里的绝望”。不少批评家在这些小说里找到了黑色幽默，而这也很好呼应了作者的初衷。

        这个系列涉及的其实是七个人的独白，因此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个人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看来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个民粹主义的报刊主编，看来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个老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说法（《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寡头，对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自己的描述（《复仇》），然后是一个备受打击的妇女，为我们介绍她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中也曾有过另一个书名：“一部低于人类的喜剧”，这是戏仿但丁的《神曲》（神圣喜剧）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我这个系列里，人们落入的是人类的地下室层。那些陷在这个地狱色彩的当代的人物确实都到了他们人生处境的最低点，还都带着他们被极端具体化了的烦恼、热望和内心的破碎。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细密刻画的个人肖像——但这一个人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是一部浓缩在一个用尖锐笔触刻画的单独人物身上的社会史诗。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展示她的焦虑不安、热烈欲望和茫然失措，并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

        《蔑视》中的那个老女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看到垃圾在她周围堆积起来：空纸箱、橘子皮、陈旧而酸臭的尿布、一个废弃的冰箱和被刺破了的床垫，全都堆积在不停飞舞的一群苍蝇之下。这个垃圾堆其实是她一生感受的蔑视的具体化。以同样的方式，《仇恨》中的首相被关闭在一个富人通常在那里购物的食品商场里。这个商场是市场经济的物质表现，他感到自己是被囚禁在里面，只有很小的活动空间。而谋杀者如此之多，拥挤在他周围，也具体形象地显示出他从多方面感受到的仇恨。

        和常规叙事散文相比，这个小说系列对读者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把人的精神生活转化为具体图像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要求，是内在和外在事件的双重揭示。最苛刻的方面也是和大多数小说结构不同的密集性。我的雄心是把本来可以写成四百页的小说压缩在一百页之内。凡是没有绝对必要的段落和词都删除。要达到这样严格的经济和简略，就要求精准和知性方面的含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都需要精确和可靠，全都能清晰展露在读者眼前。所有这些特色，我们通常都习惯于在诗歌而不是散文语言中看到。在我看来，好的小说散文语言是诗歌的孪生兄弟。

        这个小说系列里贯穿始终、统领一切的模式也得到了一部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品的启发。穿越了整个小说世界的行动可以追溯到但丁《神曲》里穿越地狱的旅行。但谁是这个旅行者，是谁在这个影子王国一般的社会里一会儿和这个人物相遇，一会儿和那个人物相逢？我的想法是读者。正是对着读者，我的每个小说人物在说出独白。他们正是想抓住读者，努力要让读者相信他们，也许还要欺骗读者，不过首先是要把读者抓住，这样才能有一个谈话的对手，然后才能有办法搞清楚自己的情况。只有读者也在场，这种独白才有可能进行下去，是读者的回应使得独白成了对话。这七部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其实还是你。        

        译注：托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为英国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战后：1945年来的欧洲史》。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为长期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代表作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1925-2012）为美国作家，擅长创作当代历史小说。他说的“健忘症合众国”英文为United States of Amnesia，和“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谐音押韵。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1931-）是捷克作家和戏剧家，代表作有《被审判的法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