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丨乡村·遗产·阐释——多学科融合的视角

设计人：董妙繁

5月29日，“乡村·遗产·阐释——多学科融合的视角”青年学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博物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协办，《建筑遗产》做媒体支持。

遗产研究在各个学科的共同推动下，不断拓展着研究对象、时空范畴与保护理念，也在实践中顺应时代需求，更新着管理模式与发展路径。如何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构筑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将研究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此次会议旨在构建一个开放的遗产对话场域，期待未来在不同学科的碰撞中探索出更加多元、有效的乡村遗产阐释。与会嘉宾来自考古学、建筑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博物馆学、传播学等学科与专业，分为六场论坛进行论文发表与评议，并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开展跨学科的对话。

刘朝晖

杜晓帆

赵晓梅

第一场：作为“物”的遗产

本场论坛三位发表人均来自建筑学领域，他们从礼仪、生活展演与材料技术等不同视角开展对各自研究对象的细致分析，呈现出单一学科接近“物”的多元路径。考古学也是以物为对象的学科，评议人从聚落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出发，对三篇论文发表进行评议。

王晖（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报告题为《桐山后金村——儒学传承与空间遗产》。桐山后金村位于浙江兰溪，为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金履祥后裔聚居之地。作为“北山四先生”之一的金履祥，传承朱子理学正脉，是南宋金华学派的中坚。村内目前有仁山书院（金氏家庙）、孝贤堂、正和堂等乡土礼制建筑遗存，实物虽然止于明清以降，但呈现出特殊的“凸”字形空间格局。王晖指出，这一格局实际上常用于宋代的陵寝上宫和中小型住宅，可能是前堂后室格局演变的一种中间形式。考虑到金华地区的儒学传统，当地祠堂沿用南宋形制的可能性较大，与地方方言、传统礼仪共同构成了这一空间遗产的文化基础。

张力智（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报告题为《徽州/浙西民居的横向布局及住宅的内部性问题》。徽州向为儒家礼学重镇，与礼制阐释相合的纵向布局住宅因之较受学界关注。但在明代晚期和清代晚期，徽州及其周边地区也常见一种与礼制明显不合的横向布局住宅。通过聚焦这种横向布局住宅，张力智发现：首先，徽州地区常见的纵向布局住宅多出现在清中晚期，很可能是清代皖派礼学兴起的产物；其次，常见于皖派礼学兴起之前的横向布局住宅，不宜套用儒家礼制框架阐释，而可以从生活仪式的“观看”来理解；再次，徽州横向布局住宅存在与礼制相反的重要特征——内宅的平等与互通；最后，张力智将徽州/浙西住宅与现代住宅开展比较，提出从内向外的住居观念。

董书音（广州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报告题为《物尽其用——翁丁佤寨与登岑侗寨的风土粮仓构造策略及其解木技术》。在以往对传统木作建造流程的研究中，解木环节受到的关注较少。云南沧源翁丁佤寨和贵州黎平登岑侗寨，两地风土粮仓都要满足密闭、坚固的储粮需求，但两地建造木材不同，前者多为硬木类的栗木、红毛树等，后者多为软木类的杉木。董书音通过调查发现，两地工匠采用了不同的建造工具和解木技术对这些建材进行处理，发展出了不同的建造策略，以满足粮仓的功能需求。这些解木技术和建造策略，蕴含了当地工匠的用材智慧，体现了在特定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下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物尽其用”的特点。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陈淳教授在评议时指出，“物质性”乡土建筑的研究与考古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借鉴聚落考古的方法来了解人地关系、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对地理位置、技术和建筑风格的影响。陈淳老师还指出，与历史考古学相似，乡土建筑应该充分利用口述史及家谱与县志等文献资料，来了解当地社群和村落的发展史，并充分运用跨文化和跨区域类比来深入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这样，古建的研究不再局限在物质现象的描述上，可以做到透物见人，重建古建的生命史。

第二场：作为“空间”的遗产

乡村遗产不仅是物质遗产，更是各种仪式活动发生的空间与场所。本场论坛的发表人来自历史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学科，分别就神圣空间、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展开讨论，而评议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回应乡村如何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空间。

巫能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报告题为《清代以来浙南石仓乡村的神圣空间》。明代中后期以来，大量福建移民进入浙南，在一定的程度上形塑了该区域的社会文化。旧属处州府松阳县的石仓就形成了以清代中前期闽汀籍客家移民为主的乡村聚落，以客家人为主的移民不仅带来了山区开发所需的人口，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祖籍地的文化传统，尤其体现在神明和祖先崇拜，以及宗教仪式方面。报告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对石仓神圣空间了历时性的考察，发现不管是石仓的公共庙坛，还是私人坛庙和各姓香火堂、祠堂，其信仰崇拜都体现出了本地传统与外来传统相复合的特征。石仓的求雨仪式亦是如此，至迟可以追溯到明末浙南当地原有的道教传统，清中叶以后又增加了客家人的定光古佛崇拜等因素。总的来看，移民带来的宗教文化与当地原有宗教文化进行“复合”，并在总体上镶嵌于当地原有宗教文化框架的结构，或可称之为“嵌合”，体现了文化合成的过程。

魏澜（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报告题为《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以白口新村地公共空间转型为例》。2012年，位于广东省英德市的白口新村建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中心，该文化中心被设想成为该村公共生活的核心空间。然而由于文化中心的生产具有合法性争议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没有成为该村的公共空间，而是变成了仅能够获取经济利益的集体所有房产。魏澜认为，由于村民的生计方式由原来的农业生产转变为收租经营，互帮互助的传统协作系统被弱化；儒家的传统和中庸之道虽然抑制了社区内部冲突的极端化，但没法真正形成协商民主的机制。在乡村地区通过建设公共空间的尝试，最后反而消解了其公共属性，使其迅速商品化，这是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张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报告题为《华北农村现代化的跌宕起伏——张过村的建筑与景观》。作为在该村出生、生长，并在求学过程中不断进行“客观”观察的研究者，张萌尝试将河北省保定市张过村的建筑与景观变迁和华北农村现代化联系起来。通过考察民居建筑材料、样式与风格的变化，以及菜园与农田作物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张萌认为乡村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建筑与景观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城市化进程大潮中，农村的建筑基本达到了建造的峰值，空心村问题可能会加剧，这也是我国发展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难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范丽珠教授在评议时指出，留存下来的古代建筑是我们文化的见证，它作为物质载体承载并保留了很多容易消逝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欣赏它传承它。范丽珠老师认为，乡村遗产阐释重在怎么让深厚的遗产具有阐释价值，而万万不可真的变成了“遗产”。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共同的坚持，以及在新的这个时代赋予乡村建筑符号新的意义，讲好我们的新故事。

第三场：作为“实践”的遗产

遗产思辨学者劳拉简·史密斯在《遗产利用》一书中将遗产定义为一种文化过程，当地人、外来者与研究者积极投身于遗产实践，这一社会行动本身才更全面地定义了“遗产”概念。本场论坛的发表人与评议人分别来自人类学、建筑学与经济学，这些学科均深度参与遗产实践。

李耕(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报告题为《乡贤回乡与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遗产实践逻辑》。李耕以永泰庄寨的保护利用实践为例，认为目前围绕在乡村遗产周边有两类“主动下乡”者：一类是投身家乡公共事业的乡贤；一类是被遗产的商业价值转化潜力所吸引的投资者，包括返乡创业者和外来投资者。前者出于桑梓情节或者社区责任，对故土的生活改善、产业复兴和文化保育，保持着地方感和道义感，但持续干预的能力受到限制。后者出于收回投资、资本增值的需要，连通多个产业类型、延长产业链，能够实现遗产持久性的活化利用。李耕提出“照护馈赠”和“占取替代”两组关系对两者的行为模式进行了总结，乡贤的馈赠模式与投资者的占取逻辑，有显著区分但也可彼此影响。两种逻辑的互相渗透，也是遗产相关的社会力量以更健全的身份参与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

黄华青（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报告题为《技艺，风土，空间——遗产展示的建筑实践》。遗产展示空间与真实技艺过程及地方文脉的脱离，已成为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建筑实践容易陷入的困境。当前，诸如茶叶、红酒和版画等具有非遗属性的产品，它们的制作技艺和生产流程与传统空间存在分离，使这些非遗的价值无法得到完整的展示。黄华青借用“风土”这一概念，尝试弥合传统技艺过程与场所特质两者之间的分离，并通过“乡村流动美育工作舱”等建筑设计实践项目，让观众获得风土的体验，感受到风土的内涵，展示传统技艺，从而让遗产展示更好地介入社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邓智团研究员在评议时指出，每个学科的观察视角与论证途径有所差异，他提示李耕报告中提到的两组概念——照护馈赠和占取替代，是否可以形成严谨的理论框架，同时在研究中也要注意典型案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避免归纳上的谬误。黄华青的报告提到了遗产展示空间和地域文脉的脱离问题，后面提到的很多观点能否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中经济生活嵌入社会关系的理论或许可以提供参考。

第四场：遗产还是遗产化？

21世纪似乎成为一个“遗产”的世纪，任何有形与无形的“传统”都被冠以遗产之名。本场论坛是来自景观学与建筑学视域下的三个案例，将不同地区的生存路径及其产物都置于“遗产”的概念之下加以考察。而来自地理学的思考或许在提醒我们，在这个泛遗产的时代，“遗产”可能局限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石鼎（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报告题为《都江堰灌区乡村遗产的特征与价值探析》。在人类水利发展史上堪称奇迹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代表了中国传统时代科学技术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且至今依然发挥着对于成都平原的灌溉与调水功能。从世界乡村遗产分类体系来看，都江堰灌区乡村遗产是典型的复合型遗产，其整体价值由自流灌溉渠系、水旱轮作耕地、林盘聚落共同承载，而以自流灌溉系统为其首要特征。石鼎认为，都江堰灌区乡村遗产是这种复合模式在我国川西地区的典型代表。都江堰灌区乡村遗产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可以填补全球名录中中国农田灌溉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空白，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体系贡献来自中国灌区农业系统的重要价值。

梁宇舒（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报告题为《不是遗产的“遗产”：一个沙漠牧业聚落的日常乡土景观解读》。位于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中的巴丹吉林嘎查是一个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而生存至今的蒙古族游牧晚期定居牧业聚落。梁宇舒通过对聚落内21户牧民家庭的调查，对其生产生活所形成的日常乡土景观空间进行了阐释，她认为随着历史上汉族移民的迁入，一方面，汉族经历了从“依附”到“独立”，再到“本土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给这些牧业聚落带来了包括建筑、家庭与生产空间、身份与信仰等维度的变化。如何看待遗产语境中的“真实性”？什么是传统的本质？梁宇舒认为，这些曾经的游牧民族在当代变迁语境下面临着传统、旅游业与身份认同的复杂纠葛，他们的传统既真实，也开放，但同时也是脆弱的。

侯实（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报告题为《个旧锡矿影响下的滇南乡村遗产初探》。个旧锡矿自明清以来已是中国西南边境省份云南的重要矿产，锡矿业带来的巨额财富，改变了铁路沿线城市和乡村近一个世纪的面貌，至今在建水、石屏等地保留了十余处完整的村庄，数百座精美的宅院。侯实认为，个旧锡矿以及个碧临屏铁路极大地改变了滇南泸江河流域的城市和乡村面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既是明代以来移民带来的儒家文化的延续，也受近代开埠的外来文化影响，是“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目前对于个旧锡矿相关的乡村遗产研究还比较少，仍有待于人们去研究、发掘和保护。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安介生教授在评议时指出，关注地理方面的因素对于我们的研究案例可能会有更深的理解。都江堰和牧业聚落两个案例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历史时期没有诗情画意，怎么适应这个区域的地理环境值得我们关注。就侯实的报告，安介生教授认为个旧锡矿的转型问题很值得思考，通过采矿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后为什么又投入到乡村建设，回到农业社会？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考虑，“遗产”可能是一种生存智慧的体现，但是偏于僵化的“遗产”观念会不会导向一种“残酷”的发展方式？

第五场：过程也是方法？

在还未形成理论范式的遗产研究领域，人类学往往被视为可以普遍应用的方法论。在乡村遗产领域，这种人类学的研究进路是如何形成的？当代的学者又如何在时间维度中拓展它？本场论坛的报告和讨论或许提醒我们要更多去思考方法形成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学术遗产的形成过程仍在延续。

孙静（泉州师范学院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报告题为《早期燕京学派的乡村观点——基于吴文藻、费孝通和弗斯的中英合作计划书》。“燕京学派”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北派传统的重要学术派别。孙静在讨论1936-1939年马林诺夫斯基、雷蒙德·弗斯、费孝通、吴文藻等人的54封英文通信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数份研究计划，试图补充与还原“燕京学派”“走出去”吸收和消化英国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历史图景。这些材料表明，当时燕京学派更倾向于以无历史的复杂农业社会的逻辑来研究边疆社区，以期达到对社会整体运行机制的理解，从而起到重建中国的实用价值。这也与伦敦功能学派“不谋而合”，后者试图通过对无历史的农村中国研究，将其方法论从部落社会扩展到复杂文明体，从而使西方世界的“中国知识”更为完整。

徐桐（北京林业大学城乡规划系讲师）报告题为《研究乡村聚落结构、过程的景观人类学方法》。徐桐首先追溯了景观概念的产生过程，指出最初“景观”不包含视觉美感和精神情感的内涵，它的词根更多昭示了一种组织、系统的客观含义，此后则朝着人本主义的方向发展，突出表达景观的象征意义，并将其看作人类社会关系构成和运作的载体，具有独特的结构。徐桐认为如要以景观方法研究乡村聚落，要将其空间形态和文化意义视作结构要素历时性耦合过程的现时呈现，具有强烈地方性特征的乡村聚落物质（山水林田湖草村）与非物质（文化）要素耦合成了聚落的基本结构，并在特定机制下不断发生变化。以景观方法对乡村聚落的研究，可以采用结构性与过程性的思维，重视景观人类学的方法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张晓春在评议时指出，孙静的报告除了提示大家继续“回到经典”，再读费孝通等人的中国乡村研究，同时也让人思考当年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地化的应用和转变过程；徐桐报告的关键在于关注乡村聚落景观的结构和过程研究。回溯历史，从20世纪30年代提出“乡村建设”到近几年新一轮的乡村研究和建设实践，“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城乡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新的方向和主题，乡村不应变成城市建设的翻版和资本的终点。如今跨学科的研究者和建筑师的角色及其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是为了完成单向的研究或在一个地方做一个漂亮的作品；建筑师、研究者和村民共同参与乡村研究和建设，这是一个双向输出和学习的过程。

第六场：从客体到主体？

遗产阐释不仅包括创造客体的历史，也应关注主体的体验，这是任何遗产实践都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本场论坛的报告与讨论让我们思考遗产的复杂以及阐释的艰难。

刘妍（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报告题为《寻找李秀壹——遗落在历史角落的技术传播细节》。闽浙木拱桥是我国闽浙两省交界山区的一种极特殊桥梁形式，迄今传承四代以上的匠人家族仅有两支。一直以来，两支家族被看作独立的家族传承。其中张氏家族自张新佑一代开始造桥，是已知时间最早的造桥匠人队伍，但是张氏匠人的造桥技艺从何而来尚不清晰。寿宁县仙宫桥为张氏匠人第一个作品，桥梁上的墨书表明存在另外一位与张新佑合作的匠人李秀壹，两者之间可能有造桥技艺上的交流或传授。通过对周边村庄族谱的查阅，刘妍试图挖掘李秀壹的信息及其与张氏的关系，虽然最终并没有在族谱上找到李秀壹的确切信息，但是在寻找李秀壹的过程中发现，造桥技艺的传播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就是通过造桥匠人与其他行业人群的交流互动，实现技艺的跨家族传播，然后以保密的方式使得核心技术在家族内部得到守护和传承，从而形成数百年的技术传承谱系。

齐晓瑾（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人文与创意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报告题为《村落·市镇·山林——在空间网络中理解建筑遗产》。遗产阐释离不开对创造遗产的主体的理解。地理学对建筑遗产分布的分析可以看到空间并非均质，而试图理解遗产创造者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看到建筑遗产与环境相连接的意义。方志、诗文、对联匾额、口述史都有助于提供遗产创造者的主体视角。以山林为例，不同时代的遗产创造者们的营造和表述，体现了对该空间类型共通的知识: 在郡县的方志中，将城镇和山水共同以生命体为喻来表述地方整体环境；在郡县的主山、对山，用一系列亭、台、桥等公共建筑来塑造人对山和山-城关系的体认。

上海交通大学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科研专家丛绿在评议时指出，怎么把遗产价值传播出去让人知道很重要，同样，把我们的研究价值传播出去也值得关注。遗产的传播有三层，第一层传播发生在建造者身上，把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通过遗产表现出来；第二层是当看到它作为一个遗产存在时，研究者对遗产本体进行阐释，第三层阐释是从事遗产保护的人看到它，不仅对本体进行阐释，自身又加入了理解再传达出去，通过媒体为大众所广泛关注。

圆桌讨论：

报告结束后，与会嘉宾进行了圆桌讨论，从各自的研究与田野调查经验出发，自由发言。

针对会议的主题之一遗产阐释，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孔达老师从博物馆学的角度分享了她的看法，她认为阐释是面向公众的，不仅需要传播乡村遗产的价值，对价值研究涉及到的各个人群的故事挖掘也很有趣，将有趣的信息传递给目标受众后，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到遗产保护传承之中。谈到阐释的作用，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王晖老师认为，阐释的作用有三个，首先阐释即创造；其次，价值的认知奠定了创造的基础；最后，不同主体在阐释时的矛盾特别重要，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间会有交锋，研究主客体间也会有碰撞，比如外部研究者和当地人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阐释。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侯实老师从价值认知的角度谈到，当地人对村子和历史文化有自己的解释，我们从价值认知的角度出发，可以有另外一种维度的阐释，也可以启发村民进行新的理解。至于面向社会公众的传播，研学可能是未来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嘉宾们也对阐释的受众与阐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讨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石鼎老师向各位嘉宾提出了一个问题：受众想了解什么？他认为，面对遗产，人和人之间、代际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很大的。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不同，我们可能都关在了信息茧房中。虽然遗产阐释面临重重困难，但正如来自上海阿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王婥约所说，情感价值是大家都会关注的问题，不管是自然的美，还是对于家族的回忆和家谱的阅读，都能感受到生命的张力，这种力量和美如何在价值阐释中体现值得关注。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巨浪老师谈到，学者这种圆桌讨论就像乡村常见的大家围着火塘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是信息的交流，更形成某种情绪上的共鸣。

学者们也对乡村中现有的遗产实践进行了反思。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齐晓瑾老师从实践的角度谈到，所有的遗产实践都是阐释，包括实践本身也是在不断给遗产带来新的东西。我们作为阐释实践的主体，可能需要一个相互批评的共同体和一个反思、讨论的环境。复旦大学文博系赵晓梅老师谈到，会议的题目之所以要将“乡村”“遗产”“阐释”三个关键词隔开，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要走上遗产道路，遗产是一个外加的称呼，是被人为塑造和建构的。对于这种建构，上海交通大学丛绿老师认为，对乡村遗产来说，什么是有价值的，需要保护哪些，是我们作为从业者需要思考的内容，如果边界不明，或者价值建构开始泛滥，将会带来一些弊病。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老师提出，对于乡村中出现的新事物，随着时间延续，是否会成为乡村或乡村遗产新的组成部分？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黄华青回应说，很多文化传统其实是建构起来的，遗产阐释也是建构，乡村所需要的可能是一个既能够传承传统又能够面向未来的遗产。哈佛大学设计学的郭博雅同学也分享了她的体会，她认为乡村处在城乡关系之中，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大部分地区是既城又乡，今天研究乡村也需要放在动态关系中去思考和解读。

对于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嘉宾们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复旦发展研究院魏澜老师提到，我们研究乡村遗产，既不能单纯地有一种怀旧情绪，也不能陷入到遗产批判的西方视角。目前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实践受到更多的关注，大量目光和资源投向乡村，也需要我们保持警惕。泉州师范学院中国泉州文化遗产研究院孙静老师认为，人类学关于阐释、关于解释人类学也有很多讨论，在她的研究经验中，研究者不用给自己太强的伦理枷锁，所有的实践都是在主客体间的关系中实现的，不管是什么学科，到乡村可能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我们的位置，思考我们可能会对地方造成的影响，更加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吴黔凤认为，在乡村我看到了遗产作为一个概念非常深入人心，这种外部知识对当地人也产生了影响，村民有时也会用一套“既定的话语”回应我们，这对研究者做田野的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去寻找、去倾听更多背后的声音。

最后，在谈到乡村遗产的作用与未来时，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张力智老师认为，他个人会把遗产当作一种批判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不是在实践中的，而是在体验中的。我们的公众、我们的下一代可以从遗产中了解一些经验，作为普通的人坦然地去体验，通过这种体验构成批判性的力量。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生蔡宣皓观察到当前在乡村进行研究实践的建筑、规划学者都有倾诉的欲望，遗产在今天的乡村虽然受到了很多关注，但学者的力量有限，作为学者只能尽其所长，首先做好研究工作。当我们进入乡村的时候，无论怎么反思，都无法代替客体的实践，村民有自己的一套生存策略。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周丹丹老师谈到自己所研究的农业文化遗产时说，谈到自己所研究的农业文化遗产时说，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乡村遗产，其最大特点在于活态性，对其研究、保护和传承更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我们共同关注遗产的时候，就是我们行动的第一步，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跨学科的讨论，为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努力。

不管是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还是乡村遗产保护，当下都面临着理论建构和重新阐释的诉求，需要更加多元的学科力量加入进来，不断推动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同时，多学科融合不是概念和理论的简单拼接和挪用，它要求不同领域的学者走出各自研究的“舒适区”，倾听不同的声音，打破碎片化的思维模式，以合力的姿态共同应对文化遗产研究与实践领域展现出的新问题、新挑战，使遗产价值得到有效阐释与传播，激发遗产的当代活力。

（文中照片拍摄者为刘悦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