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作家说真话不全是道德问题，它首先是美学问题

        5月22日，电影《哺乳期的女人》上映，原著作者为小说家毕飞宇。小说创作于20年前，当时还没有“空巢”这一说法，但浙江斗门镇“除了孩子，就是老人”的景象，给毕飞宇留下了深刻印象。

        5月22日，电影《哺乳期的女人》在国内上映。该片由杨亚洲执导，陶泽如、余男和童星林浩主演。电影曾在2013年获得第37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艺术创新大奖。获奖当年，杨亚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国际电影节上，评委都给了这部电影很高的评价和尊重。可是，在国内却没有一点声音，身为一个中国导演真心有些失落。”

        时隔两年，该片终于和国内观众见面了。

        电影《哺乳期的女人》根据作家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小说的剧情是，七岁的男孩旺旺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非常渴望得到母亲的关爱。有一天，他发现了对面喂奶的惠嫂，惠嫂喂奶的行为激起了旺旺对母爱的强烈期盼。某天，旺旺趁惠嫂不注意，咬了她的乳房一口，此事在镇上引起轩然大波。出于对旺旺的怜爱，惠嫂让旺旺来吃奶，没想到却遭到旺旺的拒绝。小说最初发表于《作家》1996年第8期。一发表就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杂志转载，并获得1995—1996年《小说月报》奖、1996年全国十佳短篇小说奖、1996年《小说选刊》奖、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24日，毕飞宇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独家专访，他为小说在二十年后仍有如此生命力而感到高兴。他告诉澎湃新闻，1995年写的这部作品延宕出了他当年的创作逻辑之外。彼时他关注语言实验，还在虚拟历史。“但是现在回头看，它恰恰是在我的创作主流线上。”毕飞宇介绍，“1995年之前我的创作道路走岔了，但是老天爷帮助我找对了创作的方向。我觉得我后来的创作主线反而是《哺乳期的女人》展现的那样——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

        他的创作始终交织着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虚构与写实。“这种交织会使我整个创作道路更有立体感。”毕飞宇介绍自己的创作心理机制，“我喜欢养问题，我脑子里始终养着几个问题放在那儿，养的这些问题就像一个一个气球飘在那儿，现实生活有时候就是针，很锐利，你不知道那些针会遇上哪一只气球。一旦遇上了，啪，一只气球就炸了，所谓的灵感也就来了。”

小说是在岸上，电影是在船上

        澎湃新闻：电影你看了吗？

        毕飞宇：没有，到现在我一个镜头都没有看过。我不看我也不是很关心，是机会不对，总是错过。

        澎湃新闻：打算看吗？

        毕飞宇：看机会吧。

        澎湃新闻：你对自己作品改变成电影持什么样的态度？

        毕飞宇：我不太在意这个，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不太爱看电影，两三年也进不了一次电影院。第二个就是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小说再怎么改都不会是大众电影或商业大片，很小众的，关心不关心就那么回事。

        澎湃新闻：介绍下导演杨亚洲和你接触沟通的情况？

        毕飞宇：这个电影其实挺波折，小说是1995年写的，发表在当年的《作家》。大概是1998年，也可能是1999年，杨亚洲来了一趟南京，那是我们第一次讨论电影的问题，后来，小说的版权经历了几次转手，这一拖就是十多年。2012年，杨亚洲居然还记得这件事，这一次终于拍成了，到2015年电影上映，整整20年过去了。这件事也让我重新认识了杨亚洲，这个人挺可怕的，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做成。

        澎湃新闻：昨天我看了电影，觉得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作品。

        毕飞宇：是的，亚洲告诉过我，他想把《哺乳期的女人》安排在水上。小说的故事是在一个小镇上发生的，这一改变化肯定比较大。如果在小镇上，重点必然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到了水面上，差不多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了。我尊重亚洲的意见。一般来说我不干涉导演。

        澎湃新闻：隔了二十年，当时创作这个小说是什么情况还有印象吗？

        毕飞宇：20年过去了，《哺乳期的女人》再次成了一个话题，我挺高兴的，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20年前，我所关心的那个问题大家依然在关心，这一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想说的是，20年前，那个叫旺旺的留守儿童第一次引起了我的关注，我描绘了他，可是我没有想到，今天的旺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

        澎湃新闻：你很早就关注了旺旺这个留守儿童，能不能说，这是一个主题先行的小说？或者换一个说法，这是一篇先有问题意识的小说？

        毕飞宇：可以这么说。我很高兴你这么说。在小说创作上，主题先行的名声并不好，但是，我有一些作品恰恰就是主题先行的。在我看来，只要能力够了，主题的先后次序从来不是问题。如果你的能力达不到，主题后行又能怎么样？主题后行了你的出身就高贵了？没有的事。

        我的确是有问题意识的，大概在1994年前后，《读书》杂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讨论现代化有可能带来的问题，要知道，那可是1994年，中国离所谓的现代化还很遥远，可是，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面对这个问题了。我关注了这个讨论，它让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现代化就可以了事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只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那样简单。可以这样说，我能写出《哺乳期的女人》，第一个要感谢《读书》杂志社。

        我想对你说另外的一件事，1994年的夏天，我去了一趟浙江的斗门镇，我是下午四点多钟抵达斗门镇的，一进斗门镇我就吓了一跳，除了孩子，就是老人，一问，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如此畸形的社会，像踏入一个迷宫，挣钱当然是好事，可社会结构残缺了，这就很可怕了。我当时是有点恐惧的，你如同见到了一个怪物，脑袋下面没有胸脯，没有腹部，直接就是两条腿。我想说一下，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空巢”这个词，但是，我真的感受到了“空巢”的恐怖，这个畸形的社会结构一下子就让我想起《读书》来了。

        澎湃新闻：什么机缘去的斗门镇？

        毕飞宇：那时候我正在和张艺谋合作，合作《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张艺谋原打算在南方的小镇取景，就安排我去斗门镇看看。结果呢，正事没干成，我却逮到了《哺乳期的女人》。对，我第二个要感谢的就是张艺谋。

        在我写《哺乳期的女人》的时候，完全是按照斗门镇这个江南小镇的风貌去写的。许多不知情的读者以为我写的是我的老家，不是这样的。我的老家在苏北，不是那种风格。老实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那种格局的江南小镇，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它非常适合《哺乳期的女人》的氛围。你想想，小桥流水，孤寡老人，留守儿童，乳汁的芬芳，很合拍。

        我想这样说，如果没有张艺谋，他不安排我去斗门镇，《哺乳期的女人》就不是现在的这个味道。你知道的，对一个短篇小说来说，味道很重要。有时候，味道没了，这个短篇也就没了。

        当然，电影也许不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亚洲希望这个电影发生在水面上，在船上，他渴望这个故事有它的流动性，这一来我故乡的风物就体现出来了。我很感谢亚洲，是他提出这部电影在我的故乡取景的，这和《推拿》不一样，《推拿》放在南京拍是我的主意，但是，《哺乳期的女人》在兴化拍完全是因为亚洲，他喜欢我的故乡，喜欢水，他觉得我的故乡很美。

        澎湃新闻：这么一讲，我能理解电影和小说完全不同的原因了。

        毕飞宇：电影我虽然没看，但是我理解杨亚洲，我的故乡有垛田，有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有水上森林，我估计杨亚洲割舍不下那样的风景。不过，作为兴化人，我对那些反而不敏感，它很难刺激我。

我喜欢在脑子里养问题

        澎湃新闻：回到所谓的主题先行，小说讨论的是留守儿童，你二十年前就已经关注到这样的问题确实有一些超前。我想问小说家的问题意识、社会关怀在创作中的作用？

        毕飞宇：我有一个习惯，我喜欢养问题，滋养的养，培养的养，我脑子里始终养着几个问题，它们就被我放在那儿，像个气球，老是飘啊飘的。我想说，即使我不写小说，我想我也是喜欢这样的，我喜欢这种心理状态。

        但这些飘啊飘的气球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现实生活是什么？有时候就是针，很锐利，你不知道那些针会遇上哪一只气球。一旦遇上了，啪，一只气球就炸了，所谓的灵感也就来了。灵感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和另个有意思的东西碰上了，就像气球遇到了针。

        不管是问题悬置也好，主题先行也好，一个作家的内心最好能有一些问题，有问题就会有灵感。

        澎湃新闻：采访你好几次，觉得你讲话的语言很好玩。

        毕飞宇：我只是尽量说实话而已，说自己想说的话而已。巴金先生说，作家要讲真话。我估计巴老的这句话是针对道德的，我想说，作家说真话不全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它首先是美学问题！每个人的亲身感受是不一样的，说话的方式也不一样，如果你过于在意“正确”，那就千篇一律了，因为正确往往只有一个。但是，如果你坚持说真话，那一定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我说，讲真话是美学的问题。在我的心目中，美学的问题要比意识形态的问题大，因为美学涵盖了生活的趣味，还涵盖了意识形态的向度。

        澎湃新闻：在你去年出版的小说集中，你说：“小说不是逻辑，但小说与小说之间是有逻辑的，那就是精神上的走向，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更有意义。”《哺乳期的女人》处在逻辑链上的什么地位？

        毕飞宇：我今年51岁了，虽然我的写作道路还没走完，但好歹也有了近30年的写作经历，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比方说，我的脑子里头喜欢装着大问题，但我的眼睛却喜欢盯小事情，也就是脑袋往上想，眼睛往下看。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小说有一个特点，我写的人物都很小，我写的事情也很小。我为什么喜欢这样呢？因为我喜欢大。只有小人物和小事情才可以构成生活的大。如果我的面前有一座金字塔，我的兴趣一定不在塔尖，而在地面。道理很简单，最大的一定在最下面。

《哺乳期的女人》为我开了另外一个头

        澎湃新闻：这部作品处在你整个创作链条上的哪一个位置？

        毕飞宇：如果回到1995年，我会说，《哺乳期的女人》不在我的创作主线上，它是延宕的，不属于我的大逻辑，因为那时候我的热情还在语言实验上，那时候我对现实没兴趣，我还在虚拟历史呢。但是，回过头来看，20年过去了，它恰恰又在我的主流线上。

        《哺乳期的女人》为我开了另外的一个头。 严格地说，我觉得我后来的主线反而是《哺乳期的女人》这一路的作品，那就是关注生活、关注普通人。其他的反而成了副线。

        澎湃新闻：还有其他关于《哺乳期的女人》的故事吗？

        毕飞宇：那我就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听，在我6岁的那一年，我得了急性肾盂肾炎，一个人来到了县城的亲戚家，就为了打针。有一天，亲戚的邻居，一个哺乳期的女人因为奶水肿胀，挤了差不多一小碗。我的表哥看见了，就把小碗端过来，逼着我喝，说加强营养，我拒绝了。今年春节，我回老家给几位老人拜年，意外地遇见了那位奶水充盈的大妈，我对老大妈说：“你儿子是1970年出生的。”老大妈吓了一大跳，以为我是算命先生。

        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在我写《哺乳期的女人》的时候，脑袋里头一直有一只碗，碗里头装满了乳汁。你看，虚构就是这么回事，一碗乳汁、《读书》、空了的斗门镇。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短篇小说。

        澎湃新闻：那你如何看现实生活与虚构的关系？

        毕飞宇：虚构本身就足够迷人，它是很有诱惑力的，它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无中生有，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时间和空间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都会被时间和空间收拾干净，但是，抢在它们收拾你之前，你可以先收拾它们。现实一直被时间与空间把持着，但虚构像幽灵，没有身体，却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