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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音杰出校友吕其明获颁“七一勋章” | 一生践行“永远跟党走”

2021-06-30 16:17
上海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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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把我从一名军人培养成人民音乐家”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于今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以朴素、庄重为主要设计理念,以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使用冷压成型、花丝镶嵌、彩丝织锦等工艺制作。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党徽体现党的领导和核心地位,五角星象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与薪火相传,丰碑与光芒寓意党的辉煌历程与丰功伟绩,向日葵象征全党全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大山大河体现党员的理想和追求,如意祥云寓意祖国繁荣昌盛、和谐发展,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有别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金属章链,“七一勋章”使用织物绶带,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人民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杰出校友吕其明成为29名功勋党员之一,被授予七一勋章。他伴随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走进人民大会堂,步履坚定,容光满面。

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家,《红旗颂》是他的代表作品,1965年创作,描绘了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建党百年之际,这首耳熟能详的作品,再次响彻大江南北。

吕老一生创作了300多首歌曲,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等,并为许多经典电影配乐。他的身上展现了作曲家的工匠精神。直到90多岁仍笔耕不辍,创作歌颂白衣天使的作品——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是党把我从一名军人培养成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说。

日前,上海爱乐乐团

献演两场“红色情怀”音乐会

吕其明的经典之作《红旗颂》

以及两部原创新作——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弦乐合奏《祭》

都在演出之列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91岁高龄的吕老

回顾那些激昂、磅礴、深情的

音乐背后的故事

10岁参军,15岁入党,35岁写《红旗颂》,90岁写《白求恩在晋察冀》,91岁写《祭》……有人统计,吕其明的作品95%都是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革命事业的,都是主旋律。如今已经91岁高龄的他,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红色音乐家,用一生践行着“永远跟党走”。

“我在红旗下长大,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是一张白纸,是党在我这一张白纸上画出美丽的图画。”吕其明说,自己所有的创作,都是在兑现入党那天立下的誓言——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对他来说,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他的武器不是枪,而是音乐

吕其明出生于安徽无为,成长于一个革命家庭。抗战时期,父亲吕惠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吕其明从小便受到父亲的巨大影响。

1940年,新四军二师的抗敌剧团要演歌剧《农村曲》,需要小演员演逃难孩子小毛,看中吕其明,年仅10岁的他就这样成了抗敌剧团的一员。

吕其明就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那里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他还常常跟团下乡巡演,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到了驻扎地便搭戏台,为乡亲们演出。遇到暴雨天气,大家就用草绳绑在一起,以防散失。环境太艰苦了,吕其明时常吃不上饭、洗不上澡、没衣服换,身上到处是“革命虫”(虱子),不得不长期剃光头。

1943年,一次行军路上,吕其明遇到了日本敌军的扫荡,命悬一线。在老百姓的掩护下,他和几位战友蜗居山洞,用茶缸子接雨水喝,撑过七天七夜。敌军曾经拉着老乡逼问山上有没有新四军,老乡们坚称没有。那份“军民鱼水情”让吕其明感佩至今,也成了他日后最重要的创作题材。

在那样残酷、动荡,随时随地有生命之虞的战争年代,吕其明却被点燃了音乐梦。

在1942年春夏之交,团里来了一位中等身材的、瘦弱的、穿着蓝布衣服的先生,先生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他正是音乐家、教育家贺绿汀。

贺绿汀受邀来此指导工作,三个月里,耐心地教大家上乐理、练合唱。有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吕其明远远就听到了琴声,看到贺绿汀在大树下拉小提琴,隐隐约约像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又感动,又陶醉。一曲拉完,一回头,见后面坐了个小孩,贺绿汀很惊讶。聊着聊着,他劝吕其明,12岁正是拉琴的时候,赶快叫爸爸买一把琴。

当时,部队里连吃饭都成问题,上哪儿买琴去?但这句话在吕其明心里埋下了种子,他开始做一个拉小提琴的梦。一直到1947年,吕其明被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华东军区有五六把小提琴,他被分到一把,一偿宿愿。后来,不管部队走到哪里,打什么仗,他都紧紧护着小提琴。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为防国民党部队的包围,新四军由皖江地区向山东撤离,由于叛徒出卖,吕惠生的身份暴露,牺牲时年仅43岁。父亲的不幸,让吕其明悲痛万分。

吕惠生曾在狱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这首诗尽现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

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影视配乐,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五六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1956年,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

刘知侠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一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电影《红日》的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同样是一首山东风味的民歌,由吕其明、杨庶正、肖培珩作词、作曲:三人一起到胶东采风,爬上一座山,远远看出去,一片片梯田,天上飘着白云,山峦重叠,瞬时诗兴大发,“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一阵阵歌声随风传,啊,谁不说俺家乡好……”你一句我一句,半小时,歌就出来了。

谁来唱呢?三人决定请山东歌手,找到了山东艺校的王音璇。录好音放给摄制组听,大家都蒙了,导演汤晓丹更是半天没讲话。汤导说,王音璇唱得确实好,山东味儿也浓,但不符合影片的需求,剧中的小姑娘才十六七岁,而王音璇的发声和技巧已经很成熟,两人声音对不上、有距离。最后,摄制组找到了上海歌剧院演员、同样是山东人的任桂珍,她录一遍就过了。经过讨论,两位歌唱家的唱片是同时发行的。

影视配乐让吕其明名噪一时,但他却很清楚,自己不是科班出身,尚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1959年,吕其明进入上海音乐学院攻读作曲和指挥,一学就是七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回过头来看,他始终认为很值得。

短短一周,写出《红旗颂》

自从19岁入上海,上海便成了吕其明的第二故乡,喝着黄浦江的水长大,他在这里实现了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

初来上海,吕其明和家人被分配入住在新乐路147号五楼朝北的房间里。这是一栋修建于1930年代的建筑,内部设计走的西式路线,却忽视了采光和供暖的问题,十分阴冷,冬天即便厚衣加身,依然会被冻得鼻涕直流。就是在这样一个终日不见阳光的房间里,35岁的吕其明文思如泉涌,仅用短短一周的时间,写出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首演于1965年第六届“上海之春”的开幕式,深情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上空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庄严情景,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后,迅速传遍全国。

《红旗颂》其实是“上海之春”的命题之作。1965年2月,上海各家文艺院团纷纷报上备选节目,党组捋了一遍后,觉得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够多,质量也不够高。一位老前辈提议吕其明赶写一个,他吓了一跳,连忙摇头,说自己没这个能力,5月就要演出,时间太紧了。但老前辈们都很赞成,觉得提议可行,指挥家黄贻钧甚至建议,乐曲的名字就叫《红旗颂》。

被老前辈们信任、委以重任,吕其明又紧张又兴奋,觉得应该拼搏一次。从哪个角度切入呢?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想到了战争年代,他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样一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生活给了他灵感。

吕其明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里,日夜奋战,废寝忘食,写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之后再爬起来作战。

他把自己对天安门、对红旗的热血回忆都写了进去。1951年,吕其明调到北京,在新闻电影制片厂工作,1951年-1954年,每一年的五一和十一,他都会参加天安门的游行,凌晨四点就去东单候着,一直等到上午十点,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他至今还记得,大家都高呼口号,热泪盈眶,把嗓子都喊哑了。那一刻,大家都感觉到,中国人民在以巨大的英雄的步伐,势不可挡地向前进。

红旗和国歌总是如影随形。吕其明也从国歌里取材,取国歌的第一句作为主导动机,加以发展,成为红旗的一个形象,贯穿全曲。此外,他还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地写了“歌颂红旗”的主题,而这也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之一。一个主导动机、一个主题,成就了《红旗颂》。

虽然早就传遍海内外,但吕其明并未放弃对《红旗颂》的打磨。2019年,在作品首演54年后,他才最终定稿——在尾声的配器中加强了国歌的旋律,“我把我自己感觉最完整、最完美的《红旗颂》献给祖国。”

只要身体好,会一直写下去

八十载艺术路,吕其明先后为《铁道游击队》《红日》《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等两百多部影视剧配乐,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弦乐合奏《龙华祭》、交响组曲《使命》等十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

每创作一部作品,他都讲求感同身受:写电影《庐山恋》就走访盛产民歌的江西,走遍庐山;写电影《焦裕禄》就奔赴兰考,研习河南的豫剧、河南的民歌;为给纪录片《大庆战歌》作曲,他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与石油工人们同吃同住,冒着严寒体验生活;而为给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作曲,他又在鞍钢生活了近两个月,深扎厂房,访问劳模……

在吕其明看来,待在上海的亭子间里闭门造车是不行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走到生活中间,才会有最真切、最激情、最生动的感受,才会打开写作的想象力。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身体好,脑子不糊涂,我就会一直写下去。”如今,吕其明依旧笔耕不辍,在90岁写出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在91岁交出弦乐合奏《祭》。对他来说,这两部新鲜出炉的作品与《红旗颂》同等分量,都是他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激情表达。

随想曲《白求恩在晋察冀》创作于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重时。吕其明从新闻里目睹万千白衣战士舍小家、为大家,英勇驰援武汉,奋战在第一线,以电影《白求恩大夫》的音乐为素材,用半年时间打磨和提升,创作出一部17分钟的单乐章随想曲,以歌颂白衣天使不畏艰险、救死扶伤的精神。

弦乐合奏《祭》则有感于他在2021年春节看到中国战胜疫情、脱贫攻坚的报道。“能活在当代中国,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老人。”吕其明回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很多战友倒下了,他的父亲也牺牲了,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于是写出《祭》,“在所有人都庆祝胜利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所以作品取名祭奠的‘祭’。”

“我没有写过无标题音乐。”这么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

同时,他坦言,自己没有高深的作曲技巧,只用最适合的技巧表现他的需要。曾有人问作曲家贺绿汀,他的音乐修养那么深,为什么很多作品只用了一些简单的和弦,贺老回说“够了”,吕其明对此深表认同,“我的作品里都是非常一般的技术,包括《红旗颂》,越单纯可能大家越喜欢,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

吕其明自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一定要定位,最合适的帽子是抗日老战士、烈士后代,外加作曲家,“这些年,我认为我尽了力,但也没有很大的功劳和成绩,其他的帽子都不合适。”

“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2019年,在发布个人传记《人生步步是音符》时,吕其明动情说道,“用我全部的赤诚,毕生的精力,热情讴歌亲爱的祖国和人民,这就是我的心愿。”

来源:澎湃新闻

采访/撰文:廖阳、罗佳宁

设计:leisurelyzs

编辑:彭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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