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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中，是他们将经典引入中国

2021-07-01 18:5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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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不不读库收录于话题#三个书局1个

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同属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它们亲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历史时期，本身也构成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

作者不不以这三个书局为线索，勾连起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年代的心路历程。本篇为专栏“三个书局”的第一篇，讲述悠长时空下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之劫

1932年1月18日，在沪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等故意闹事，意图挑起中日冲突。之后又有数十人纵火，游行，打砸抢，日本驻沪总领事还提出多项无理要求。1月28日夜，日方不理中方回应，向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发起攻击，淞沪战争爆发。

日军军官指出：炸掉闸北几条街很容易，但把商务印书馆焚毁，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就再也无法恢复。29日清晨，商务印书馆被炸。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制墨部最先起火，然后纸库、书库、东方图书馆、四个印刷所等处无一幸免。2月1日，日方再次赶往东方图书馆纵火，将幸存之书二次焚烧。“灰烬与纸片随火光冲天而起，飘满上海上空……”商务印书馆董事张元济在沪西寓所园中，为花费三十五载心血收集的五十多万册书籍潸然泪下。其中两万六千册地方志为珍品，全被付之一炬，无从复得。

被炮火轰炸后的部分商务印书馆建筑。

2月1日下午，东方图书馆火势不减，商务印书馆旗下近百亩地的工厂及货栈一片狼藉，居住在闸北一带、成百上千名的商务员工中，有的人将细软随身携带逃出火海，有的人身无长物浪迹街边。那时银行商店一律关门，金融业务尽皆停顿，而能够栖身的旅馆价格高企，可谓寸土寸金。“上海四马路一间事务室内，挤满了无数喧嚷和哀泣的人，或要求救济，或询问将来办法。但是这种喧嚷和哀泣的声音，总掩不住十里外传来的枪炮声，尤其是炸弹声。”

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在张元济的主持下，总经理王云五等人迅速做出多项决议：先是赶往各家银行，从后门进入，筹借现金，以向员工们发放十元救济金，解决数日内的食宿难题；继而宣布上海总馆与两分店停业，全体停职，另成立善后办事处；最后花费三十多万元，用于薪金支付，使职工得以速离战地，回到更加安全的他乡。

经此大难，商务印书馆损失约一千六百万元。王云五先生在其回忆录里写道：

商务印书馆当此巨劫之后，财产去其大半，不独无救济的余力，即以清理债务而论，当时可以运用的资产仅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三分之一……如果商务书馆一蹶不起，以致破产清算，则按照剩余资产摊还债务，各同人不独无从获取救济金，甚至存款或尚不能收回三分之一……

张元济也在给胡适的信中慨叹：

商务印书馆两月以来众人精神完全对付工会。弟不忍三十余年之经营一蹶不振，故仍愿竭其垂敝之精力，稍为云五、拔可诸子分尺寸之劳。在此数十日中可谓吃尽生平未尝所谓资本家之苦。

然而，在传奇出版人张元济的坎坷生涯中，“生平未尝所谓资本家之苦”应该还不算其人生的至暗时刻。

仕途跌宕

1867年10月25日，张元济诞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里。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881年，父亲张森玉病逝，张家由此中落。家族中有势利者，甚至于故意不让张家兄弟参加祭祀后的聚餐。此事对张元济的母亲刺激极大，多年后仍念念不忘。

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子女成人，平日里生活过得艰难，别说荤菜，就连咸鸭蛋都很少吃。但当兄弟两人都考中秀才时，亲友们倒是纷纷赶来道喜。那天正好下雨，张家门前有些积水，一位素无来往的族中长老就找人背着他，蹚水进门祝贺。

1889年，张元济去杭州参加乡试，与蔡元培、汪康年等友一同成为举人。三年后，他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步入仕途。1894年，清廷在甲午海战中的失利，震动了很多人。张元济追述道：“我们被日本打败。大家从睡梦中醒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次年，张元济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交往。自那时起，他从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国传统官员逐渐转向忧时忧民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英文，阅读西方经典，思考维新与启蒙。

1896年，张元济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与陈昭常等人筹设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教授英文和数学等科目。很快，他迎来了仕途生涯的高光点，紧接着就是一生大劫。

1898年6月，光绪召见张元济和康有为，君臣一一单独相见，详谈维新事宜。按理说，屋子里面只能有一君一臣，太监都应该在门外，不得入内。但是当君臣独对时，“见御座后窗外似有人影，亦不敢多言”。光绪所处境地之险恶，可见一斑。

戊戌维新时的张元济。

百日维新之际，新旧两派冲突不断，利益争夺反复不休。没多久，慈禧临朝，光绪被囚，康有为、梁启超等远走，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张元济身归新党之列，颇有获罪可能。但他无意避祸，反而照常外出，静待时运，写下“分作累囚候明诏，敢虚晨夕误衙班”的诗句。

因着种种，有说是光绪帝刻意保全的，有说是旧党害怕列强干涉的，有说是李鸿章出手相助的，总之张元济逃过死劫，但是却遭“革职永不叙用”。三十多岁的张元济从此离开政界，不知前途去处。与此同一时期，蔡元培、张謇等也逐渐退离官场，奔赴他乡。

1898年10月，张元济携家南下，经天津抵沪，租住在隆庆里一带的寓所，后搬入长康里。据张元济之子张树年先生的回忆，儿时的生活环境并不理想：

在我家附近有好几家缫丝厂，日夜开工，冒出浓浓黑烟。码头上停靠大木船，装满大包小包的蚕茧，大都来自浙江湖州、嘉兴等养蚕地区。码头工人赤了膊，头上披了一块蓝布，将大包蚕茧搬入栈房。栈房附近臭味难闻，大门口有一人坐着看守……

在隆庆里，张元济渡过了几年低谷期，直到20世纪初进入商务印书馆，与严复、林纾、夏瑞芳等好友一起为中国现代文明打下根基。叶圣陶有言：“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不曾读过商务的书刊的。”

冥冥中相遇

当回看某些名人生平时，不时会感慨，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命运感裹挟其中。

1866年，福州南台医生严振先因霍乱去世，留下十二岁、刚刚结婚几个月的儿子严复。家境窘迫，严复只能辍学。他多年后写下“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等诗句，足以折射出当时的生活艰辛。由于穷，严复不得不放弃科举这条“正路”，转而投考包吃包住的福州船政学堂。入学考试的作文题叫《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他写下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恰逢丧母之痛的主考官沈葆桢，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开始学习英文、代数、几何、物理、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课程。

1877年，俄国的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日本东京大学成立，美国的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清政府正式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二十三岁的严复即在其中。他和刘步蟾、萨镇冰等人从香港出发，分赴英、法，留学三年。留英期间，严复广泛阅读西方经典，比如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作。所以，同样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译者严几道与出版人张元济会相遇，冥冥中也有一种宿命感。

1896年，严复帮助张元济在宣武门内创办通艺学堂。据说学堂的名字还是他想出来的。两人交往密切，学术民生无所不谈。后来严复译完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改名《天演论》出版，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提出翻译应达到“信达雅”标准，影响巨大。

严复译《天演论》封面。

康有为称赞严复是“西学第一者”，蔡元培称“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胡适说读《天演论》是时代风气，鲁迅则喜欢吃着花生米和辣椒翻看《天演论》。

二十世纪初，当翰林张元济弃政从商后，就带着翻译家严几道对清末参差不齐的出版业展开“降维打击”。此后多年，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书陆续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启蒙了无数国人，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形象做出巨大贡献。

严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留学生，他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译为中文，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商务印书馆另一位翻译大师林纾却一门外语都不懂，依然成为了文学界的“翻译之王”。

文言译者

林纾比严复大两岁，两位都是福建人，算是老乡。由于林纾选择了科举这条“正途”，导致他前半生时运多舛。小林纾从五岁开始学习，学了二十多年，三十一岁时才考中举人。然后又花了将近二十年，七次进京赶考，七次名落孙山。天可怜见，有时候人的一生，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1897年，林纾的夫人刘琼姿因病去世。四十六岁的林举人黯然神伤，被朋友王寿昌、魏瀚带往石鼓山散心。几人在游玩途中开始翻译小仲马的言情经典《茶花女》。先由王寿昌看着法文口译出中文，然后由林纾执笔，转译为文言文，最终书稿定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由魏瀚投资刊印。从策划角度讲，这是一个典型的图书组稿过程。王寿昌是编辑，林纾是译者，魏瀚是出版人。

《巴黎茶花女遗事》初刻本。

《巴黎茶花女遗事》仿佛如今《幻城》一般，打动了上一代的“80后”，成为超级畅销书，被严复称为“可怜一支《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随后林纾彻底绝弃科举之心，接受了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开始其“译界之王”的征途。从1902年到1924年，林纾翻译了一百多部作品，大部分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涵盖小说、文集、教辅、史论等多种类型。而商务印书馆也非常尊重译者。当时一般的稿酬为每千字二三元，但林纾的稿酬为每千字十元，有时还可预支。就这样，在多位助手的帮助下，林纾一辈子翻译出英、美、法、俄、德、日、瑞士、挪威、西班牙、比利时等世界各国作品，成为无可复制的译界传奇。

有了严复、林纾等人的“强力输出”，再加上张元济在教科书领域的耕耘，商务印书馆仅用八九年时间，就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印刷厂摇身成为出版界重镇。但大家猛然发现，创始人夏瑞芳把公司的钱“带跑”了。

出版届“开山鼻祖”

1871年，夏瑞芳出生在上海西郊青浦县沈巷乡南库村，从小是一个留守儿童。1882年，孤单的小夏想妈妈了，一个人跑到母亲帮佣的地方。母子二人相拥而泣的场景感动了范约翰牧师。在传教士范约翰的帮助下，夏瑞芳得以进入清心书院念书。在清心书院，夏瑞芳结交到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好友。十几年后，这几人在江西路德昌里租了两间屋子，又从各处筹来三千七百五十元，购买了几部机器，开了一家名为商务印书馆的小印厂。

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

商务印书馆开办之初，只有两个手摇式小印刷机、三部脚踏圆盘机与三台手动压印机，可以印制商业账册或广告之类的文件。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厂，却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创造了众多第一。

1898年，出版第一部语法学学术专著《马氏文通》和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1899年，出版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900年，率先使用纸型印书；1903年，率先使用著作权印花；1904年，率先编印出版适应新式教育的《最新教科书》，并创办《东方杂志》等著名期刊；1907年，率先采用珂罗版印刷；1908年，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行编纂的《英华大辞典》；1912年，率先采用电镀铜版印刷……

1898年秋，张元济从戊戌变法中逃过杀身之祸，南下上海，主理南洋公学的译书院。他在这里翻译了一些书稿，编写了一些课本，需要找印刷厂，由此认识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有一次，商务印书馆印了一些日文书，无奈销量不佳，眼看就要亏本。情急之下，夏瑞芳找到翰林张元济，请他帮忙。在张元济的编辑润色下，文质大为改观。由此，夏瑞芳也对才华横溢的翰林有了延揽之心。

1905年，商务印书馆的排字间。

1901年，张元济入股商务印书馆。1902年，张元济协助夏瑞芳筹办编译所。1903年，夏瑞芳以三倍于南洋公学的月薪，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夏主印务，张主编务，两人紧密配合，用八年光阴打出一片天地。但到1910年秋，因为受到“橡胶股灾”牵连，夏瑞芳挪用公司资金，背上沉重的债务。此事成为商务印书馆创建以来的首个大劫，埋下诸多隐患。在张元济、高凤池等老友帮助下，夏瑞芳最终挺过这次磨难。

1913年，陈其美在上海起兵讨伐袁世凯。蒋介石当时就在他麾下，还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陈、蒋因攻打江南制造局未果，率兵退至闸北一带。夏瑞芳担心商务印书馆毁于战火，就和吴小敬等十七名商界人士一同请租界管理方出面，派人去闸北出入口布防，以驱散陈的士兵。陈其美记恨在心，暗中派出杀手，于1914年1月10日将夏瑞芳杀害。

创始人之死，给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蒙上了巨大阴影。

内耗与改组

夏瑞芳过世一年多，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宣传倡导民主、科学、新文学。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礼聘陈独秀，《新青年》编辑部随之北迁，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纷纷加入编委会，新思潮风起云涌。

反观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或《小说月报》等就显得过于守旧，被人抨击。大清已逝，“后浪”冲击，商务印书馆却深陷内耗之中。

继夏瑞芳、印有模之后，高凤池代理总经理一职。他和鲍氏兄弟同为商务印书馆联合创始人，代表着元老一脉。张元济及编译所同人则属于“外来者”。夏瑞芳在世之际尚可从中协调，但他的意外身亡，使得“元老派”和“书生派”之间再无斡旋余地，两派分歧越来越多。张元济要辞退嗜赌好色的李彰生和吴炳铨，高凤池不许。编译所添购打字机被高凤池婉拒。鲁云奇贪污，亏空七千余元，张元济想诉诸公堂，高凤池阻拦。张元济认为公司若一味保护老迈无能之人，必然会使更有能力的新人灰心。但高凤池却主张多用旧识，少作变更。

1920年3月，因为地产事宜再起争端，年过半百的张元济宣布辞职。高凤池无法挽留，只能与张元济一同辞职，两人一起改任监理。为了找到合适的继承者，商务印书馆把胡适从北京请到上海。北大教授胡适在沪待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当“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转而推荐老师王云五先生。

王云五十一岁才去私塾读书，老师姓萧，是他的邻居。后因家庭因素，十四岁开始半工半读，白天在五金店里做事，晚上到英文夜校补习。他酷爱阅读，培根、达尔文、斯宾塞、孟德斯鸠等名家著作都看过，还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套三十多册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后来王云五做过公务员、当过老师、编过报纸，还创办了公民书局。他和胡适相识于微时，两人年纪虽然相差无几，但胡适一直尊称王为老师。

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改组下逐渐有了新的气象。但当1932初年被日军轰炸时，王云五愁得几乎“一夜白头”。他和同僚们奔波半年，煞费苦心，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终于得以在1932年8月1日复业。1936年，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书籍已占到当时市场总量的一半以上。不过王云五的管理方式与夏瑞芳、张元济等大相径庭，导致他口碑不佳。出版人俞晓群曾在文章里提及：“老商务人常对王云五直呼其名，喊夏瑞芳为夏老板，只有对张元济，尊称为‘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