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知日作家李长声：在孤独的天地里唯我独尊

        我与长声相识于1982年夏末，刚入《译林》杂志任日本文学编辑不到一年的我去济南参加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年会，某晚在会议招待所的楼梯上遇到他，经旁边的朋友介绍，知道他是吉林人民出版社刚创刊不久的《日本文学》杂志的编辑。我们握了手，然后去他房间聊了一阵，竟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现在想来，除了他的豪爽之外，大概还因我俩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同年生人（我大他几个月）、同为老三届中的68届高中生、同样有过下乡知青的经历、同一年入行当日本文学编辑，而且我俩的日文都由各自的父亲私授而非科班出身，更重要的是我们都热爱自己新的职业，享受自己的工作。会议期间我俩又抓紧机会聊了很多，大多是关于各自怎样在起步已晚的情况下抓紧在日本文学翻译出版方面做出点事情的“野望”。

        自此，我和长声便开始了主要以书信为纽带的交往和友谊。济南会议翌年，他陪我一起在日本文学研究和翻译力量集中的北京和东北走了一圈。他虽入行不久，但凭着自己的悟性和两年的投入，对这一行的了解以及在行内建立的人脉关系已足以让我此行大有收益。我真正踏入这个圈子，应该是始于此次北方之行。

        现在想想有点奇怪，即使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出版界还是文学翻译界，“同行冤家”的竞争已经显在，我俩之间却一直未存丝毫提防之心。近日翻阅了他近二十年之间给我的书信（前年见长声时我说电邮时代之前他的来信我几乎都保存着，他说自己亦然），发现我们一直相互通报着自己的选题设想、发稿计划以及手里较好的稿源等信息，相互对对方的信息评头论足，以至有时根据对方的需要而提供作者、译者甚至稿件资源方面的援助。

        由于各自刊物的特点不同，再加我后来转为负责《译林》的日常编务而不能专注于日本文学，所以在日本文学方面，自然是长声给我（或说给《译林》）的帮助大得多。这也许是因为我们两家杂志的用稿需求有点错位，这种合作不会伤害各自的存在，而且我俩又对对方的行事风格以及对方的刊物抱着一种真正的欣赏，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因为在长声的眼里，日本文学的译介出版作为事业，已超出一己或一社的局限，因着自己对这项事业的感情，急切地期望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禁锢和凋零之后，日本文学的译介出版能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而在中国结出更多的果实。

        这一方面体现了他的眼界格局，同时也体现了他的度量襟怀。那些年里，以长声为圆心，国内一批中青年日本文学编辑之间存在着一种很好的信任和合作关系，以至七家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一套“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共同确定选题，分工担任出版任务。在中国出版史上，此类完全没有政府背景的规模性合作行动大概是绝无仅有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长声以其人格魅力吸引和团结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行，又以之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他尽快尽多地为日本文学的译介出版事业做些事情的抱负。

        长声于《日本文学》杂志的重要性很快凸现，由编辑而副主编，实际负责和领导着这份刊物的工作，《日本文学》在中日两国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他以自己的眼界和胸襟，超脱于当时国内日本文学界的门户对立以及种种是非，让东西南北的学者和译者都能在这份刊物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杂志的成功也鼓舞吉林出版社的领导产生了成立“中日文化分社”以及再办一个《今日日本》之类的想法，其中当然也包含了长声的雄心。

        我从书信中看到了长声对刊物以及日本文学译介出版工作越来越多的设想，同时他的情绪化也越来越在书信中表现——成功或实现自己设想时的亢奋以及受挫或失误（例如某期刊物出现编校错误或读者反映不理想）时的沮丧。他在信中也常常为自己不稳定的情绪而反省，却又难以很好地控制。

        他一直有着自己的翻译计划和研究课题，例如“北纬四十度圈的文学——中国东北文学和日本北海道文学”之类。他关注过好几位北海道出身的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便多次在信中跟我谈渡边淳一及其作品，这位九十年代后期因《失乐园》而在日本和中国大红大紫的北海道作家当时在中国基本无人知晓，由此也足见长声眼光之超前独到。

        他想写点东西，也想多译点自己喜欢的作品，但是繁重的编务让他搁置自己个人的计划，这样的牺牲他乐于承受，因为那是他的事业。可是当年出版社的机关体制和作风让他觉得处处受到掣肘，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又让这位只知谋事不知谋人的关东汉子无以应对，还有那缺少一份过硬学历的“软肋”——他在国内的最终学历好像是北大函授，学历层次的不足也是大多老三届知青为十年“文革”做出的时代性牺牲——更成为阻碍他做事和发展的充分借口。

        在他的来信中感觉到他的彷徨无助渐渐转为愤怒，这种情绪终于爆发，跟领导的正面冲突使他无法再在那个环境生存。1987年，他终于离开了那份浸透着他心血的刊物，不得不思考此后的去路。《日本文学》1988年被人承包，出了三期通俗、流行、推理小说专辑后终于停刊，中国从此再也没有日本文学的专门刊物。        

        亲眼看看日本一直是长声的梦想。他不止一次在信中跟我说：我们干这行，怎能不去日本看看。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是干这行，东渡也绝非易事，于是这位国内唯一的日本文学专业刊物的负责人，在其任上终于没能踏上过东瀛的土地。一旦离开了位子，没了羁绊，长声突然觉得是实现亲眼看日本这个梦想的时候了。他积极着手此事，并于1988年踏上自费旅日之途。

        走之前，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这就是我设想的旅日内容。为活命，不得不勤工，而借此地可以学习语言，体验生活，观察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多多读点书，而读书的成果则表现在文章。我早就喜爱杂文、散文，当编辑以来又特别喜爱书话，总想自己也动动笔。我觉得译者们译介日本的东西是相当盲目的，对日本的图书出版，缺乏客观的把握和具体的了解。我打算像杜渐（香港《良友》主编，著有《书海夜航》等）、李嘉（原台湾“中央社”驻日记者，著有《日本专栏》）、周作人那样，写些有关日本的出版、图书、文化方面的小文章，或者可以叫‘东瀛孤帆’吧。读者可以借此了解日本图书出版，译者也可以从中选择可译之作。我自信写这种小文章是胜任愉快的……‘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命运女神并不特别垂青我们，但似乎也没有彻底抛弃我们。我去日本，一不指望发财，二不追求文凭，去了就是收获。”

        长声在后来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引用过“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这副对联，以至百度百科“李长声”辞条中也有“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的字样。这都是因为长声后来的一切都践行了这副对联所体现的旅日初衷，实现了给我的信中所提的种种具体设想，唯一不同的是后来给《读书》杂志开的专栏名为“东瀛孤灯”而非“东瀛孤帆”而已。

        我不大问起长声在日本的生活状态，因为隐隐中觉得以他的粗放和直接，在细腻而暧昧的日本居住应该是大不易的，再加他来信时曾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的“さびしい（孤寂）”，而且力主我不要像他那样走自费旅日的路，从中不难体会到那段时间他的艰难甚至软弱。他语焉不详，我也不想提可能令他不快的话题，以至于对他在日的情况远不似在《日本文学》杂志时那样有直接的了解，但是有些偶然得到的细节却始终难忘。

        1991年春，我随中国青年出版编辑代表团访日，一到东京，长声和我另外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就先后来我们下榻的新大谷饭店看我。那位当时在旅日华人圈已小有成就的友人满眼血丝，一脸倦容，告诉我说为了赶一批翻译活儿已经两夜没怎么合眼了，他说在日本他基本上是有活就接、有钱就挣，我想这大概也是那时大多在日华人的状态。逾日日本接待方安排全团去迪士尼乐园活动，长声让我请假，由他陪着在东京走走。

        在宾馆大堂看见清洁工在擦拭玻璃，长声对我说他也干过这活。我想这应该也是许多华人赴日初期有过的经历。长声却又说：后来接到一批翻译活儿，一笔够他生活一段时间的收入，他交活儿后就啥事不干，闭门看书了，直到花完这笔收入。我立时想到当时流行的谌容的小说《散淡的人》，这“散淡”二字却又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境界，包括我那位已小有成就却还“有活就接”的友人。

        长声初去日本时曾有一信提到：“日本书价高，车费（主要是跑书店和图书馆）贵，是我的两大开支，真要命，别人可以不买书，我却按捺不住；别人可以逃票，我却做不来。”字里行间透着读书人的执着和无奈。赴日两年后与我在北京见面，问他有没有回来的打算，他说回来没那么多书可看，日本的书真好，啤酒真好！

        长声在日二十余年，没拿任何文凭也没发财，十多年前对此不解甚至不屑者还大有人在，他却依然故我，践行着“一不指望发财，二不追求文凭，去了就是收获”的信条，兀自读书著文喝酒。我总觉得，国内的那段编辑生涯于他来说曾经是事业、是追求，但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奉献甚至牺牲，给他带来了理想与实际的冲突，带来了焦躁与彷徨，究其原因，可能是个性与体制之间的龃龉，而个性又宿命地无法摆脱体制环境所致。

        在日本，他却大致可以作为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存在，虽然可能有过生计方面的问题，但一旦基本的生存条件得到解决，他就可以凭着自己的志趣闭门读书、著作，比起当年做编辑时平添了颇多从容和淡定，心无旁骛地一步步实现着一个读书人的梦想。如今，长声的著作文章一篇篇、一本本地在两岸三地问世，甚至被誉为知堂老人之后的中国第一知日作家。以他今日之成就，终于没人再去考究他的出身和学历。

        长声是性情中人，但在豪爽之外，却又有着一种来自骨髓的谦和，即便在醺醺之余，也很难听到他关于自己业绩的自矜以及与名人大家交往的炫耀，而淡淡的自嘲倒常常成为他在文章中或酒桌上的话题（本书的序言就体现了这种自嘲精神），这一切都更让这位六十多岁的“初老”文人平添了几分可爱，让他拥有越来越多的“粉丝”。这些年他每次返国都会忙于各种文场的活动和应酬，以至日程排得满满，即便他在日本时，若晚上与他联系，也常常说是在饭桌酒场上。

        长声爱酒，也不止一次在文中提到自己的爱酒——这本《昼行灯闲话》就有篇幅谈到他在日本专门慕名到某地访酒——以致对酒的不忍之情战胜了对糖尿旧疾的恐惧。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去中国作协的陈喜儒兄家蹭饭，桌上酒瓶见底之后，长声开口向女主人要酒，令女主人又惊又喜，惊的是从来没见过主动索酒的客人，喜的是如此宾至如归，自己忙也值得。

        我一直觉得，长声的随和与今日身边的热闹还是掩盖不了他内心的孤独，这种孤独感大概一部分与生俱来，一部分则来自多年独身一人的东瀛生涯（妻子退休后终于可以常去日本陪伴），以至“孤帆”而“孤灯”，孤清之感越发不可收拾。我又觉得，这种孤独感对长声又是必要的，否则怕就没有了他这么多年的苦读（也许对长声来说“苦”字用得不妥）以及之后的厚积薄（或可作“勃”）发。今天见了他为此书所作序文，觉得更契合了我素来的这种感觉。文中说：“我喜欢孤独，在孤独中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也只有在孤独的天地里唯我独尊，才敢于做一点自己想做、爱做的事,乃至没工夫寂寞。所以，孤独地写下这些字,虽然是闲话，却不是为排遣寂寞或打发余暇。” ■

        （《昼行灯闲话》，李长声著，即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