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书经验”｜陆扬：转益多师是吾师

【编者按】

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第十一讲傅杰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他的著作有《清流文化与唐帝国》《陈寅恪的文史之学》等。

傅杰老师跟我是多年的朋友，这次他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读书的经历和体会，我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同时我也很惶恐，因为我不是特别善于向别人介绍自己个人的读书经验，而且我的读书范围相较于前面几期嘉宾要窄得多。当然，我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历，倒是可以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讲讲我是怎样因为阅读而进入到一些前辈大学者及他们的研究领域的。

今天的分享会有点漫谈的性质，因为我觉得阅读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阅读都跟他的生活、工作是有关系的。我迄今为止的阅读经历给予我一个总体的体验：阅读的过程实际上像拼一个拼图一样，人在不同的阶段带着不同的兴趣、不同的目的去寻求某些缺失的东西，直到发现正好可以嵌进去的那一片，前路就变得豁然开朗，拼图也变得更加完整。

刚才傅杰老师介绍说我比他年轻，其实我和葛剑雄等稍年长一些的学者在经历上也有某一种重叠，而这种重叠和我们今天对世界、学术的认知是有关联的。我们都经历了“文革”的末期，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还体会不出社会的深刻变化，但日常生活也会对人产生某种作用，留下一些印记。“文革”末期的我们有一个非常幸运的地方，就是有机会接受完整的现代教育。基本上从我小学三年级以后，中国社会就走向了正常，之后我接受的都是完整的教育。

常常在和朋友、学生等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的经历不同寻常，从中学开始到大学都是特别好的学校。坦率地说，我并没有刻意地一定要去读名校，中间其实有很多机缘。如果说有什么重要的个人因素，那就是我愿意读书，愿意去跟那些我敬仰的学者们学习。我确实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关于阅读的一些东西在早年就已经多多少少在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记，虽然后来我阅读的范围越来越窄，关心的议题也都跟自己的研究兴趣有关，并非无边无际。

书香世家——爱读书基因的来源

我因为姓陆，又是姑苏的，常常有人预设我是“姑苏陆氏”，一个清代以来的书香世家。其实并不是，虽然我也算是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之所以提起这一点，一方面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跟中国社会的传统也有点关系。中国社会有两点传统是非常好的，一是大家都比较尊重读书人，二是尊师重教的风气也影响着普通人。这两点在我的家庭里就体现得很明显。

我的祖父虽然是在姑苏出生的陆氏，但年轻的时候就到上海创业，只受过私塾教育，并没有接受过什么高级的教育。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读书和传统文化，也对西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等到祖父的小规模创业比较成功了，他就开始把家里的很多资源放到了教育下一代上。因此，家里可以尽情买书，也有了很多书，我父亲也因此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此外，祖父虽然是很普通的人，事业有成之后却有意识地去和当时的一些学者来往，比如叶公绰、王遽常、吴湖帆等。这样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对下一代人确实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我父亲非常喜欢阅读，对于读书可谓如饥似渴，其实他更应该学文科，但是后来在交大学了工科，一生也以工程师为职业。他之所以没有学文科是因为中学老师的提醒。五十年代的时候，他的中学数学老师建议他最好不要学文科，因为文科太危险。这个老师后来成为了上海某局的总工程师，虽然是理工科的，但文学能力非常强，据说可以写骈四俪六的文字。父亲一直都觉得应该感谢这个老师当初给他的建议。

我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已经有阅读的经历了，尽管我出生的时候正好碰上“文革”期间抄家，家里的图书基本上都被抄光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小时候父亲让我读普希金的诗歌，这是我最早读的书之一，还有一本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封的一本小册子。布封除了做博物学研究外，他的文章也写得非常好，是以散文著称的，还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成为了所谓的“不朽者”。他的那本小册子里是一些写蜂鸟、马等的散文，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一句话是：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彪悍的动物——马。那时的阅读条件是很差的，没有更多其他的可以读，直到进入小学。

人一生很多最后的选择都有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些循环。一个人的阅读会一直伴随着自己，像身上的某种基因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发酵。后来我选择历史作为职业，可能跟我从小就喜欢读历史有关，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学习的是宗教、语言等，但也不能说是走了弯路。

小时候“文革”期间有“批林批孔”，算是“文革”结束前的一个历史普及阶段。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在那一段时间里突然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关于孔子的生平、思想等资料。那时候的连环画很有意思，会画出孔子的故事，我看的时候也很感性，比如看到孔子终于有机会做大官的场景，非常感动。那时候我对商鞅变法、秦统一六国等历史故事也非常入迷，常常在外面的书店里找一些这种宣传的小册子。这就是我个人阅读经验的第一步，在这之后阅读才步入正轨。

中学时期——拼图最初的一些小板块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革”结束了，因此我可以顺利接受中学教育，考入了华师大二附中。其实当时的华师大二附中才刚刚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重点中学，很多家长还没有及时获知这一信息，也没有强调一定要子女去考一所住读的中学。当时离我家比较近的还有市西中学和育才中学，我也不知道怎么鬼使神差地就报考了华师大二附中，也考上了。说起来挺好笑的，我是靠数学成绩考上的，那是我一生数学成绩最辉煌的时期，此后就一落千丈了。

我之所以说自己并不是傅杰老师称赞的“二附中的高材生”，是因为八十年代是一个重科学的时代，学好数理化才是华师大二附中以及当时很多其他中学的学习氛围。所以，在二附中的那六年里我的体验并不是很好，没有文理分科之前数学必须得过关才能待下去。好在一个人在像华师大二附中这样的学校里，就算好不到哪里去，也差不到哪里去，让我最终顺利考上了北大。考上北大、复旦这样的学校是当时华师大二附中的标准，我们那一届95%以上的同学都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大部分会选择离家近的复旦，好像只有不到十个人报考清华、北大，最后全考上了。

我们当时的中学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压力虽然非常大，但那主要是同学之间的竞争，而不是为了高考。文科科目虽然对我来讲基本不是问题，但数理方面真是学得很累。那时社会已经有重数理轻人文的价值取向，但在我的中学数理好的学生人文优秀的比比皆是。大概是中学的风气还是重视读书，我没有为数理的相对落伍而特别焦虑，还是能保持自己的兴趣，尤其高一后文理分班，更是有一段放肆的读书时光，读了很多人文方面的书籍。

还记得在那六年里，我基本上每一两周就会和几个同学周末一起去新华书店买书。七十年代末正好碰上中国第一次比较开放的文化氛围，什么知识、思想、书籍都可以进来，虽然数量与现在相比只能算沧海一粟，但质量都很高。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七六、七七年的时候，中国把世界上重要的文学名著，比如雨果、巴尔扎克、拜伦、雪莱等人的著作作为第一批重新出版，简直是个盛况。

那时候我待在家，我的父亲去书店排队，大家都很激动，书店一开门很快就销售一空。我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像那样的一个时刻，让人感觉到知识带来的激情的冲击。从那以后各类书籍就慢慢开放了。我们每周会先跑到南京东路最大的那家新华书店，然后再跑到福州路的古籍书店……那时候我买了很多书。我的父母因为经历过“文革”，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也从来没有给过我太大的压力。他们看到我想做什么就尽可能鼓励我，我觉得我这辈子的成功和失败都跟这个有关。

那个时候家里人希望能多给我买些书，与此相关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祖父喜欢收集书画，在事业比较成功之后就买了很多齐白石的画，虽然中间经历了抄家但之后又还回来了。我父母觉得经历了抄家以后这些东西不想要了，就找来上海的朵云轩来鉴定，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好几幅齐白石的画统统卖给了他们。我记得很清楚，八幅画卖了4000块人民币。后来我常常跟家人开玩笑说：那些画是留到现在对我更有用呢，还是那个时候卖了钱买书对我有用呢？

我在那个时候的阅读是没有边际的，兴趣也很广泛，文史哲范围内的书都读。后来读大学，我才慢慢就明白了“一张拼图”的道理。一个人的拼图总有最早出现的一些小板块，还缺很多，到最后拼完了才能知道它实际的面貌，可能过程中有很多都只是有用，却不能为你提供一个真实的途径。

我那个时候的兴趣也与时代有关，那是一个比较文学很兴盛的时代，很多著名学者如朱光潜、钱锺书、陈寅恪等都很有影响力。

陈寅恪先生最早是父亲介绍给我的，当时正好陈先生的文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就基本都买了。那个时候我只是出于好奇，绝想不到未来有一天自己从事的研究会跟陈先生的领域完全重叠。陈先生的文章有不少我是能看懂的，当然，里面的历史脉络、学术脉络需要花多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梳理清楚。回过头去我会觉得，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拼图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不断反复、不断递进的过程。关于读书我最不认同的说法就是：这个书我读过了。一本重要的书，尤其是在某一方面有创意、有贡献的书，很难说读过了就完全掌握了。很多我在中学就读过的书，现在回去重读，感觉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代也是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代，宗白华、朱光潜等先生的书影响广泛。美学这个领域实际上是附着在哲学上的，美学思想和整个哲学体系是相关的，很多重要的美学家并不是所谓独立的美学家，也是出色的哲学家。

朱光潜先生对我个人的影响尤其大，不仅仅在美学方面。我记得一次在理发店，理发之前我还拿着他的《西方美学史》在看，从柏拉图开始看起……书里关于美学的讲述，对培养我哲学上的一些基本思考很有帮助。朱先生有一些特殊的贡献我在当时其实并不理解，直到这几年通过不断了解我才明白他的独到之处，比如他特别提倡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克罗齐等的学说。当时我看到维柯的言论，觉得很幼稚，说什么人类的文明是从童话慢慢进入英雄时代，朱先生却说这是美学，而且对西方美学非常重要，是现代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后来我去了普林斯顿后，才真正意识到维柯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家里还有一本“文革”期间没有被抄走的书是法国史学家丹纳的《艺术哲学》。这本书是傅雷先生特别为儿子傅聪翻译的。傅聪在英国学琴，傅雷非常关切，认为儿子不能光练琴，在文化修养方面也应该提高，就选择了这本书去翻译，先是翻译了中间的章节，后来慢慢译完了全书并出版。我很喜欢这本书，家里的那本已经翻烂了。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初中，对内容当然是一知半解的，但里面的语言和大量绘画很吸引我。等我到北大读书的时候，《艺术哲学》已经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书，对当时的一些学者都很有影响。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傅璇琮先生，一位研究唐代文学的很重要的学者。虽然傅先生已经故去，但在那个学术百废待兴的时期，他出的《唐代诗人丛考》影响深远。在大学里的某一天，我翻开这本书的序言，看到书里说，唐代的诗人不能一个一个去研究，因为诗人们就像天上灿烂的星河一样，需要以群体的概念去看。他说，这个思想就来自丹纳的《艺术哲学》。

《艺术哲学》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里面讲文艺复兴创造出那么多优美的艺术，但创造这些艺术品的人他们的生平却很不堪，书里有一个心理学的解释是，因为这些艺术家平常的生活都太吓人了，所处的环境太险恶，所以他们的艺术敏感度才特别高。不知道从今天的心理学角度来看还能不能接受这个解释，但这至少告诉我们一些与之前对文艺复兴的认知完全不同的复杂层面：艺术的绚烂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是背道而驰的。或许受此影响，我从小就有一种比较叛逆的精神，不希望跟一般接受的那些观念完全相同。

读书的过程中一个人会产生很多疑问，这些疑问你并不知道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可以获得解答或者谁能给你解答，而一旦你碰到了，就会产生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命定的感觉。

大学时期——前辈学者们的教益

我去北大也是有偶然因素的。那个时候我确实受到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很想学古代的印度文化、佛教的交流等，也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比如季先生翻译的《沙恭达罗》等著作。一个奇妙的机缘是，有一天我们中学突然来了一个北大的教授，是叶奕良教授。叶教授是来动员我们考北大新设立的一个专业——梵文巴利文专业。他说，如果报考这个专业，只要考到了北大的分数线就可以优先被录取。分数线是一个吸引因素，但打动我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这个新的专业是季羡林先生指定要招的，并且会亲自指导学生读书。这一点对我非常有吸引力，虽然之后去了才发现季先生已经退休，并不真正执教。我回去和父母商量，他们竟然同意了，很支持我的选择。后来我也顺利考上了。

我觉得那时候我能考上北大是幸运的，换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招生条件和规定会把很多人才拒之门外。我常跟人开玩笑说，如果现在再考大学的话，我可能只能去蓝翔技校了。朋友们也开玩笑说，蓝翔才不会要你这样的人。时代的不同，会造就一定的机遇，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西方也是一样。十年前的某一天，我跟哈佛一位研究中国唐代文学的朋友聊天，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要考上哈佛这样的学校并不难，他们都是从蓝领阶层的普通人家出来的，但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竞争变得非常激烈，全世界的资源都投了过来。

除了招生，教学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中学到大学的学习经历给我一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记，而且也必须说，并不是愉快的。我之所以在北大只待了三年，也与这种不愉快的感觉有关。我学的那个专业是双语，而且梵文巴利文那时属于东语系，是极小众且不实用的语言，完全是以研究古代印度文化为目的的。可能因为是双语，我们专业有一个规定是，必须念满五年才能够拿学位。

在北大读五年对我完全不是问题，那个时候北大的读书环境非常好，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在读书的那三年里我受到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著名学者如季羡林、金克木、张广达、周一良等先生，是当时国内声名和成就最大的学者，我跟这些学者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密切来往。那个时代，学生和老师很容易接近，我也因为一些机缘在和这些老师交流的过程中受益良多。

季羡林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虽然季先生在佛教学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不算是一个佛学家，因为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佛教文化的，其实是语言学家。我考到北大时，正好是季先生重新拾起印度语文学研究的时候，他对德国学术传统的强调，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由于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学校给季先生在北大后面的朗润园安排了两套宽敞的房子，一套被季先生用作他和家人的起居室，另一套则完全是他的书房。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最初是为什么去拜访了季先生。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跟季先生关系密切，可以常去拜访他，差不多每两周去一次，季先生就会带我们去他的书房。他的书房是我见过的所有个人书房甚至包括图书馆之中印度学书籍收藏得最全的，包括了德国所有印度学家的全套著作。

那三年里对我启发最大的是金克木先生。我跟一些非常崇拜的学界朋友聊过金克木先生的书，大家都对金先生有两个比较普遍的印象。第一个印象在今天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什么都知道，并且对什么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第二个印象是，他的思想脉络很难懂。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去拜访一下金先生，就去敲他的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先生。他看上去精神特别好，但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人的样子会像一个“印度神猴”。他的家里看起来乱糟糟的，客厅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几乎看不到什么书，我就坐在那里跟他聊。那三年里，基本上每个月我都会去拜访他一次，他每次都很兴奋地跟我聊很多。金先生之所以给我很大启发，是因为他的思想非常独立。尽管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他从年轻的时候就与各个学界的人物往来密切，从史学界、文学界、天文学界......一直到戴望舒这样的诗人。后来他去印度也是完全靠在私塾一样的地方自己学，正因为如此，他研究印度学的视角和方法才很独特。

或许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我读金先生在《读书》上发表的文字，觉得他的思维是跳跃性的。我们今天的学术很强调内在的严密性，而金先生跳跃性思维的优点就在于，一方面他思考的架构非常大，另一方面他在每一点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更了不起的是，他还能把这两方面结合。

关于印度历史，金先生写过一些在我看来很有见解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对我冲击力特别强，是关于甘地被刺杀这件事的。他说，刺杀甘地的人和甘地本人的宗教背景是截然相反的，但他们都做出了与自己的思想背道而驰的行动。甘地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唯心的人，相信意念能够战胜政治运动，但他实际的做法却是唯物的，认为不能只靠个人，而要动员民众的力量。刺杀甘地的那个人是相信唯物的，但做出的行动却又是完全唯心的，认为只要把甘地杀了，就能把阻挡整个政治运动。金先生的分析，完全冲破了唯物与唯心的界线。八十年代后期我离开国内之后，金先生把他的研究编成文集出版了。他在文集里讲到，他的这些文章原本是刊载于各个地方的，尤其是在当时“读书文化热”的自由氛围中，金先生作为老辈里的健将，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专业文章。

还有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张广达先生，他是真正引领我走上史学这条道路的人。我到北大的时候，张先生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公认的能够引领未来中国史研究潮流的人物。

那时我们不能自己选课，对于个人感兴趣的课程只能去旁听。大一下学期，我打听到张先生有一门课，大概叫中西交通史，就去了。那个课堂上只有四五个学生，大概是一门上给研究生的课。那是我第一次从旁听的角度去听一门课，每一次都是从头听到尾的，后来也再也没有碰上一门在内容上如此丰富的课。他的课是每周一次，每次两三个小时，专讲一个主题。那个时候没有多媒体，这门课也没有专门的教材，每次上课他只带一个讲义，一堂课下来整个黑板会写满各种文字，中文、俄文、法文、日文等什么都有。

张先生关注的领域非常宽广，那时他讲的很多东西对我而言都是新知，在那门课上，我第一次知道怎么去辨别敦煌文书，第一次知道禅宗文献的来源。虽然我不是历史系的，但历史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就像拼图里一片已经出现在那里了，注定以后有机会就会向那个方向发展。

后来，张先生的这门课面对更多的学生又开设了一次，我又从头到尾听了一遍。课上听到他说，研究唐代的历史其实不能只看中国的研究，还要关注日本的、西方的研究，尤其是西方的杜希德（英文名Denis Twitchett，或译为崔希德）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杜希德这个名字，如果不是那时听到了这个名字，也就很难有我后来在普林斯顿的经历。

我觉得自己一直有一个特点或者说一个经验，就是在读书上转益多师这一点。我不会因为跟某一个老师关系密切就走出跟他一样的学术路数。那个时候我想要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关于印度学的声音，所以后来辗转走到今天，现在的成就其实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北大那时候的学术风气是比较自由的，只是我所在的那个系比较成问题。东方语言文学系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不太重视学术，加上一起其他的原因，大学读完三年之后我选择了离开，去维也纳继续我在印度学领域的学习和研究。

从欧洲到美国——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从欧洲到美国去探亲，当时并没有想要留在美国，还想着回欧洲继续学业。但到了美国之后发现，我在欧洲做的印度语文学虽然为我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提供了一个长久的参照体，对我很有帮助，但并不能够满足我对历史研究的兴趣，跟我未来的目标不是很吻合。虽然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意识到，以前学习的一系列东西都突然变得有意义了，在之前看来仅仅是自己知识的一小部分的那些东西，原来会成为自己整个思考的一个出发点。

那时家里人告诉我，申请美国的学校很方便，我可以自己联系，看有没有什么学校或者什么老师对自己感兴趣。那时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余英时先生。我在欧洲时有一段时间很困惑，一个从台湾过来的朋友给我带了两本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住在维也纳的一个小房间里读着枯燥内容的我，突然间读到余先生的那两本书，觉得非常激动，似乎豁然开朗——原来我学习的这些东西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价值观。那时候我只知道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知道余先生就在普林斯顿后，我想办法找到了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有一天他接电话了，我就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情况，也提到我一直受陈寅恪先生的影响。余先生让我去找他，我就按约定的时间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余先生非常平易，跟我聊了大概二十分钟后，突然站起来说：“你研究的兴趣主要在隋唐，那知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位研究隋唐的教授Denis Twitchett，就在我隔壁。要不要我叫他过来？”我完全惊呆了，因为杜希德先生编的是《剑桥中国史》，我就一直以为他是在剑桥大学。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普林斯顿呢？

其实杜希德先生从八十年代初就因为英国社会的变化到了美国，跟余先生关系很好。杜希德先生是一位神采奕奕的老先生，和他聊天的时候，我说我特别想走陈寅恪先生的道路，做隋唐研究。杜希德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差点就去跟陈先生读书了，结果因为四九年中断了，就选择去了日本，跟著名学者仁井田陞先生做研究，但是也一直受陈先生的影响。听到他说的，我觉得冥冥之中我们俩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余先生和杜希德先生让我申请美国的大学。因为那时候是四月份，正好已经过了那一年的研究生招生时间，只能等下一次再申请。普大没有硕士生只有博士生，而且每个系每年只招五名学生，而且那时我是没有学位的，连本科学位也没有。但两位老师说这没关系，说普大不讲究这个——这在今天根本没法想象。他们建议我就留在美国先不要返回欧洲，到十一月份申请学校，除了普大之外再多找几个有和我的研究领域相关的学校。

当时我所知道的跟我兴趣相关的学者就只有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和耶鲁的一位研究中国佛教的英国学者。我给杜先生打去电话，杜先生说正好在纽约有一个学习班，邀请我去参加。我就坐火车到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跟一群哈佛的博士生同吃同住了几天，一起学习《大学》，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那样读经的体验。耶鲁的那位教授性格有些古怪。他跟我约了早上八点见面，这意味着我五点就得起床出发，从纽约坐火车赶到他那里。聊天过程中我能感觉出，他对我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某一刻，我说我在这之前去过普林斯顿大学，见了杜希德先生，杜希德先生对我很好……他一听，态度立马180度大转变，因为杜希德先生曾是他的老师，对他有很大帮助。最后，他坦诚地跟我说了我并不适合申请耶鲁的一些情况，我就明白了。事实上我真正感兴趣的就是跟余英时先生读书，如果余先生不能录取我，那我的这条路也就差不多断了，也就不想再继续在美国寻求研究中国史的梦想了。

最后，我竟然顺利被普大录取了。就像余先生说的，普大不是很看重学位，更看重一个人的经历，以及推荐信等。余先生听说周一良先生对我很关心，说那时正好周先生在美国，让我去找周先生，看能不能让周先生给我写一封推荐信。我见到了周先生，周先生为我手写了两封推荐信，一份中文的，一份英文的。我非常感激。

以上这些经历只是进入普大的过程，其实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进入到普大之后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一课。在第一课上，余先生对我说，其实做历史研究不是什么名山事业，不要想象你做了什么事情之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与文学家不同，我们做的东西是会被别人超越的。本来我对自己能考入普林斯顿大学是很自豪的，余老师第一时间就给我泼来了冷水，告诉我史学的研究是有一个时间性的，不存在永远怎么样。这次简短的谈话对我后来的学习过程很有帮助。

大家都知道余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史家，研究范围非常宽广，对从中国到整个西方的历史都有研究。余先生对西洋史的熟悉程度非常惊人，当时普林斯顿的那些最著名的西洋史大家都和余先生关系很好，也特别佩服余先生，因为他们觉得，无论跟余先生聊什么话题都可以谈得非常深入。作为思想史家，余先生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虑种种历史问题，而我当时处于一种叛逆性格中，后来走出的路和余先生、杜希德先生都很不一样。尽管如此，余先生的研究视角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之前跟张广达先生上过课，在唐史方面是有一些积累的，但我觉得，积累的知识如果其中没有一个思考模式的话，不能转化为一种真正的力量，是没有什么用的。余先生思想史的模式启发我，在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从思想史的角度去考虑。无论是社会史、文化史还是政治史，任何历史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思想史的理论。换句话说，我们都要着眼于历史上的某个人，关注他思考的方式，认知他周遭的变化，理解他认知的过程。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历史学，包括我自己的唐史研究这个领域，都常常缺乏这样一种几经转折的思考过程。

这一年多的疫情期间，余先生几乎足不出户，天天在家里就做读书、写作这两件事情。余先生非常喜欢读西方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的传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心灵里的思考。读那些著作时，他对话的对象是那些大思想家们。这并不是说他的思考“高高在上”，而是说一个人思考的境界是需要训练的。

除了余英时先生、杜希德先生等老师的影响之外，普大还有一群优秀的研究生同学也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回北大任教后我观察现在的研究生，好的学生很相似，差的学生也很相似。不像在我读书的时候，研究生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背景各异，经历独特，往往会给你很多不同的启发。前面我说“转益多师”，这个“师”不仅包括前辈，也可能是你的同辈，同辈们的影响有时候并不亚于前辈。

我自己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唐史，我的思考也都跟我的经历有关系，有很多个人因素。总结来说，我一直想要寻找一个参照体，也不愿接受既有的研究观点，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自我意识更强的解释途径。我个人一直秉持的一个观点是，在从事学术上我特别欣赏的一种素质或者说一种平衡是：一方面知道一个前辈学者的声名有多大，另一方面也知道他的研究观点你都不会接受，最终仍然可以在把那个人尊为某学术领域里贡献卓著的前辈的。那种对前辈的敬佩，不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而是从知识的角度去理解他在特定时代的创造力。这是一个需要有意识地去拿捏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