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在城成婚在乡：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婚恋困局

本书有点像一部婚恋大片。作者基于深度访谈资料呈现的婚恋情节，生动展现了农村青年务工者婚姻恋爱过程中的困惑、焦虑和无奈。书中论及的闪婚闪离、临时夫妻、跨省婚姻、婚姻失败等现象，现实中有无数农村青年正在经历。作为当局者，他们共同演绎着青年务工群体的婚恋困境。

骑自行车的农民工夫妇

一

我2008年在浙西农村调研时遇到一个案例。东子是80后，在杭州打工时与河南姑娘晓芳热恋，年底把晓芳领回家过年。当东子父母得知晓芳怀孕2月有余，甚是欢喜。母亲悉心照料，诚惶诚恐。家里买了许多烟花，那个除夕之夜格外绚丽。

初一早晨，来自河南的长途电话打破了幸福气氛。晓芳父母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下命令让女儿立即回家。当时全国正遭遇大范围降温降雪灾害，回家的长途汽车已经停运。无奈之下，晓芳父母让亲戚从河南农村开车长途跋涉，克服艰难冰雪路况，十万火急地把晓芳接回。看着汽车远去，东子父母百般滋味，想起准儿媳肚里的孩子，心痛不已。

晓芳走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此后，东子又和云南农村的春燕恋爱。二人网络认识，不久春燕怀孕。女方父亲勉强同意婚事，二人很快结婚。只是孩子不到两岁的时候，两人闹矛盾，春燕离家出走，去杭州打工，长期分居后办了离婚手续。此后，东子又谈了几个女朋友，分分合合，曲曲折折，都没能成婚。目前孩子由爷爷照顾（奶奶已去世），东子则间断性打工，三代三口之家生活困顿。

东子的故事并非特例。这种农村男青年的婚恋困境，在中西部农村更加突出。许多老年人感叹：好不容易花大价钱讨个儿媳妇，生了娃，儿媳妇一走，这个家几乎就算毁了。

二

婚恋困局中，农村务工女青年也有自己的苦恼。在外打工期间，她们确实拥有恋爱自由的机会，勇敢追求和品味属于自己的爱情。遗憾的是，在从夫居婚姻模式主导下，农村女青年超出通婚圈（特别是跨省）的自由恋爱，往往面临着巨大风险。第一，自己父母大概率反对，不希望女儿远嫁。第二，即便男方父母不反对，但这种家庭往往经济困难，不好娶媳妇。自己如果选择忠于爱情，也要提前做好在男方家乡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第三，突破层层障碍后的异乡婚姻生活，因为缺少娘家的多元支持，特别是在面对矛盾和压力时孤立无援，就会不断抱怨自己嫁得太远。婚后每次不如意，都会催生更多悔意。心浮气躁事端多，婚姻稳定性更低。

人们常说婚姻是恋爱的坟墓，但对于大部分农村外出务工女孩来说，婚姻中的最大隐患不是琐碎日常消磨了爱情，而是其恋爱和婚姻往往发生在不同场域，难以统一。务工期间的恋爱大多发生在异乡城镇，奶茶的甜蜜、咖啡的苦涩、玫瑰的艳丽、逛街时的愉悦、KTV里的欢快、酒吧里的沉醉，这些和现代都市恋情高度匹配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伴随着青春躁动和荷尔蒙释放，对农村青年男女来说是最深刻的洗礼和启蒙。大部分务工女孩带着这些感受和想象回到乡村过日子，难免会产生巨大落差。无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都容易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震惊。

也许更可怕的是，一些务工女孩在经历男友死缠烂打、费尽心机追求后坠入爱河，可能怀了孩子，甚至生下了孩子，直到跟准老公回准婆家时才发现，在城里衣着光鲜、出手阔绰、情话绵绵的潇洒青年在老家其实生活窘困，可能只有一间半土房、几亩地和多个未婚兄弟。相比刚才说的城乡生活落差，这简直是更为重大的打击，更夸张地展现着农村务工女孩恋爱与婚姻之间的对立、冲突甚至分裂。

一对农民工夫妻到江边说话

三

针对青年农民工婚恋中的种种失范问题，我们不能用泛道德化视角去审视和评价。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新的，被流动、分化、非均衡、城市化、市场化、不确定性裹挟着的巨大婚恋转型。这种婚恋实践并非传统婚恋模式所能解释，需要新的分析框架。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本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作者通过婚备竞赛、婚恋技术主义、婚恋风险、婚恋失败、重返光棍等概念，构建了一个“发展主义、婚姻市场与婚恋转型”的整体性框架，用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性婚恋困境。

基于这个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生活中的种种痛苦、焦虑、失范以及非理性，都源于婚恋转型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第一，青年农民工的婚恋生活具有两栖性。恋爱在城，成婚在乡。婚恋关系高度嵌入在城乡关系之中，这种二元属性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务工青年的婚恋命运。第二，全国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都处于高度分化之中，地域之间愈发不均衡，进一步诱发农民工群体的婚姻压力和婚姻风险。第三，身处婚恋困局的青年务工者及其家长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和风险，为了避免婚姻失败，纷纷采取更大强度的经济支持和婚姻干涉。这些基于个体家庭理性的婚姻风险应对策略，反而容易诱发群体非理性，不同程度加剧婚恋转型的速率和婚姻失范的强度，风险被进一步放大。总之，当代中国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困境，是在劳动力城乡间周期性流动、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家庭发展高度卷入城镇化、家庭发展压力剧增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症候。

本书作者的深层思考在于：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中，农村青年的婚姻家庭秩序的变迁逻辑和动力机制是什么？农村青年的美好家庭生活秩序何以可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不断涌现出新成果，特别是在农村婚姻家庭研究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局限于聚焦边缘群体，亦不再满足于新现象、新问题的单一性解释，而是尝试对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的多类婚姻家庭现象进行整体性关照和综合性解释。在解释变动社会的问题复杂性和形成机制方面，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多点调研的类型化思维和区域比较视角的研究优势得以更多发挥。本书正是这种研究路向和旨趣的大胆探索和实践。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十分需要这种宏大叙事。

四

另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是：婚恋困境背后，中国农村青年家庭再生产为何还能保持基本有序，并未发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婚姻家庭危机。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深思，从而透视转型期中国农村家庭更深层次的保护性机制。大体说来，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方面，以父代责任和子代孝顺为内核的家庭伦理，在应对家庭婚姻转型风险中发挥着关键性保护作用。父代不仅通过辛勤劳作为子女成家提供最大化经济支持，还可能极其执着地掌控子女婚姻。那些苦口婆心的唠叨甚至胁迫，有时不是传统包办婚姻的“复辟”，而是子代婚恋迷局中的关键拯救。许多青年男女，也会从孝顺角度来谨慎应对婚恋选择。如果子代发展难以脱离父代支持，那么传统父权在不同程度削弱子女婚恋自主性的同时，也发挥着婚姻风险防范效果，具有一定的底线保护作用。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城乡结构中蕴含着诸多保护性因素。现有农村土地制度是对农村务工群体的关键保障，加之各种扶贫、兜底政策所构建的保障体系，不仅可以让务工者有乡可返、有家可安，还给那些婚姻失败者以底线保障。农村男青年只要勤劳肯干，较少会因为失婚而破产，农村女青年失婚后也有更多机会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不能回避的是，失婚家庭儿童的教育和保障问题日益突出，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支持体系。

综合两方面来看，真正保障婚恋自由、防范婚恋风险的，并不能单纯寄望于农村青年个体的理性选择和婚恋技术，还要依托传统家庭伦理和现代国家政策制度所形成的保护性结构。

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中国经科和技济的发展进步，当更多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有能力分享更大比例产业利润的时候，各行业工资水平普遍提高，国家有更大实力提高社会保障力度，越来越多的农村外出务工青年有能力在城镇安家，婚恋统一性有望提升。

当然，即便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乐观地认为农村青年可以实现彻底的婚恋自由。恋爱与婚姻的张力，是现代人普遍要面临的问题。爱情是善变的，所以为了增强两性关系的稳定性，必须通过婚姻制度来加以确定和保护。婚姻的本质不是为了解放爱情，而是为了限制。这种限制，是现代家庭秩序的根本保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群体的婚恋二元性矛盾，既展现着城乡关系的特殊性影响，也反映着现代人婚恋关系的一般性难题。这种婚恋困局，不会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而消失，但会因城乡差别减小而弱化。

本文为《婚恋转型：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实践》（宋丽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一书序言，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