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伯牛：大家为何不愿给琦善点赞

        博尔济吉特·琦善（1786-1854）接替林则徐（1785-1850）任两广总督，率师与英军作战，战败，签订《穿鼻草约》，擅自割让香港，不仅当时惹来一片骂声，轻则“媚外”，重则“卖国”，亦因此被革职拿问，差点掉了脑袋，且祸延身后，迄今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里没有好名声。

        然而早在民国二十年，蒋廷黻先生撰《琦善与鸦片战争》，已用确凿的证据和缜密的逻辑为他辩污，说他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所谓“时人”，尤其包括正面典型林则徐。

        则徐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声名，据蒋先生的分析，无非运气二字。倘在虎门销烟之后，朝廷不撤则徐，仍然让他在南疆独当英国人，则“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按，叶名琛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两广总督，以“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著名，终被英国人绑去印度，死于加尔各答，为天下后世笑。以此，蒋先生说：“林文忠（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

        可又话锋一转，说这却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因为则徐不仅在后世，即在当时，也已成为能抗外侮的象征人物，寄托了精英阶层对“虽远必诛”的想象，“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善，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然而事实是则徐不在现场，琦善在现场，在广东边防被英军轻松摧毁的现场，在炮口之下签订条约的现场。于是，中朝士大夫不调查，不研究，脱口而出曰：琦善这个狗汉奸，受英国人的贿赂，离间皇帝与林大人的关系，赶走忠臣，悍然卖国。谣言甚至传到消息闭塞的内地，譬如当时还是民办教师的左宗棠，并无“天线”，亦无确信，却也道听途说，在给师友的书信中明确指控琦善受了“岛夷”的巨额贿赂。

        今天我们都知道，当年不管是林则徐还是琦善，再怎么不怕死不要钱，也绝对打不过英国人——或许“都”字用得不对，且置之。但蒋先生所谓“国运的大不幸”，思路又更上一层，他认为，“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蒋先生未来学而优则仕，成为著名的外交家，于此而言“或可提早二十年”，他的判断自有他的道理，究竟是非如何，犹可商榷。只是，若如尊论，则不论在已经发生的历史，还是在可能发生的想象，琦善都讨不了好，不做苟且偷生的汉奸，则是身死为天下笑的狗官。

        随人笑骂没意思，不如看琦善如何走到这般田地。他十九岁入仕，授刑部员外郎，二十五岁擢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岁任河南巡抚，三十六岁升两江总督（从一品）。据说有人来不及改口，见了升任总督的他仍称“小琦”。虽然失礼，但无论当时后世，都算官场佳话。五十岁，文渊阁大学士（正一品），直隶总督，已是民间所谓宰相，这就是他去广东处理“夷务”时的正式身份（也是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

        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讳言。他生于世袭罔替一等侯爵之家，故能不经考试径以荫生授刑部员外郎，远比辛苦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轻松。不过，琦善未来能在史书占据一席之地，不论褒贬，原因在于他既有先天的地位，可也从不放松后天的努力。

        琦善承荫去了刑部，可想而知，同事中既有羡慕他的，也会有从心里瞧不起他的。心里的鄙视，不必写在脸上、出诸口中，但会体现在做事上，于是，如何应付各种刁难，成了琦善初入职场的最大难题。

        清末部胥间流传一句话，云：“凡属事者如客，部署如车，我辈如御，堂司官如骡，鞭之左右而已。”殆谓胥吏虽属临时工，往往父子兄弟相继，盘踞部省，熟悉例案，而尚书侍郎以下，正途出身，固然体面，绝大多数仅有一肚子八股文法，实不胜任刀笔之职。因此，若将各部比作大车，则胥吏是赶车的人，尚侍等“堂司官”，反而只是挨鞭子的骡马。

        于是，各部首长对本部胥吏都由衷尊重，小琦要告他们的状，那是不懂事。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爱学习。他花三百两银子，请来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紧牙关，苦学三年，学到“例案精熟”为止。有品官的地位，则未来有发展的空间，再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则前途不可限量矣。为什么琦善在三十六岁成为两江总督？这就是答案。

        1841年，当英军兵舰到了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夷务”，在确信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穿鼻草约》。他所以被称为“汉奸”，即因这次签约。然而，照当时的情势，不签约，又能如何？不过二十年，有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条约，结果是广州被占领，圆明园被烧毁。或曰，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来互证。那好，且看事实：一年后，清廷虽不承认《穿鼻草约》，却须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才能停战。再看看《南京条约》与《穿鼻草约》条款的比较。前者同意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规定割让香港，然由中国保留在香港收取关税的权利；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后者只须补偿烟款六百万。于是，说到丧权辱国，两者皆然。说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则琦善谋国，犹有多者。以此，蒋廷黻才说：“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

        下此判断，实在不难。然而在当时，在晚清，以至其后的民国与共和国，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不愿为琦善点个赞。仅就当时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权，事后到底如何卸责，失地卖国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谁，就是一桩疑案。虽无确证，从琦善以擅订和约得罪，革职充军，不久即赦还，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员的事实来分析，可以相信，宣宗并未真把琦善当罪人。

        至于当时的舆论与后世的清议，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鸦片战争后，琦善任陕甘总督，下属张集馨在回忆录里这么说：琦大人“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在刑部办秋审（死刑复核），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在地方做官，办案与用人亦非不徇人情，须情理相合方肯同意，总以“不贻害地方”为原则。也不是不受贿，但必须“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钱，而决不做买官卖官的勾当。若然，则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场，应能获得中上评语。但是，张氏又说，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对当时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给面子（林则徐应在其列），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他自然“毁多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