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创新、活力与……价值观及制度保障

李公明

2021-07-08 09: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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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埃德蒙·费尔普斯 / 莱彻·博吉洛夫 / 云天德 / 吉尔维·索伊加著,郝小楠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版,340页,68.00元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埃德蒙·费尔普斯 / 莱彻·博吉洛夫 / 云天德 / 吉尔维·索伊加著,郝小楠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5月版,340页,68.00元

创新、活力、价值观这些都是经济媒体中的高频话语,但是这些概念在经济学领域中究竟有什么样的研究框架、路径方法和实证性的研究结论,对于非专业读者来说还是需要认真学习的。在这个论题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他的合作者写的《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原书名Dynamism: The Values That Drive Innovation, Job Satisfa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2020;郝小楠译,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是一部值得一读的著作。中译本的介绍语说:“对西方世界来说,如何摆脱创新系统性衰退的困境?如何应对经济下滑、民众幸福感下降的长期形势?对中国来说,如何挖掘创新更深层的潜力?企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去应对变局?经济增长、国家繁荣的动力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见勒口)这种中、外有别的问题意识和表述固然是我们所熟悉的,但也容易产生歧义,似乎我们的创新首先是面临如何挖掘更深潜力的问题。事情或许不是这么简单,在创新与活力之间我们还有一些基本问题要重新思考和解决。
刘擎的推荐语(见封底)写得比较中肯:“这部著作重返文化价值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经典学术论题,并以新颖的理论框架与跨时空的经验研究做出了突破性的探索。”接着他比较含蓄地谈到“健康的增长依赖于某些现代价值的普及”,这引起了我的思考:什么是不健康的增长?“健康的增长”所依赖的到底是哪些现代价值?如何保障这些“健康的增长”所依赖的“现代价值”能确立起来?如何衡量这些价值是否已经“普及”?这些都是在“活力”这个看起来很清新的概念背后很严肃的大哉问。
费尔普斯在该书中的核心论点很明确:经济繁荣来自创新,而创新的来源是社会活力,是否拥有这种活力的关键是大众是否具有现代价值观。谈到社会活力和现代价值观,它们所赖以诞生和扎根的社会当然也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创新活力总是存在于某个具体的社会之中,因此费尔普斯要追问:“是什么让一些国家走向一个愿意并且能够为经济带来更多创新活力的社会?”(16页)既然价值观对于社会活力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那么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现代价值观”究竟是指什么?而且要思考的是,这种“现代价值观”的说法是在什么语境中提出和使用的?在不同语境中高喊“创新”与“活力”的背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才是阅读该书的关键问题,或许也是某些经济学家未必愿意真诚面对和深入讨论的问题。
先看看为该书写“推荐序”的三位中国经济学家关于“现代价值观”的说法:林毅夫认为费尔普斯指的是“打破传统、乐于冒险、勇于面对不确定性”;陈劲认为是“人民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赵忠认为它“强调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并且十分赞同费尔普斯赋予个人的中心地位。这三种说法中,只有最后一种符合费尔普斯自己在该书中提到“现代价值观”的说法:“我们在本书的研究发现,有证据可以支持我在《大繁荣》中提出的理论,那就是一个国家的高自主创新水平来自人民的活力,即他们对创新的愿望和能力。我们证实了这种活力依赖于以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概括的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强度。我们发现现代价值观通常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传统价值观则具有负向影响。”(277页)费尔普斯说得很清楚,“现代价值观”就是以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来概括的。而且他不是孤立地谈现代价值观,而是把它与传统价值观的相对对立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把这种相互关系的强度也要一起考虑。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这种对立就无法认识清楚“现代价值观”为什么重要和为什么容易被偷换概念或被虚化。
费尔普斯在该书“导论”中有专门一节谈“现代价值观:经济活力之本”,具体地阐释了构成“现代价值观”的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这三要素。他认为个人主义对于在工作与创新中获得满足感、成就感的欲望有着最重要的影响,“现代主义的满足感,从本质上说是个人主义的”。(17页)而所谓“活力主义”指的是“具有活力的经济会吸引寻找挑战和机遇的人们,使他们感受到生机”。有意思的是,他以塞万提斯小说中的“堂·吉诃德的种种不安分行为,成为那个时代所显现的活力主义的一个缩影”为例来说明活力与生机,但是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看起来与我们心目中作为经济创新的活力之源的价值观形象可是大异其趣的。这种意象的差异性恐怕主要还不是由于文化的差异性,而是可以回到费尔普斯和他的合作者在该书中所讲的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的差异性。至于“自我表现”的价值观作为一种吸引人们在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工作的影响因素,它的要义是“当被允许甚至鼓励去想象和创造一种新的事物或方法时,一个人会展露出一部分真实的自己”。(18页)也就是说,只有允许和鼓励国民呈现真实、独立、自我的价值观的社会,才能产生激励创新的活力。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无法想象一种虚假的、依附、完全失去主体人格的国民性格能够产生推动创新的社会活力。
费尔普斯该书“引言”中回顾了他在2013年出版的《大繁荣》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创新的竞争性假说,该理论认为所谓的“创新活力”指的是产生自主创新的愿望和能力,具体来说就是“在一些国家,拥有不同企业背景、对各自企业有深入了解的普通民众开始有能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专业技能去构思更好的方法和新的事物。进一步地,如果这样的国家拥有必要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人就会有将那些方法和事物实践出来的愿望,从而只要市场力量允许, 就能产生自主创新”。《大繁荣》从历史的角度解释了十九世纪生产率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的快速和持续的增长,已经提出了应从有意义的工作、自我表现和个人成长等角度对此作出解释,并且认为当年的“这些解释暗含了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和衰落”。(第3-4页)
费尔普斯在《大繁荣》指出,单靠制度是不能创造活力的,“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因此这部在八年后出版的《活力》实际上是《大繁荣》的续编,更明确地肯定经济繁荣和创新活力的源泉就是现代价值观,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检验这一现代主义的理论,它是与由外生科学发现驱动的标准理论相对的,继而考虑检验的结果对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具有怎样的启示”。(第4页)在《活力》这本书中,几位合作者运用了现代经济学严谨的数据分析方法的文化、价值观、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的重要作用等论题进行了严格的检验,全书充满了调查数据、变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等实证研究。例如如何论证“价值观的力量”,撰写第五章的作者吉尔维·索伊加研究了二十个OECD国家的价值观、制度和创新指标,发现描述价值观及制度的一个潜在变量和测量经济绩效的另一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甚至可以发现教育孩子更有独立性还是更倾向于顺从权威,对于人性的创新速度和经济绩效都有明显的影响。(161-162页)在这里想起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日本小学生的假期作业,不是埋头做练习题、补习功课,而是在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各自独立开展“自由研究”,那些既接地气又充满奇思妙想的研究课题简直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创新摇篮。如果没有一种价值观的普及和社会安排的支持,这种独立、自由的创造欲望根本无法实现。
费尔普斯的研究出发点无疑有一种危机意识,这使我想起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曾楚媛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戴蒙德论述应对危机的一个关键词是“选择性”:既然无论个人或国家都不可能改变和抛弃过往的一切,那么真正的挑战就是在危机中的如何选择、取舍,以及如何在作出正确取舍的基础上正确地采取行动。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费尔普斯指出的创新活力的衰弱趋势看作是一种严重的危机,我们面对的就是带有挑战性的转折点。在戴蒙德进一步列出的“危机应对12个步骤”中,“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和“国家核心价值观”是其中的两项。关于前者,他认为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至于核心价值观,他指的是个人拥有诚信、抱负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国家价值观与此有重合,但所包含的其他观念则语焉未详。实际上,我读《剧变》的主要收获是关于芬兰、日本、智利、印尼、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七个国家的历史危机叙事,尽管如有评论者指出的其中时有事实性错误,但是那种带着危机问题意识进入历史语境的视角和判断力还是颇有启发性的。戴蒙德关于应对危机的步骤以及价值观念的作用等论述则显得比较苍白,联系到费尔普斯的危机意识和提出的重塑现代价值观,应该说创新的系统性衰退危机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复杂,应对的关键是对现代价值观的真实认同和制度保障。
费尔普斯认为主要形成于二十世纪的经济理论体系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很多重要发展背后的作用力和作用渠道,其中一个重要缺陷是关于人类的欲望和满足感的研究在标准经济理论中被忽略或有意排除掉了,比如尼采的跨越障碍、柏格森的生命力和个人成长、凡勃伦的工艺的本能、森的能力的发展、与奈特不确定性相一致的弗里德曼的预测、罗布的“就事论事的行动”以及他本人在创造的愉悦方面的研究。问题主要出在标准经济学理论的两个前提,一是认为工作的唯一回报是工资,二是创新的唯一来源是科学家,这两个前台都导致对人的欲望和满足感的漠视。费尔普斯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两个前提为什么不对,其实在我看来无需有多高深的经济学研究水平,即便只是从生活经验和理性思考的角度也来看出它们是有问题的。但是费尔普斯和他的合作者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比如跨越较长时段的对于工作的意义及满意度的调查与论证,使我们发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2000年前后出现了工作满意度急剧下降的发展趋势,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叙事视角。更有意思的是,费尔普斯在这里顺带谈到“美国梦”,他认为“在一生中有所成就” 的希望可以最好地诠释很多人心中的“美国梦”,并没有把追求物质生活水平作为核心要素。他认为“在美国,工作对于有意义的人生来说显然处于核心地位”,并且以电影《原野奇侠》《一个明星的诞生》和《码头风云》为例形象地诠释“美国梦”的展示、实现和破灭的变化过程。至于创新与科学家的关系,起重要作用的是懂得把科学发现应用于商业的企业家,尤其是指硅谷曾经创造出的那一批依赖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进步的而获得成功的创业企业家。但在事实上,“除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小段时间外,这些企业对整个经济的贡献都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它们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引言”)这一方面更能引起我们对于创新企业的真正贡献及其自我宣传的重新思考,同时要思考的是何谓“大众创新”的真实含义。
从理论上说,重新确立现代价值观当然很有必要,但是如何才能保障价值观能够实现,则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否则再正确、再重要的价值观还是会沦为空话。比如费尔普斯说与企业家相比普通人的创新活力显得更为重要,那么这些“普通人”在制度安排中的社会地位、生存状况、教育水平等因素必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也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与创新意愿以及相关能力的要求相匹配。仅以其中的生存状况来说,很难想象那些手停口停、在社会保障等级体系中居于最底层的群体能够成为创新人群;又比如教育状况,当把普通人与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职业技术教育被残酷的高学位竞争教育所碾压的时候,如何还能产生满足创新需求的社会承认感和个人成就感?而这些产生于不同国情中的问题是费尔普斯在对普通人的创新活力寄予希望的时候难以具体论述到的。
在美国的社会经济运行环境中,人们常说的创业者、企业家(Entrepreneur)与“创新”(innovation)的联系相当紧密,前者包含有“愿意承担风险”的涵义,后者则有“把新技术或新的服务方式转化为市场⾏为”的涵义。在这两者背后的是扶持更善于灵活创新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政策,其中当然也包括对雇员个人的社会保障安排,如在疫情期间各级政府以直接发钱补贴纳税人、解决商业贷款等形式实施救助。有统计数据表明,近四十年来美国⼩企业完成的科技发展项⽬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均创新发明是大企业的两倍。在发展教育与鼓励企业的创新活力之间的关系中,美国政府通过具体的法案来保障实现以分层教育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2014年7月由奥巴马总统签署颁布的《美国劳动力创新与机遇法案》(The Workforce Innovation and Opportunity Act, WIOA)强调要使职业教育更好地为劳动力开发和企业“追求创新”服务,实际上就是政府以法定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培养具有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学徒工,企业可以用政府通过法案提供的资金支付学徒工的部分工资,既减轻了企业在培养新人方面的负担,同时也鼓励年轻人选择符合自己兴趣、能力和意愿的工作,而不是盲目追求高学位。
费尔普斯在“后记”中更为集中地论述了创新活力衰退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关系,他认为“不满是多样化的。而在每一种不满中,都有创新,或创新损失的身影”。(273页)具体来说是工资增长放慢,投资回报率长期下滑,投资减少,有意义的工作和令人满意的职业大范围消失,政府腐败导致的公共投入分配不公平,财富分配不公,以及随着“身份政治”的兴起而使一些劳动者群体意识到他们没有公平地得到应有的政治权益。于是在法国,“黄马甲”示威者抗议的是他们所交的税被用于并非由他们选择的公共项目。另外,失望和愤怒的劳动者还要面对自动化使机器人大量出现并取代人类工作的趋势,所有这些都使劳动者对于“我们将面临一个怎样的社会”深感忧虑。(276页)他谈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该做的事情包括重新审视妨碍或阻止有新想法的人进入产业领域的大量政策、法律和交易程序,反对国家垄断,消除过度的监管,防止企业巨头与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的紧密勾搭——最后他说,“这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但进步是可期的。”(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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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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