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缘日”礼佛：一天功德等于四万六千日！

过了7月10日这天，东京的暑天才算开始。

7月9日傍晚时分，浅草寺热闹非凡，身穿清凉浴衣的男女老幼，人人脚踩竹屐，先到浅草寺菩萨面前投上几个赛钱，求个“雷除守”的福符，再到寺外的“鬼灯花草市”买上一串风铃、一束鬼灯（灯笼花），回家挂在檐上。清凉的风铃声里，“真夏”轰然到来。

7月10日又被称为观音菩萨的“四万六千日”，这一天传说是观世音菩萨的结缘日，当天参拜观音菩萨，一天的功德等于四万六千日。拜神功德犹如积分，谁不想积分一日翻涨四万六千倍呢？不独东京浅草寺，各地的观音寺这一天皆出现信众如潮的场面。

寺院的景气主要看信徒人数，岁时祭祀当然是吸引人气的重要因素，“四万六千日”只是各寺设立名目繁多的“缘日”之一种。周作人写于1940年6月的《缘日》说：“缘日意云有缘之日，是诸神佛的诞日或成道示现之日，每月在这一天寺院里举行仪式，有许多人来参拜。”本来每位菩萨的缘日一年只有一两天，后来不断增加天数，各地香火最旺的观音寺，比如东京浅草寺，每月都有一天的观音缘日。从江户时代初期开始，每个佛寺神社固定在缘日举行祭祀法事，大批信众前来参拜，带动了周边市集兴起，观音市、天神市、达磨市……渐渐形成了“缘日经济”。

周作人期望从缘日“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态度”，《缘日》一文却只是抄录几则《江户繁昌记》文字，重点放在描绘缘日的经济功用：“同则便有各种商人都来摆摊营业，自饮食用具，花草玩物，以至戏法杂耍，无不具备，颇似北京的庙会，不过庙会虽在寺院内，似乎已经全是市集的性质，又只以白天为限，缘日则晚间更为繁盛，又还算是宗教的行事，根本上就有点不同了。”

其实缘日吸引人气的前提还是“功德翻倍”的宗教观念，即，在缘日这个非常时间里，信众前往参拜菩萨可获额外功德。早在平安时代，京都各佛寺已有信徒践行“千日诣”——在千日之间连续每天到寺院参诣祈愿。进入江户时代，无论庶民还是贵族，渐渐萌生了速成从简的念头，“千日诣”遂被重新解释——在特定的缘日前往参拜一次即可收到“千日诣”的功德。据正德三年（1713年）的《滑稽杂谈》记载，著名的观音菩萨道场、京都的清水寺，每年阴历七月十日为“千日诣”，“贵贱接踵而至”，是为一年之中最大的“功德日”。

拜一次等于拜千次，如此功德速成法很快在全国普及开来，享保年间（1716-1736）江户（今东京）浅草寺、金泽的观音院等地更是推出“四万六千日”口号，宣称此日拜一次立马获得一百二十六年的功德。按照古人的平均寿命，这一天功德差不多足够一个人活上三辈子。那么四万六千的天文数字从何而来？

逻辑是这样的：最灵验的菩萨“一生拜一回”即可获得一生平安，日语的“一生”谐音“一升”，而一升米大约有四万六千颗米粒，所以，七月十日这一天参拜的功德便是“一生”四万六千。

世人得爱，如入火宅，信众的欲望犹如无底深渊，功德翻到四万六千倍，还不到顶，后来千叶、长崎等地的观音寺更推出九万八千日、九万九千日的缘日，信者云从。1882年，明治政府废除阴历，推行西历，大多数的年中行事也因此改为西历时间，比如原本阴历七月七的七夕，从此改在西历7月7日。东京的浅草寺也将旧历的七月十日缘日改在西历的7月10日。也有镰仓、金泽、京都等故都的观音寺，不肯迁就新历，折中将8月10日作为四万六千日。最早推出“千日诣”的京都清水寺反而没能与时俱进，8月14日至16日三天，前来参诣获得的功德仍然只有一千倍，相比之下，就显得小气了。

“四万六千日”不见于印度、中国以及日本佛教经藏，似非“正信佛教”所为。从中国人拜神的眼光来看，“四万六千日”总透着那么一股“与菩萨谈生意”的小生意人的精明劲。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翻倍功德，确实，这是只有在商品经济蓬勃、庶民文化兴盛的江户时代才能出现的“一本万利”式宗教行为。

中国人其实也跟神谈生意，只是条件不一样。比之参拜行为的频率，中国人更为重视磕头、敬香、纸钱的数量以及“抢头香”的速度，谁的高香烧得多、头磕得响、吃斋期长，意味着被菩萨保佑的可能性就高。

“一块薯粿欲保佑多少人？”中国人的宗教生意观，可以鄙乡潮州一句俗语概括。传说有位“老姆”（大娘）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伯爷生”（土地爷诞）这天来到“伯爷宫”拜神，她把竹篮子放在供桌上，烧上一柱香，然后开始祈祷，从全家老小、亲朋好友到花草家禽一一祈祷遍，“保佑保佑”之声不停。庙祝走上前一看，老姆篮子中只有一大块薯粿，便刻薄地说：“阿老姆，你就这一块薯粿，到底欲保佑多少人？”这句尖酸话一传十、十传百地就传开了，“一块薯粿欲保佑多少人”，讽刺那些向神烧一柱香、献一点薯粿之类的供品就希望获得“全家保佑套餐”的算计祭祀行为。

同样的缘日，日本的信徒只要往寺社参拜一次可抵四万六千次功德，潮州的老姆用一块薯粿却换不来“鸡犬升天”的福利。中土菩萨神灵被认为“享行合一”，享多少供品，办多大事儿，信徒除了来得勤，还要供得多。说到底，中国式“薯粿经济”讲的是“物量”，而东瀛“缘日经济”拼的是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