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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中的中越交通运输线:惊险偷运苏联援华军火

陈德蓉
2015-07-19 14: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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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交通的谋划

1937年七七事变当天,家父陈修和正在陕西宝鸡勘查,准备新建兵工厂,忽然收到军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维的急电,要他马上赶回南京。一年前他从法国军政部高等兵工学校毕业后回国,被任命为兵工署兵工研究专门委员,考察建厂事宜。那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西部内地新建兵工厂,以加强国防力量,准备抗战。上世纪六十年代也在三线建了许多工厂,想法如出一辙,但假想敌已完全不同了。

父亲到了南京,俞大维告诉他:“中日战事已起,新建兵工厂缓不救急,我国部分军火和大部分制造兵器的材料都需要从外国进口,而沪、粤等处海口将被敌人封锁,无法输入,惟越南海防有铁道通入云南和广西边境,可以补救这个严重问题。”当时国民政府已预见到敌人来势汹汹,战事将会出现很不利于我方的情况,必须未雨绸缪。俞又说:“已同法国驻华武官商谈过,我国军火有权通过越南,希望你偕同法国军火商龙东前往越南视察中越交通情形,期于一个月内返京。”那时欧洲尚未开战,法国仍与中国站在一个战壕里。

父亲接受了这项任务,当天就与龙东办好了护照签证,然后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再乘西南民航客机飞往河内。那个年代沪粤不通火车,要乘海船到香港再转至广州。赴越的交通也不通畅,肩有重任的人可以乘坐飞机。交通的不发达,对敌人是掣肘,对抗敌也是极大的制约。

在河内,父亲和总领事许念曾、法商龙东到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交涉武器过境的问题。那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越老柬三国称法属印度支那。在总督府主管的政治部长同意中国进口的军火物资从越南通过,但是拒绝德国制造的武器假道,他们想不到,不久之后自己会向德国人投降。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对越南北部的交通情况做了详尽的调查,他发现海防港可以停靠万吨轮船,起重和仓库设备也相当完善,很有利于转运军火,而后的陆路运输就要靠铁路和公路。当年从海防到昆明已有滇越线,全长达八百四十八公里,但是越南境内是窄轨铁路,且山洞多、坡度大,每月运量只有一万吨左右,满足不了军事需要。好在从海防到广西边境还有一条铁路,长两百六十七公里,路线较平,无山洞,运量也大。

问题是铁路的终点在龙州左江上游的支流边,无法利用龙州左江的运输能力,父亲建议修建一条五十公里的铁路,连接同登与龙州。一旦这条铁路修通,军用物资就可同时利用水陆两条线,大大扩大运输能力。这是一个应付战时紧急需要的好办法,俞大维将父亲的报告转予何应钦和蒋介石,他们都批准了,并限令交通部在六个月内将龙州到同登的铁路修成,同时疏通广西的公路和航路。父亲在回南京的路上,曾拜访李宗仁,他也表示要尽力协助改善广西的交通,支持抗战。

然而这个建议却在实施过程中夭折。因为交通部在勘测时,发现这条线路山谷较多,工程较难,决定改修从同登经镇南关到南宁的南镇铁路,全长两百公里。父亲说,当时的交通部长张嘉璈不考虑战争的紧迫性,不相信中国人抢修铁路的各种办法,却要按照和平时期的思路搞大工程,依靠外资,先组建中法建筑公司(由宋子安的中国建设银行与法国银行团合资),谈判数月,1938年4月公司才成立。施工中,尽管这条铁路地势平坦,进度却十分缓慢,直到1939年11月,才修成一百公里的窄轨路基。铺轨尚未完成,日军已从钦州登陆,侵入南宁,又不得不仓皇拆除。

此路从批准到修建,白白浪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未对军事运输做出任何贡献。父亲以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有魄力批准一项非常规计划,而到了执行的机构,则既无远见又很贪婪,结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像父亲这样身在国民党体制内的人,对宋家财团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特别是在战争期间随意干扰战略布局,也很是不满。

除了滇越、滇桂铁路和南镇公路,而后在中越交通线上起了很大作用的还有一条全长九百公里的公路。它从国内沿黔桂公路的车河,经东兰、田州、田东、天保、靖西到越南边境的岳墟,长五百公里;在越南,从海防、河内、高平到岳墟,长约四百公里。因工程技术标准要求较低,公路的修建可以发挥当地民众的力量,终于在南宁失陷前赶筑通车,虽然路面质量不高,但在日军侵占海南岛,封锁我沿海区域,以及南宁失陷之后,该路继续保持通畅,担负了重要的军运工作。

1944年冬,一台法制蒸汽机车奔驰在滇越铁路上。

抢运军火物资

父亲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南京,日寇已发动侵犯上海的战役,国民政府奋起抵抗,就是著名的淞沪抗战。军事当局意识到抗战形势的严峻,决定立即在西南地区建立国际运输机构,命令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后由宋子良负责)在广州组织西南运输处(简称西运处),担任进口军用物资的运输。父亲则代表兵工署与西运处联络,协同工作,并兼任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当时大家都认为香港不会轻易陷入战事,因而把基地设在那里。9月初父亲又回到广州,在而后的四年里,始终工作在军火运输的第一线,经历了许多惊险的场面。

抗战开始后,经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他们同意调拨一批军火,援助中国的抗战,那时斯大林期望中国的抗战牵制日军的势力。这批军火在黑海某军港装船,秘密开赴远东,其中两艘轮船指定在海防转口,运入我国。船中有装甲车、火炮等大件,因准备随时交付部队使用,未曾装箱。不料在海防码头起卸时,被日军间谍发现,日本政府即向法殖民当局抗议,要求禁止运入中国境内。

法方竟然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准备停止中方的运输。当时这批军火已装入火车(约两千吨左右),正要从同登卸下,经公路运入广西,得知法人禁止内运的消息,父亲他们赶快将火车从同登折回,改经滇越铁路,直运昆明。因动作迅速,法殖民当局的命令到达时,这列火车已离开了越南境内。当这批武器突然抵达昆明时,接收、保管均无人负责,父亲马上飞往昆明,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和航空学校校长商洽,暂由当地驻军和航校代为看管。父亲旋即飞回河内,处理其他滞留在海防的军火。

这批军火在昆明存放时,着实引起震动。据冯君锐回忆:市内拓东路古幢公园内存放了大量的坦克、炸弹、机枪等军火。一方面许多人未见过苏制的武器,停放的炸弹,大的每枚一吨,小的无数;机枪是叶片冷却的,使用弹带装送子弹,连兵工署的同事也没有见过;坦克约重十吨,装小炮、机枪各一挺。另一方面更担心,万一敌机空袭或不慎爆炸,半个昆明将成废墟。好在南宁新组建的特别大队车辆抵昆,五十辆新车,满载苏联的军火浩浩荡荡起运重庆。路上险情不断,凭着抗战的高昂热情和司机高超的技术,这批军火基本无损伤地抵达了重庆。

父回到海防后,因为尚有大批弹药卸置港口,被法人扣留,我政府同时向法国巴黎政府及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做了数次交涉,均无结果。根据中法条约,我国军火有权由滇越路通过,法方实属违反国际条约,经我方严重抗议后,才同意商量解决办法。他们提出表面扣留,暗中让中方采取走私的方式,由海防装入小舟,运至芒街,再转入广东边境的东兴。父亲与西运处的负责人宋子良同意了这个方案,宋还据实报告了蒋介石,中国军方迫不得已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此时军事形势更加恶化,日军军舰已停泊在钦州湾外,如果行动稍不机密,即有遭炮击的危险,后果不堪想象。

为了保证这次偷运的成功,父与西运分处处长汪英宾到沿线仔细考察,布置中越边境的接转地点,东兴沿线的竹木丛箐的荫蔽地带都被划作暂时存放弹药的露天仓库。转运时,海防港卸下的械弹装上木船,用小轮拖带,沿着海边,转入芒街内河,再驳上东兴江岸,运到预先指定的临时仓库。

如此昼夜工作,历时近一个月,才将三千余吨的械弹运入国内。在此期间,父亲与海防西运分处处长黄强驻守于越境内的芒街,汪英宾则驻守于我境内的东兴。父亲每日通过中越国界的大桥,往来两处,密切监视各方的动向。当时戒备极严,凡行踪可疑的外来人,均暂予扣留,待运输完毕,才予放行。其间也不时有险情出现,开始转运的前一日,日军忽然派飞机在距东兴二十余公里的白龙尾海角投弹数枚,幸亏都落在空场上,转运期间从东兴口外的敌舰上,也不时有炮弹飞来,但均未发生意外事故,大家感到十分庆幸,他们的成功行动得到嘉奖。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陷,越南海防成为中国在太平洋上唯一可以依靠的码头。原来经过香港内运的公私物资,大量涌入海防,码头仓库货物充塞,沿江马路机器材料堆积如山,海防港务局因存货过多,无法疏散,竟限制货轮入口。我公私机关单位则竞相抢运,滇越、越桂铁路、南镇公路都成为转运的生命线。

为了抢到车皮,各种贿赂、公私不分、大发国难财的情况时有发生。与此同时,因国内各种机构纷纷到越南设置临时机构,一批商人也随之入越,河内突然间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一时间歌舞升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据说当时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曾三令五申要求大家检点,但是约束力很小。战争期间,很多人期望可以找到一个偏安的居所,即便是昙花一现。

抗战初期,兵工署曾定购一大批兵工器材和军火,那时留存在海防的机器材料尚有一万多吨。之前军政部已决定在昆明附近建立四个兵工厂,从东南沿海内迁的兵工厂也纷纷在黔桂两省寻地重建,设备材料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昆明、重庆的兵工厂均等待这批器材开工,而日军又派机炸毁了云南境内开远和河口的铁桥,导致铁路中断。俞大维鉴于情况急迫,报请蒋介石统筹运输办法。蒋命宋子良亲赴河内,主持西运处的工作。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亲自干预,派宋家的子弟坐镇,解决问题,体制的薄弱也可见一斑,好在宋子良不辱使命,抗战初期,西运处的成绩卓著。

父亲代表兵工署专设机构与西运处配合,铁路当局也要予以配合,公私物资凡经过滇越铁路,均由西运处统一调配。他当即决定所有铁路平车,全装兵工机器,直运昆明,而汽油、五金材料,亦列入优先起运。在铁桥修复过程中,因车辆紧张,宋子良与父亲只能乘汽油车到开远查看抢修情况。他们决定在铁桥修复之前,先将重要器材运入我过境河口储存,等待接转。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解决,法殖民政府还要从中作梗,他们看见中国的军用物资堆积在海防,早已垂涎。特别是机器设备,觊觎最久,其中多是德制设备,他们即宣布德国制造的商品不准通过,将大批机器设备扣留。事实上这些设备早于欧战发生前就运存于海防,等待转运。法殖民当局不顾事实,仍然视同敌货,企图没收。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交涉再三,法方才同意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在货单上签字,方可放行。

就在起运前夕,一日法军部忽派军官到海防仓库,借口军事需要,不许德制机器起运,一再交涉,毫无结果。父考虑到时间紧迫,不能再靠旷日持久的正式程序和谈判,遂即与法军部直接商量,凡同类的工作母机,其数量较多者酌借一部分给法军,其余的即由我起运,他们同意了这个决定。最终借给他们十几部新式铣床和其他零星机械,由法总督府与我驻河内领事馆办理正式借用手续。其余被扣的一千多部重要机器加速运到昆明,让各新办的兵工厂得以开工生产。事后父报告兵工署,重庆方面同意追认这个做法。父亲的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

遗憾的是,因滇越铁路轨窄(一米轨距),货车载重仅二十吨,隧道太小,不能通过大型机械。兵工署原来采购好的几部水压机无法运入昆明,又不能从广西运到内地。曾计划在我国过境的河口附近、红河边上设一分厂,但考虑军事风险,没有实行。这些设备一直弃置在海外,不知为谁利用?

从此之后,除法国制造的武器外,各国军火都不得假道越南,而法人供给的武器数量又少,因此从海外援华武器的途径就由滇缅公路取而代之,但是机器材料仍由滇越、越桂线转运。

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11月日军侵入南宁,南镇公路全线失陷,滇越铁路变得异常拥挤,当时滞留在海防、急待入境的车辆高达五千辆以上。幸好正在修建的田岳和河田公路,已接通越南的高平,虽未铺路面,仍可勉强通行。日军侵占龙州后,已无力前进切断这条新建的公路,但仍派机轰炸,阻挠行车。由谅山至高平的公路,因路面狭窄,只能单线行驶,法殖民当局还要规定每日只能通过五十辆车,限制中国的抢运。我运输车队虽时有损伤,仍坚持昼伏夜行,未曾间断。

抗战前后国民党政府修建了不少兵工厂,但从未计划自己设厂生产原材料,其需求全靠外国进口,父亲对这一点始终耿耿于怀。抗战爆发后两年,存货和刚进口的物资,几乎全部用尽,重庆各兵工厂急待进口的原材料开工,请求河内空运接济。但当时空运能力有限,而公路运输又有太多的规章,须分段接转,费时费力,且错误甚多。父亲与西运处商定,将急用的兵工材料装卡车百辆,由海防经广西的新公路直驶重庆,以应急需。兵工署对于如此长途行车,颇表怀疑,但历时不到一个月,凭着司机的勇敢机智,冒着敌机轰炸,仍安全到达,毫无损失。这种办法一致持续了三个月,直到中越交通线又被法方封锁。

在父亲的回忆中,对中越职工、华侨同心协力、昼夜工作,完成抢运任务,表示了深情地感谢。据冯君锐回忆,当年从香港、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和云南招收、培训了上万名司机,由陈嘉庚招募回国的南洋华侨机工就达三千余人,保证了各条线路上五千余辆车辆的战时运输。

1940年6月,法军战败,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但是法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政府仍有相对的独立性。日本要求法在越的殖民政府停止中越运输线,并派人监视封锁中越边境,法殖民政府竟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我存于越南的公私物资尚有十余万吨停留在海防各地,当时唯一的出路是转往缅甸,从仰光转运,谁知英国殖民当局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国民政府本希望英法政府遵守国际条约,不至于投石下井,谁知结果如此!后中方也曾想办法从其他渠道转运,但进展不久,因日军继续进军而不得不停顿下来,至此中越交通线完全断绝。

据父亲回忆,从1937年9月到1940年6月,经越南和滇桂两省的铁路公路运入中国的物资约在四十万吨左右,其中除苏联援华的武器外,其余则以设备、原料为主,数量最大的是飞机汽油和其他燃料油料,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初期的战争。

日本投降后,陈修和(左五)赴越南进行接收事宜时和美、英等国代表合影。

中法日的角逐,越人的态度

日军兵临越南时,要求与法殖民政府签订《日法军事协定》,但法方态度暧昧,没有马上答应,中国政府则积极争取法方与中国合作抗日。当时中方驻越的机构推总领事许念曾面见印度支那总领事德古,探询他对日军的态度。德古提出:“假使法人抵抗日军的侵犯,中国方面究将给予怎样的支援?”领馆将此情况电告重庆政府,立即得到回电:“如法军与我合作抗日,我政府决定派九师兵力援助。”但是,法当局得到通知后,仍迁延观望,不做决定。

我驻越机关鉴于情况紧急,推举父亲飞重庆面见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越南情况。经何转告蒋介石,要父亲于次日返越,邀请法方派军事代表到重庆面商。父亲赶回河内,即由许念曾面告德古,并留专机等候他的代表飞往重庆。经过半天的对话,法当局暴露实情,原来他们已准备接受日人的要求,拒绝同我国讨论合作了。

不久,日军由广西边境侵入越南。法军中的越南官兵,乘机革命,纷纷起义,于是日军很容易地包围了谅山。驻在海防的日舰也采取行动,日空军更是用法国制造的飞机,向海防、河内投弹。父亲说:“法国殖民者养尊处优,素无斗志,军事设施,只作镇压越南人民的工具,实无抵抗日寇的能力。并且外震日军的勇猛,内惧越人的革命,尤怕我军入越,华侨合作,法人地位根本动摇,所谓备战求援,不过是故作姿态,以欺骗国际视听,掩饰其怯弱而已。”

1940年9月22日,“法日协定”签字。日军由谅山、海防两处同时向河内前进。法当局通知我领馆:“已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我驻越各机关骤得这个消息,即与滇越铁路局协商,特备车辆,将中国驻越工作人员全部撤至老街,再转入国境。当时国境城市河口的铁桥已为我军炸毁,滇越铁路至此中断,一直到五十年代,该桥才由中越两国修复。

但中法外交关系尚未完全断绝,考虑到尚有三十万以上的华侨散处越南各地,领事馆负有保护责任。许总领事当夜会见德古,德古要求河内中国领事馆撤到顺化或西贡暂住。父亲考虑到存越的军用物资,已有一部分疏散在越南各地,可以乘此机会转口,抢运到仰光。父亲随即同领事馆的人员于22日午夜乘汽车南下,而入越日军即于次日进入河内,开始搜索我驻越公务人员和预备待命的员工,其中多有被敌军逮捕残害的。

父亲到达西贡后,收到河内的消息:我国原拟转口物资,因敌军初到,尚未完全查出,仍可运离越境。在敌军逼近时,曾疏散重要军用原材料一千吨,如钒铁、铬铁、钼铁、钼锭等,暂存于越北义安的边水港。这些物资,大战期间,势难再向国外购入。父亲马上急电香港西运处,请派专轮驶赴边水接运。随即得到复电,已租轮前往。父亲赶到边水,协同抢运。船刚出港,当地海关突奉法殖民当局电令扣留,然已不及矣!

但是在海防转运的货物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从海防装运转口的物资,乘日军登陆秩序紊乱之际,开出了几艘。但不久就被敌人察觉。有一艘被扣,强令将船内器材卸回,其余的就不能再动了。此后我存越物资,全被法人掌握,任日军予取予求。重庆政府对法殖民当局的违约行为,虽曾屡提抗议,但均无结果。

日寇侵入越南,占领海防、河内及附近重要交通地区,达到其封锁我运输线的目的。而侵占我南宁的日军,受到我游击队和恶劣气候的袭击,伤病累累,遂全部退入河内,集中整理,补充休息,而将中越边境交法军驻防,代为守御,脱离了与我军接触的困境。从此法军受日寇的指挥,成为日寇的仆从,俯首听命,与维希贝当政权,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日军不损一兵一卒,控制了北越的军事要地。

鉴于我国仍有大批物资被扣在越南,法国政府万难推卸责任,法国派驻重庆的代表乃与法驻越的殖民当局筹划,拟将我国物资转让,或运出一部分。父亲奉命暂留越境,待机洽商,并往来于西贡、河内、高平等处,调查可能抢运的办法。当时驻越日军仅据守战略要点,对于越南民政表面上不加干涉。且汪伪政权已派员入越,设立机构,拉拢华侨,只要不是重庆政府派的人员,中国人尚可自由通行。父亲则改易姓名,另换护照,往来各地,且均于小站下车,再换车到达目的地,故始终未被敌人发觉,未遭其毒手。

日军侵占越北后,更要求占据全越的军事基地。法国维希政府于1941年7月23日签约承认,日海军即将陆续在沿海登陆,中越交通线已处于绝望形势。父亲将此情况电告兵工署。当时父亲还兼任香港办事处副处长,原任处长方兆镐调赴仰光,俞大维急电父亲赴香港接替。他遂与7月28日由西贡乘轮赴港,结束了他自抗战开始到越南建立中越交通线的工作。

在这里要提及的是越人对日军入侵的态度。当日寇开始向越北进攻时,利用越人的反法情绪,鼓吹黄种人团结驱法。曾有一部分越南人受骗,为日军利用。当时,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从西贡赴河内的途中,在一个旅馆里用午餐,一位越南服务员很殷勤地招待他们。得知他是中国人后,诚恳地说:“我们是同族兄弟啊!我在下个月就要到河内日本军营里从军去了。”父亲很惊异地问他为什么。他愤激地说:“我们受了法国殖民者长期的压迫与残杀,不能再忍耐了。我们要联合日本人把法国人赶出去。我们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中国同日本为什么不能合作?”父亲很同情他的反法热情,但是他不了解日本军阀的侵略本性与残酷。父亲举了朝鲜和中国历史上的事例,以及最近日寇在中国的罪行,劝他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告诉他越南人民不久就有解放的机会。最后他同意了父亲的意见。

在以后的四五年中,日本军阀帮助其法国傀儡安定越南局势,越人受日法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迫与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发生了饿死两百万人的惨剧(“对于1943年到1945年这场大饥荒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亡,说法不一。最保守的估计是40万,法国驻越南总督让德句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死亡人数大约为100万。而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在1945年9月2日发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中,宣布总计有200万人死于这场严重的饥荒。”[林爽喆《二战时日本占领越南曾让200万人饿死》,人民网-环球时报,2014.6.2]“1940年秋,在日本法西斯侵入印度支那,增辟了一个进攻盟国的军事基地时,法国殖民主义者却屈膝投降,打开我国的大门迎接日寇。从此,我国人民被扣上双重枷锁:法国和日本。我们的人民更加贫苦。结果是,去年底到今年初,从广治到北部饿死了二百多万同胞。”[《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

陈孟熙、陈修和、陈毅(从左至右)1961年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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