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志》：一份在北平创刊的国际汉学杂志八十岁了

今年夏天，笔者借在圣奥古斯丁参加华裔学志旅欧学者工作坊的机会，同《华裔学志》主编魏思齐（Zbigniew Wesołowski）神父进行了访谈，下文即根据与魏神父的访谈并参考其提供的其他资料而撰成，在此特别致谢。

在以西方语言发表关于中国及周边地区古典历史、文化、语言研究的学术刊物中，《华裔学志》是历史最悠久也最具重要性的国际汉学杂志之一。今年刚刚走过八十周年历史的《华裔学志》，也是天主教会中唯一一个汉学学术期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裔学志研究所到目前为止共有三个出版物：除了《华裔学志》，还有两种丛书系列：一个是从1937年开始出版的《华裔学志丛书》（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另一个就是从1994年由马雷凯神父（Roman Malek, 1951-）创建的《华裔选集》（Collectanea Serica）。相对来说，前者注重传统中国的文化、中西交流以及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等方面；后者则侧重中国的宗教和传教史方面的研究，更为面向一般读者。

1935年，天主教圣言会会士、汉学家鲍润生神父（Franz Xaver Biallas SVD, 1878-196）在北平辅仁大学陈垣校长的支持下创办了《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成为在中国以西文（德法英）出版的最为重要的学术刊物。这个刊物的拉丁名字可以直译为“丝域之迹”、“中国之碑”，当时陈垣将其命名为《华裔学志》，并专门请北京的书法家孙伯恒以魏碑体题写了刊名。“裔”就是“周边”的意思，亦即刊物主旨在于研究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

鲍润生在筹备期间就曾撰文表示，“目前的北平是旧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正成为中国科学新发展之核心点。中西学者共同合作，展望未来东亚研究的最佳成果，殊堪可期。”陈垣作为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长，也提出了天主教学术研究的三个目标：一、应用西方最新的研究方法论，整理、组织中国的历史资料；二、编撰和翻译相关参考书籍，协助中外学者之研究工作；三、藉由书刊出版及向外流通，发布汉学研究领域之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促进国际之学术交流。在这些方面，陈恒特别强调了中西学者合作的重要性。

《华裔学志》与德国汉学

《华裔学志》创刊之时，正值德国亚洲研究最著名的期刊《泰东》（Asia Major）被迫停刊。这份在莱比锡出版的国际学术期刊因为创办人和发行人都是犹太人，在纳粹政权日益猖獗之时被迫流亡海外。《泰东》的停刊从某种程度上为《华裔学志》创造了更大的生机，许多此前长期在《泰东》发表论文的德国东方学专家，开始转而投稿《华裔学志》。其中包括汉满学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79）、满蒙学家福华德（Walter Fuchs, 1902-1979）等。

此外，德国汉学界还有两份期刊。其中一份专门出版考古学和艺术方面的论文，名为《东亚杂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另一份名为《中国》（Sinica）的月刊，则只刊载针对一般读者的普及文章。在欧洲范围内，研究东亚与中亚历史文化等最重要的刊物当属《通报》（T’ oung Pao）。这份在莱顿出版的刊物自1890年以来一直为法国和荷兰的学者把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德交恶，长期拒绝接受德国学者的稿件。因此，在1935年新生的《华裔学志》就不仅仅是唯一一份在中国出版的、以西方语言发表研究的汉学期刊，也成为整个德语汉学界最重要的一份期刊（Herbert Franke语）。

“我越研究中国，就越喜欢中国人”

令人惋惜的是，《华裔学志》的创办人鲍润生神父在这份杂志刚刚问世便不幸去世。鲍润生1878年11月15日出生于西里西亚地区（今属波兰境内），1893年进入建立不久的圣言会十字圣架（Heiligkreuz）修院。从1910年起，鲍润生游学于柏林、莱比锡、巴黎等地，跟随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比如Alfred Forke, Jan de Groot, August Conrady，Paul Pelliot）等人学习中文和汉学。一战期间一度被迫中断学业，最终在1918年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修课目为汉学，辅修科目为斯拉夫语言文学和民族学。博士论文题目为《屈原的<远游>：导论、文本、译文及阐释》。

1922年，鲍润生第一次来到中国，先后在兖州、青岛和上海等地从事汉学研究和牧灵工作。1933年，鲍润生自上海北上参与圣言会接管辅仁大学的事项，并成为圣言会第一位受聘辅仁大学的教授。他当时担任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兼任历史系的教授，教授的科目包括“中世纪历史”、“社会学原理”、“语言学概括”、“汉民族的形成”、“法语的结构与发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渊博的学识。

在三年的从教生涯中，他一直筹备创办一份高标准的汉学杂志，却在《华裔学志》刚刚起步就因斑疹伤寒去世了，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的遗体埋葬在北京，与他的前辈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在一起。

鲍润生的作品并不多，但是其成就得到了学界公认。许多熟悉他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的研究特别详尽、准确，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他总是有很多的计划和未完成稿，却不愿意匆匆发表，他追求的是所有交出去的作品必须无懈可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希望我的作品出版之后不会有任何评论家说，这个研究不够扎实，或者说我遗漏了某个版本。”

担任辅仁大学的教授之后，鲍润生和陈垣讨论过自己的研究，陈垣作诗相赠，刊载在《华裔学志》的第一期，题为《闻鲍润生司铎编楚词书此以赠》：

屈子素为方外友，骞公早有楚词音。而今又得新知己，鲍叔西来自柏林。

演西也是西来客，天问曾刊艺海尘。此日若逢山带阁，印书定补鲍山人。

北平时期：《华裔学志》之奠基

我们可以将《华裔学志》的历程分为四个时期。从1935年到1948年是《华裔学志》的中国时期，总共出版了十三卷，这也是该杂志的奠基时期。从某种程度上说，《华裔学志》在中国的成长主要是在第二任主编雷曼（Rudolph Rahmann SVD, 1902-1985）的领导下。事实上，鲍润生一直想让顾若愚神父作为他的继任者，并且在临终前还清醒的时候明确请求顾若愚接手《华裔学志》的编辑工作。当时的圣言会总会长葛德林（Josef Grendel,1878-1951）则希望辅仁大学圣言会团体的院长能够同时兼任《华裔学志》的发行人和主编，所以这一时期也会被称为“雷曼时期”。

最早的编辑成员多数来自于辅仁大学，也有当时身在北平的著名汉学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比利时人）、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ë1-Holstein，俄国人）、艾锷风（Gustav Ecke，又名艾克，德国人）、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德国人）。而在中国人方面，主要有辅仁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沈兼士、历史系主任张星烺、西文系主任英千里等。值得一提的是，英千里就是曾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英若诚（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大概是《茶馆》中的刘麻子以及《我爱我家》中总是跟老傅同志过不去的老胡）的父亲，著名导演英达的爷爷。

当时的北平可算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天主教辅仁大学是中西交流的重要之处，北平也被视为德国汉学的一个重镇。这一时期的副编辑除了田清波是比利时人、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1936-1948）是法国人之外，其余的九位外国副编辑都是德国籍汉学家或者具有德国血统。

在《华裔学志》的第一时期，跨文化的研究成为一个核心特色。在创刊号的编辑语中，就特别强调为读者呈现多方面的资料，包括中国及其邻邦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同时也不忽视人类学和史前史学的领域。从刊文目录来看，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具有非常鲜明的语文学（Philology）倾向，而且随着20世纪初丝绸之路沿线（尤其是敦煌和吐鲁番）大量手稿的发现，使“中国及其周边”的文化关系引发了西方汉学家和中国学者的极大热情。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神父田清波是当时最为杰出的蒙古鄂尔多斯方言学者，他的主要著作中有三册收录于《华裔学志丛书》，并在《华裔学志》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另外，司律思的西藏和方言学研究，钢和泰著名的《论西藏人的六十进位》也都发表在《华裔学志》上。

而且，《华裔学志》还特别注重异域宗教。基督宗教毋庸置疑是其核心关注。单单在景教研究方面，《华裔学志》上刊载的《远东的基督教历史》（1935.1）、《唐代的景教寺院和景教碑发现地址》（1938.3）、《内蒙古Mr. D. Martin所见已毁之景教碑》（1938.3）都引领了当时的学术潮流，代表着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其中不乏景教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外，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等与基督宗教同源的宗教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比如F. S. Drake的《唐代的伊斯兰教》（1943.8）、张星烺的《泉州波斯人驻军的叛乱，公元1357-1366》等。在这些研究中，陈垣作为中国学者的杰出代表，也投身其中，先后发表了《吴渔山：纪念入耶稣会二百五十周年文集》（1938.3）、《汤若望与和尚木陈忞》（1940.5）等。可以说，闪族宗教在中国的流传研究是以《华裔学志》上的诸多经典为其滥觞。

此外，除了作为刊物编委的沈兼士等人之外，杨树达、费孝通等中国学者也曾在《华裔学志》上发表论作。

《华裔学志》的一个特色栏目是“刊物简评”，不仅囊括了西方主要的汉学期刊的最新研究，也包括中国和日本出版的汉学期刊。在通讯不发达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利用自身优势，向整个汉学界传达重要而不易得的学术信息，也是该杂志的一个作用和贡献。其中不少简评迄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战后流转：从中国到日本再到美国

1948年前后，随着时局的变动，《华裔学志》迁往日本，开启了八十年历程的第二个阶段。先是在东京出版了第14卷，而后在名古屋的圣言会南山大学出版了第15卷。当时的编辑全部为圣言会会士，没有其他国家的学者，主编则是卜恩礼神父（Heinrich Busch, 1912-2002）。他曾在1939年被派往北平辅仁大学，1947年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汉学，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日本时期，《华裔学志》秉承了原先的办刊宗旨，特别注重东西方学者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在日本复刊的第一卷编辑语中，就强调“我们希望在此新家做客，缘其丰厚的中国研究传统，《华裔学志》仍得如先前在中国文化中心北京时一般，得其地缘之便共蒙其利，同时也令学志的作者和读者共霑其益”。

战后的环境非常不好，所以曾经经历过数年的停刊，直到1954年才恢复。经过十年的努力，《华裔学志》有了新的发展，再次出现了非圣言会的汉学家编辑。在1959年的第18卷中，出现了研究蒙古族和女真族历史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汉学家司律思（Henry Serruys, C.I.C.M）和罗文达（Rudoph Loewenthal）等作者。日本原先的汉学研究条件非常好，但是二战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华裔学志》也力争将日本汉学家、满蒙学家的重要研究介绍给西方读者，并连续十期刊布了十篇论文，分别介绍日本学者对中国哲学、宗教、考古、碑铭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

当日本出现“战后经济奇迹”之时，《华裔学志》的编辑部又迁移到美国。第22卷第1期写的是“出版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日本名古屋南山大学分支”，这说明当时在日本那边还做过一些工作。当时《华裔学志》的编辑部是受到Richard Rudolph教授的邀请，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协助创建东亚语言系所。美国人主要想研究“当代中国”，主流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而非传统历史文化，杜维明曾称之为“一种反汉学的中国研究”。

主编还是卜恩礼神父，但是早期出版地通常会写美国和日本两地。这是因为印刷刊物时需要用到的钢字，在美国找不到，只能到日本去印刷。在美国时期，许多留美的中国学者和美国汉学家也加入进来。

转赴德国：《华裔学志》的新开始

1972年，华裔学志研究所离开了美国，全部迁往圣言会德国会省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在编辑备注中，我们没有看到编辑部对这次迁移的明确说法，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找出一些可能的原因。

圣言会的会祖杨生神父是德国人，虽然当时的圣言会越发国际化，但仍以德国籍会士为多。研究所的编辑除一人之外，都是德国人。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圣言会德国会省计划在圣奥古斯丁市建立一个研究学术和传播知识的中心。华裔学志研究所目前所在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创建于1913年，1962年初原先的人类学研究所迁到了奥古斯丁（Wilhelm Schmidt, 1868-1954），该所1906年创办的《人类学杂志》（Anthropos）是一份关于民族学和语言学的国际性期刊，至今享有盛誉。在转到德国之后的43年里，虽然出现过一些困难，不得不把年刊改为两年刊，但总算坚持了下来，至今一共出版了34卷。此外，1985年以来，《华裔学志丛书》出版了50余册，《华裔选集》出版了21本。

现在的《华裔学志》主编魏思齐神父是波恩大学的汉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梁漱溟的思想和中国佛学；研究所主任顾孝永（Piotr Adamek）神父则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古代的避讳学。

从2015年开始，《华裔学志》重新变成半年刊，并陆续电子化。

在和魏思齐主编访谈的最后，他特别提到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2001年关于天主教会与中国文化的讲话。教宗保禄二世说：“我为过去的那些过失和缺陷深深感到遗憾，对这些事情竟在不少人心中造成了天主教对中华民族缺乏尊敬和重视的印象，使他们信以为天主教对中国怀有敌意，我实在惋惜。为这一切，我向所有感到自己被天主教徒这类行为思想所伤害的人士请求宽恕和原谅。”魏思齐主编相信，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能够为整个世界的文明多样性做出巨大的贡献，踏实稳健的汉学研究，则是使西方真正了解东方的必然道路。而《华裔学志》，则是这一道路的坚定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