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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如何逆袭日本航空兵

魏风华
2015-08-13 17: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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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飞行员:从毕业到牺牲,大多不到半年

全面抗日战争,严格地说是1937年8月14日开始的。

这一天上午10时50分,在上海,步兵还没对暴日发起反击时,中国空军率先出动了:3架轰炸机扑向日本人在虹口和汇山码头的阵地,另外8架轰炸机直扑黄浦江上的日舰。

淞沪抗战中的中国空军战士

在上海大战中,来自云中的英雄是最悲壮的。当时,跟黄埔军校并称双星的是笕桥航校(中央航空学校设在杭州东郊笕桥小镇),到中日开战前已经培养飞行员500多人。不过,由于中国没自己的航空工业,飞机都是进口的,战争爆发时只有250多架,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

抗战之初,中国空军手里,除“霍克”外,还有“雪腊克”、“道格拉斯”、“诺斯罗普”等型号的驱逐机和轰炸机,主要是从美国购买的(后来有苏联援助的一批),从性能上说并不落后,但却是打一架少一架。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装备的美制“霍克”2型驱逐机

中日空战在华东爆发后,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击落了第一架日机。后来,李桂丹、乐以琴、刘粹刚、毛赢初、王荫华、吕基淳、董明德、梁添成等人都分别击落一架或数架敌机并为国捐躯。此外,更有沈崇诲、陈锡纯驾机猛撞日舰和阎海文跳伞不屈自杀的壮举。其后,战死蓝天的中国青年还有梁鸿云、任云阁、谭文、吕基淳、巴清正、王怡、李鹏翔……

华东陷落后,笕桥航校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和广西柳州,继续培养飞行战斗人才。

在抗战岁月里,中国空军飞行员战死870多人,击伤、击落、炸毁日机1450多架。在战争的前5年,日军掌握制空权,二十三四岁的中国的小伙子们,从航校毕业到为国捐躯,大多不到半年的时间。

1941年3月14日,诗人林徽因的三弟作为空军的一员战死于成都上空。林徽因在三年后写下《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一诗:“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中美合作,空军力量崛起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籍志愿飞行大队即“飞虎队”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队长,他手里拥有3个中队的99架“P—40”战斗机,飞行员109名,随后他们参加了第二次长沙会战。这一年,中国空军的力量得到加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美式战斗机和轰炸机经印度入援中国,从鄂西到四川,有白市驿、梁山和恩施三大机场,除原有中国空军外,还进驻有美军陈纳德第14航空队(1942年7月,华盛顿解散航空志愿队即飞虎队,以其为基干组建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第23大队,在中国和缅甸作战。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指挥官仍为陈纳德,他同事兼任中国空军参谋长)。

接受飞虎队训练的中国飞行员

1943年5月的鄂西会战后期,为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势,蒋介石命令中美混合空军加强对日空袭,以至于从5月下旬开始,日军不得不利用夜色行军。从这一战开始,日本人发现:死于空中扫射和炸弹袭击的士兵开始越来越多了。日军第13师团联队长新井花之助,就在撤退中于宜都江边被中国战机的机枪扫射成重伤。

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

一次重大意外:梁山机场被炸

鄂西会战快结束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

会战中,对日军进行空袭的,除美军第14航空队外,还有驻四川梁山机场的中国空军第1路军第4大队。这是中国空军的王牌,前几任大队长是都已殉国的高志航、刘粹刚、李桂丹、乐以琴。第4大队的战机主要是美式“P—40”。会战后期,第4大队每天出动12架轰炸机,空袭日军辎重部队、渡河点、炮兵阵地。由于“P—40”力大势沉,日军航空兵的零式战机很少与之当面较量。但会战结束前,由东南亚再次调回中国作战的日军第3飞行团,在掌握了中国空军出击的时间规律后,于6月6日,出动12架轰炸机,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悄悄尾随12架返航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飞机。

这一天,气象条件很糟,云层压得低。当中国的12架战机飞入梁山上空时,地面防空哨第一次报告:“我机12架进入机场空域。”接下来,又发现后面还有12架飞机,于是第二次报告:“有12架不明标志的飞机进入机场空域。”空军第1路军司令叫杨鹤宥,疏忽中,把后面尾随而来的日机当成返航的中国战机而没采取任何措施。结果是:12架中国战机降落后没多久,日机即在梁山机场上空投下炸弹。刚刚返航的中国战机大多被炸毁,只有第23中队副队长周志开在危急中驾驶战机重新升空。

当时情形惊心动魄。

返航后,周志开还没下飞机,开着挡风,在机舱里检查仪表。见敌机骤然飞临,在挡风没关好、降落伞也来不及背且机位保险带没扣的情况下,冒险起飞。对航空技术稍有了解就知道,这种情况下人随时有可能被抛出飞机。但当时时间紧迫,升空后周志开以单机冲入日机群中开火,立即击落一架,之后才顾得把挡风拉好。日军以3架轰炸机为一个编队,在一架被击落后,其他两架仓皇而东。周志开孤机追击,在云阳县上空追上那两架日军轰炸机,将之全部击落,随后才返航,但已无法在被炸毁的梁山机场降落,只能飞往重庆白市驿机场。

蒋介石知道此事后,立即赶往白市驿,对集结在那里的空军将校和飞行员训话,撤掉了杨鹤宥的职务。随后,蒋介石走到周志开面前,说:“你的事迹我看到报告了,了不起!你是英雄。”周志开看着蒋把青天白日勋章别在自己前胸,同时由空军上尉晋升少校,亦由副中队长直接升任副大队长。

这是抗战中,中国飞行员首次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台湾志开国小内的空军抗日烈士周志开塑像

空军英雄的命运:大多数为国殉难,幸运者九死一生

上文提到的这位周志开是满族人,据时任空军第1路军第4大队政训主任肖锡纯回忆:“(他)身躯高大,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嫩红润,讲话时面孔发红怕羞……”他第一次参加空战,是在1939年冬天的广西昆仑关,当时即击落一架日机。那一年他只有20岁。

周志开后来率队参加了常德会战,自己又击落2架日机,以战功升任大队长。这一年他24岁。

常德会战后不久,1943年12月14日,情报显示日军来了一批新飞机,集中在湖北孝感机场,便派周志开和中队长高又新去侦察。预定返航时间到了,只有高又新驾机回来了并告张:孝感机场没有日机,情报有误,并说在孝感附近,周志开的座机与之脱离。恩施、梁山和白市驿机场的电台连续呼叫,但天空静蓝,没有回声。

原来,在孝感机场没发现敌机后,周志开决定单机飞往武汉机场进行侦察,在正午12点半,飞临武汉机场上空,也没发现停有大量日机,护航途中却遭4架日机围攻。在击落两架敌机后,周志开的座机也多处中弹。他驾机飞至宜昌长阳县山谷,在被迫降落时殉国。

那个年代还有各式各样的残酷。

在一次作战中,中美混合空军的一架美国人驾驶的“B—25”轰炸机多处中弹,机长叫其他6人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空跳伞,自己努力驾机返回芷江,降落时发现轮子已无法放下,迫降中飞机着火。美军飞行队长带着几个人跑过去,迅速爬上飞机,但此时机身变形,没法将机长拉出来,他的腿被完全卡住,而且已经断了。机长把妻子的照片递给他的队长,后者则扯下机长的军牌,然后掏出手枪,对其头部连开两枪,接着带人速离开飞机,再回头,起火的飞机爆炸了。

在命运未卜的空战中,也有幸运儿,比如前面提到的高又新。

鄂西会战中,高又新奉命驾机去空袭日军炮兵阵地,扔完炸弹后,也被高炮击中。高驾机调头强飞,最后被迫次跳伞。这是他第三次跳伞脱险。空军第1路军司令部派飞机去接他,高又新下飞机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俯下身去亲吻大地。向一学回忆:“接着和迎上前去的飞行员部队长拥抱,与高又新比较亲近的战友和他脸贴脸抱得紧紧的,又跳又喊又转个不停。我们看了眼泪自然地掉下来。”击落日机9架且同样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高又新,当时被称为“驱逐之王”。抗战8年,有6年,高又新在跟日军航空兵战斗,曾创造过一天内驾机出动7次的记录,最多一次中弹40多发。他受伤3次,但皆为轻伤;跳伞3次,亦毫发无伤。

局势逆转,郁达夫之侄邀记者登机观战

进入1944年后,中日空军力量已经完全压倒性逆转。

在成都机场,更是进驻了当时最新型的B—29重型远程轰炸机,整个中美混合空军用于一线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超过750架,此时日机只能利用黄昏、月夜和黎明采取小规模偷袭。在春天之后,日军发动声势浩大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会战,虽因第9战区的疏忽而轻易攻下长沙,但在奔袭衡阳之路上遭中美混合空军大规模空袭。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曾写到的那样:“当第11军向衡阳方面追击时,在敌空军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我第一线部队和后方部队都被迫不得不在白天隐蔽,而只能在夜间行军和作战。”

到这时,日本人已承认:在中国大陆,山海关以内,他们基本上没有空军了。

B—29重型远程轰炸机

1945年春天的湘西雪峰山会战,是中日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各路大军痛歼敌寇。此时,中美混合空军跟日军的战机比率扩大到10比1。在这一年前3个月,中美混合空军共计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10366架次,日军战机基本上销声匿迹。会战期间,中国军队的每个营级单位都配备一名美军对空联络官。只要中国军队需要轰炸配合,不出半小时轰炸机就会出现在日军的头顶。在5月上旬进入反攻后,芷江机场每天至少出动35架战机予以沿途对东撤的日军进行轰炸。

日军溃逃时,进入一处叫马胫骨的绝地。这时候,第74军周志道第51师、第100军杨荫第19师由西往东追来,第18军杨伯涛第11师则由北而南横切,把第116师团泷寺保三郎联队残部困于谷底。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投下一颗颗燃烧弹,日军伤兵纷纷自杀。配属给泷寺联队的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之第1大队长平原一男说:“不走了,就地死拼,全部在马胫骨战死算了。”

这是1945年中日空军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

雪峰山反攻开始后,驻芷江的中美混合空军邀请记者登机观战,这在抗战时代还属首次,最后中央社湖南分社社长段梦晖和中央社战地记者张弓入选。方面军作战处处长吴鸢同往。三人都是第一次坐飞机,经短暂训练后,上了一架“P—51”野马式战机。登机后,大家才知道,并不是观看雪峰山战场,而是去空袭长沙的日军!几个人一愣。机长叫大家不要紧张。机长是谁呢?文学家郁达夫的侄子郁成功。按吴鸢回忆,飞机升空后不久,耳机里就传来郁成功的声音:“看,右上方3架是‘C—47’运输机,是运送物资去江西的;左上方6架是‘B—24’轰炸机,是去福建方面执行任务的。”

战机经衡阳飞往长沙。

很快战机飞临岳麓山上空,郁成功叫大家坐好,说:“长沙到了!注意,马上要战斗了。”话音未落,战机即向地面俯冲而去,随后大家都感到机身在猛烈抖动,地面上连续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战机急速上升,一个大转弯,继而开始平飞,这时候,耳机里传来郁成功的声音:“刚才是轰炸日军的一趟列车,炸弹全部命中目标,现胜利返航。”

在这样的场景中,抗战最后胜利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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