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平︱说邓中夏致谭延闿函

许礼平

2021-07-13 11:5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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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斋藏札不拘一格,而最受重视的是古今烈士的遗墨。如杨涟、邝露、梁铁君、林时塽、宋教仁、陈其美、廖仲恺、李大钊、区励周、邓中夏、黄祖雄、梁彦明、郁达夫、杨杰、吴石、陈仪等等。闲时展卷,如阅历史长河,那河流的不是水,套句关汉卿杂剧唱词,是“流不尽的英雄血”。
在此,且说藏品中未披露的函札,其启者和受启者是邓中夏和谭延闿。
该函札入藏前已装裱成册,今仍存旧貌。册中有三位湘贤手札各一,而邓氏函件居首。册面无题签,无引首,亦无题跋。函札内容互相关联,而发生时间则在1926-1947这廿年中。三札辞旨各有显晦,但其时代脉搏则去人未远。是可以追慕、可以感慨,也可以嗟叹。在此,且先解释邓中夏致谭延闿一札。
该札封套正中墨书“送第二军呈谭主席勋启”,封左下印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缄”,作扁体关防字样。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封套

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封套

【解释】:“第二军”
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查1925年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重要案四项,其中两项为: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7月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8月1日,建国各省军交还军权与军委会。谭延闿解湘军总司令职,改任军委委员,长第二军。
当时,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一部编为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谭延闿的湘军编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编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粤军第三师扩编为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
【解释】:“谭主席勋启”
一、国民政府委员会(1925年6月30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翌日宣誓就职)委员会议主席汪兆铭1926年3月23日请假,由谭延闿代理。是代理“主席”。
二、1926年4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谭延闿被推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是常务委员会主席。蒋出师北伐,主席职务,分由张人杰代理党务会议主席,谭代理政务会议主席。1928年2月,谭在南京被选任国民政府主席。
【解释】:“中华全国总工会缄”
按“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5月1日,取代旧有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有的“书记部”曾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时邓中夏被选为书记。罢工期间,邓亦曾使用“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故邓氏在函中得用“中华全国总工会”关防字样。
该信原文是——
畏公同志先生:
兹拟函稿一件,乞从速示知,以便转告该发难委员也。此事非常紧急,他们逼得要命,恃爱率陈。并叩党祺。邓中夏。十一月一日。
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

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

信中有另附一纸,当系发难委员有所要求,或是邓中夏嘱其开列并转呈。云:
某某鉴:香港罢工发难委员奋斗年余,殊堪嘉许。所请之件,在未谋得职务之前,准予每人每月津贴囗元。请转知该委员等推定负责代表一人或二人按月向宋部长领取可也,耑此并颂时祺。署名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附草拟函稿

邓中夏致谭延闿手札附草拟函稿

此附信是为省港大罢工发难委员催发津贴。本来“罢工”是帷幄之中,当早有安排的。何以罢工年余,连委员本身也有未能取得津贴者。虽大义当前,却难为了巧妇。
查《谭延闿日记》1926年讱斋日记十月一日记有:“苏兆征、邓中夏偕罢工发难代表黄金源、沈润生来,言解决罢工事。”
【解释】:“并叩党祺”和“恃爱率陈”
“受启者”是谭延闿,清末名公子,湖南末科“会元”,也是有清一代湖南唯一的会元。他是湖南立宪派首领,曾三度督湘,且兼湘军总司令,又是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是集功名、绅士、官僚于一身的金马玉堂式人物。而邓中夏作为革命者,何以竟能有“恃爱率陈,并叩党祺”之词?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这要从上一代说起。邓中夏父亲邓典谟(1874-1946),是王先谦弟子(与杨昌济同学),光绪壬寅与谭延闿乡试同榜。后任湖南议会议员,其著述则有《论语会通》《宜章县志》等。
邓典谟与谭氏既是乡榜同年,又是湖南省议会的议员,而清末“湖南省咨议会”的议长又正是谭延闿,那就是“年兄弟”兼“宪友”了。以此,邓中夏是年家子,使用“恃爱率陈”就不是“套话”了。至于“党祺”,其时谭已加入国民党,而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邓中夏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劳工部干事,无论邓以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的身份,恭祝国民党员的党祺,是自然而然的事。1924年5月5日摄于上海。邓中夏时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劳工部干事,出席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

1924年5月5日摄于上海。邓中夏时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劳工部干事,出席为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行的庆祝集会。

邓中夏出身书香门第,经湖南高师毕业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复转哲学系洊至毕业。继与张国焘在长辛店办劳动补习学校。又在保定“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任国文系新文学教授,兼在保定育德中学授课。后被通缉,转在上海大学任教务长。这是其一生公开的社会简历。
在政治上,邓中夏1920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翌年下半年,继李大钊任为北大第二届党支部书记。曾在长辛店办校,藉以组织工会搞工运。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谈其少年时有《仿陋室铭》,结句为“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云:何太平之有!”可见邓氏的长辛店只是牛刀小试,但已轰动全国,而且是上达“宸听”了。
“二七”罢工后,邓被通缉而逃亡上海,由李大钊推荐与于右任,得任上海大学教务长。邓乃大力引进左翼教授及共产党人任教社会科学,把上海大学革命化了。香港《书谱》杂志社长梁披云先生是上大学生,常与笔者提及“文有上大,武有黄埔”,这是当时上海的流传语,但也可看作邓氏“政绩”。至于后来的省港大罢工,历时十六个月,又是举世震惊的事。
古人说“掀天揭地,方是奇材”,但邓中夏为人却是平易亲和而不立崖岸。张国焘形容邓氏是“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张国焘《我的回忆》)
且引彭述之太太陈碧兰的回忆:
当天下午,包(惠僧)带我去访问邓中夏,他原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初期共产党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铁路工人运动,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总罢工失败后,他流亡上海。当时他为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者,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他的态度诚恳、热忱,不亢不卑。(陈碧兰《我所认识的瞿秋白》)
另外曾志回忆说:
离暴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我渴望战斗。可是此时中央派来了特派员,叫邓中夏,也是宜章人。他三十多岁,穿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着一顶博士帽,显得很魁梧、很精神。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但我从母亲那里听说了他,以及他家庭的一些情况,因此对他很尊敬,很钦佩。邓中夏向湘南特委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取消暴动!他说,现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在这个时候举行暴动十分不利,取胜的可能性不大。现在重要的是要积蓄力量,保存实力,转移到农村去建立武装,发展游击斗争。听了他的传达,我们只好将已准备好的暴动计划放弃了。……邓中夏在衡阳住了两天,他听说我也是宜章人,看我十分积极肯干,对我也有好感,说:“你表现得还真不错。”我就见过他一次,后来听说他在一九三二年英勇牺牲。(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回忆者曾志后来成了陶铸夫人。当年只是十八岁的她,没有唏嘘,但乱世中的英雄儿女,却留待后人为之唏嘘了。
邓中夏出身于书香世家,受过完整的学制教育,待人接物是位恂恂儒者,他文章也写得好,能曲折达意,又能概括超越。但却有人认为邓氏不配为理论家,而只是实行家。这也未免太冤枉了邓中夏。
据陈碧兰回忆,瞿秋白就持此种偏见,她在回忆录中说到:
上大教授和职员同志间的情感并不十分融洽。瞿和施(施存统)能合作的,但邓中夏与瞿秋白之间始终不合谐,因瞿对他总是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瞿曾亲自对我说:“邓中夏没有理论修养,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邓当时任上大的事务主任。至于其他在上大中学部教书的同志,那他更不在眼内了。
接着陈碧兰提出疑问,(邓中夏)“生于诗书之家,在北京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在1919年随李大钊搞‘少年中国学会’,次年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当任‘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是李大钊的亲密助手,竟能是‘没有理论修养’?”
陈碧兰的反驳是有力度的。邓中夏生长于旧学之家,也曾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任北京学联总务干事。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且任执行部主任。在北大他是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之一,参与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最早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长辛店铁路工人劳动补习学校,编辑出版《劳动音》周刊。一大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是北京分部负责人,主编创刊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他起草了第一部工会组织法并获通过,随后,被中央调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像这样的人,马列水平能不高吗?按陈碧兰的回忆,瞿秋白是失言了。
陈碧兰的回忆更有一段邓氏后期的行踪,说:
邓中夏也是湖南人,前面已经简略地提到他的历史。当我于1923年秋到上海时,他仍旧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者之一,又是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但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他便离开上大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劳工部的干事。虽然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离我们的住所很近,但他从不来我们这里(只有一次来找施存统);同时,由于他的工作的调动,他就不属于上大支部了,因而我们之间便很少接触。直至1927年4月末,我们才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相见,双方甚为喜悦。但自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了。他于1928年去苏联参加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便留在职工国际,因他被选为红色职工国际委员,他在那里写了《中国职工运动》小册子。回国后,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枪决。他是我于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汉所接触的同志中留下良好印象者之一。
关于1929年后的邓中夏情况,是颇少见于著述的。但周国全所著的《王明传》有所记载,该书有专章细述王明对邓中夏的排挤和无情打击:
和瞿秋白一起曾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邓中夏,也因为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学生反对王明小宗派,而受到残酷打击。王明上台后,中央在2月20日的决议中说:“中夏同志当时(指三中全会时——本文作者注)也没能接受国际代表的意见来反对立三同志的错误,反而到鄂西以后尽量去发展立三路线的错误。”决议还说:过去中央政治局“对于邓中夏、李剑如、余笃三三同志回国工作不久即派往苏区负责重要工作,都是不合适的”,并说周恩来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3月10日,王明等人又以党中央名义致函湘鄂西特委,除指责邓中夏执行了立三路线外,又硬说他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带领二军团“上山逃跑”的错误,并很快派其宗派集团成员夏曦,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湘鄂西苏区,取代邓中夏在苏区所担任的领导职务。
邓中夏的殉难,《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所述之细节颇详,有云:“1933年5月15日,中共重要领导人邓中夏在上海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但身份没有暴露,宋庆龄受共产党委托进行营救,请史良律师利用租界内资产阶级法律程式,提出在租界内解决,不许移提,获得成功。但在邓中夏快要获释时,被叛徒出卖,蒋介石亲自下令强行引渡邓中夏至南京杀害。”
邓中夏的遗墨存世不多,这函札我也特别地加以珍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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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邓中夏,谭延闿,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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