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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岁就开始梦想做妈妈的我，失去过三个孩子

2021-07-16 21:2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 Lisa 三明治收录于话题#短故事学院181个

在陪伴Lisa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很多次都觉得语言是苍白的，比起她在想要成为一个妈妈的路上所经历的这些，说什么都显得太轻易了。作为编辑面对这个故事的情感是复杂的，我必须一遍遍地看，又一遍遍地掉泪。谢谢她的勇敢，愿意去面对这三次重大的创伤，并写下来，不逃避，不沉溺。我不认为这个故事会让人恐惧生育，它让人看见当无常碾过一个个体时是多么冷酷，也让人看到，一个人可以怎样面对生命中的无常，在哀伤之后，仍然有力气去拥抱它。（依蔓）

文 | Lisa

编辑 | 依蔓

这是全市知名的三甲医院，候诊的走廊却出奇得窄。产科B超室的门口，孕妇们挨挨挤挤，各自扎堆聊天。我一个人坐在角落，垂着头，双臂交叠，挡在腹部前面。和身边的一个个大肚子比起来，我平坦的小腹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唉，闷死了。”坐在旁边的孕妇突然站起来，硕大的肚子朝向我，卡其色的毛衣后面，我几乎能清晰地看到肚脐的轮廓。

“为什么是我？！”我盯着那个肚子，心里想着，把下嘴唇咬得生疼。

一个奇怪的念头冒出来：医院旁边就是动物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离开这里，我要带肚子里的孩子去动物园看看。

“宝宝，我们走。”我在心里说，越过一个又一个大肚子，逃了出去。

在我的印象当中，第一次明确产生“等我有了孩子……”这样的想法，大概是在15岁。那时候我的身体快速发育，有天晚上洗完澡出来，发现卧室的窗帘开着一条很大的缝，“哎呀，你怎么不把帘子拉好！”我回头冲我妈喊。她头也不回，“没事儿，看不到的。”我在心里暗暗生闷气：“哼，等我有了女儿，我一定给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

我想有个女儿——不，我几乎确定，我以后会有个女儿。这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

从那开始，我会在自己的日记本最后留两页，上面列着一个单子，叫做“等我有了孩子，我要……“所有求而不得又说不出口的爱、尊重、保护、包容，全都被我记在里面，像是包了个鼓鼓的锦囊，等到自己成为妈妈的那一天，打开，兑现。

差不多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同学走在路上，偶尔会有小孩子误把我们叫做“阿姨”。同学很生气，抓着小孩子要求改口：“叫姐姐！我是姐姐！”我就只是在一边笑。

我喜欢被叫做“阿姨”。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成为“姑姑”，在老家那个砌着灰色墙砖的长长的胡同里，我把红包塞给堂哥怀里的娃娃，用食指轻轻碰了下她的小脸蛋。她张开嘴“啊啊”了两声。那感觉真好。很多年里我都在回味那种感觉。有点像是吃了一颗阿尔卑斯奶糖，巧克力味的那种，吃到一半糖漏到了心里面，化开了，痒痒的，暖暖的，麻酥酥的。

后来我发现，那种感觉在其它一些时刻也会出现。

比如初中上篮球课，瘦小的女同桌来了月经还偏要打，打到一半疼得直冒汗，脸色煞白，呼哧呼哧喘着气。我冲上去叫停，把她扶到一边的石凳上坐下，让她把整个身体靠在我肩膀上，汗珠沿着脖子淌下来，流到我手背上，我没动，就一直撑着胳膊让她靠着。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在我心里荡漾开。

再比如高二的时候，班里有个年纪比我们都小两岁的女孩子，被选送到高三插班，突击“少年班”。我那时是学生会干部，经常利用“职务之便”跑去看她，发现她压力很大，就买了个本子，发动全班同学给她写鼓励的留言，趁检查跑操的时候送到他们班的队伍里。她嘿嘿笑起来的脸，在路灯底下特别好看。

慢慢地我发现，同学开始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上后缀——“XX姐姐”，我笑纳了这个称呼。它让我觉得被需要、被喜欢。

记得有一次班级团体活动，带活动的心理老师问大家，如果要在团体里选一个人做妈妈，你会选谁？选好以后，把自己的手搭在她肩上。一分钟后，我左右肩膀上交交叠叠，落下了很多只手，超过团体的一半。

所以当26岁的我，在自己的婚礼上说出“我愿意”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夕阳下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躺在摇椅上晒太阳，孙子孙女在一旁打闹着呼啸而过，然后我们喊着“小心，别跑啦”，起身想追却追不上，孩子们笑作一团。

成为“妈妈”这件事，对当时的我来说，从来都不需要考虑，它就像春晚的《难忘今宵》一样，是一项确定无疑的安排。而且，是一种幸福的安排。

但我从未想过，这条路，如此艰难。

“这个孩子……可不太好啊。”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正躺在妇产科B超室的床上，盯着B超大夫挂在颈间的粉红色带子看，觉得很刺眼。带子的一端连着电脑，另一端连着探头。我的肚子被抹满黏糊糊的液体，探头在上面划来划去。

“这是你第几个孩子？”她侧过头来问我。我把视线从带子上移开，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想回答，却说不出话。陪我进来的朋友上前走了两步，替我回答：“第一个。”我瞥到她看了我一眼，但我不敢看她，死死盯着她拿在手里的手机。手机屏幕亮着，是相机状态。哦，她刚刚说，要帮我拍下孩子的第一张照片。

我突然很想侧头看一看电脑屏幕上的画面，可身体像冻住了一样，完全无法动弹。

我闭上了眼睛。

我的第一个孩子，刚刚13周大，就这样被宣告“先天发育不良”。那一年，我28岁。

已经不记得是怎么走出B超室的。记忆中的下一个画面，就是我坐在B超室外的椅子上，盯着手里的B超单一遍遍地看。“露脑畸形？右上肢缺如？”这是B超单上的最后一行字。我看着那两个问号，心想，问号就说明不确定吧？会不会误诊？是不是搞错了？

先生在一旁握着我的手，没说话。他历来不会安慰人。很久，他凑近我耳边说：“亲爱的，你已经很努力了。”我一下子绷不住，鼻子一酸，眼泪滚了下来。

我确实很“努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努力”就是我的信仰。在备孕的一年半、怀孕的三个月里，我像备战高考一样，恨不得把每个知识点都学到、每道模拟题都做一遍。我把各大备孕网站上有价值的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好，在白纸上清晰地画出早晨7点的体温曲线，把排卵试纸标上时间依次填好，听从医生的建议按照排卵监测的结果安排房事。发现怀孕后，我郑重地把“大姨妈”APP的状态改为“怀孕”，认真记录“孕期日记”，谨慎安排饮食和作息。

可是我忘了，考试有正确答案，人生没有。我以为我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命运却给我出了一道残酷的“加试题”。

“哎呦，这么不好啊。”这是我的主治医生看到B超单，说的第一句话。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没事啊，还不算晚，我马上给你安排住院。对了，我们医院还不能出这种产前诊断，我给你联系上级医院，你马上去那做个鉴定，把结果拿回来，就能马上做了。”她的语速飞快，连着用了好几个“马上”，好像我肚子里是什么怪物，要立刻、迅速、采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把TA杀死。

“想明白了就好。”吃完晚饭，妈妈拾起我面前的饭碗，用纸巾抹了一把桌子，但没有看我，“畸形的，说什么也不能要。”说完，很利索地转身走了出去。

“畸形”？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盘里的剩菜，满脑子都是这两个字。

“TA是我的孩子！”我想向所有人呐喊。可四周空荡荡的，没有人回应。

第二天，我去了上级医院，在妇产科B超室门外的角落里缩着，像是等待最终宣判的罪犯。可是当排号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后悔。我想，如果这就是我和孩子的最后一面，我会不会后悔没有好好爱TA？我还没有认真和TA说过话。

于是，我带TA去了动物园。我们去看了金丝猴，孔雀，斑马，长颈鹿，我给TA讲自己小时候第一次来动物园被长颈鹿吓哭的故事，我告诉TA爸爸属猴，很爱玩，很喜欢小孩，会是个好爸爸，我和TA在长凳上拍了张自拍，照片里，我右手摸着小腹，微笑看向前方，样子很温柔。我想，我要把最幸福最美的时刻留给TA。

等再回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接近下午下班。原本挤满人的走廊里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孕妇，一脸疲惫地靠在墙上。

B超室里，一个画着浓妆的大夫拿过我的单子，没有看我，反倒很兴奋地招呼后面的几个小大夫：“来来，这个你们看看。”然后，她让我脱下裤子，双手抱腿，把探头伸进了我的阴道。“看到了吧，露脑畸形。”她指给小大夫们看。小大夫们也很兴奋，纷纷凑上前看，指着屏幕交头接耳。“很可能是羊膜带的问题”，浓妆大夫又说，展开了她冗长的宣讲。

整个过程，探头在我的阴道里粗暴地捅来捅去，身边的白大褂们兴奋地看着屏幕里我的孩子，讨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

我是发着抖走出那家医院的。几乎跌坐在医院门诊楼入口的花坛上，我哭得岔了气。我在心里想，孩子，这个世界，你不来也好。

住院之前，我把留了5年的及腰长发剪掉，和我给孩子写的信一起包在一个很精致的荷包里。荷包被我小心地缝起来，偷偷塞进病号服的口袋。医生给我的阴道塞下引产药的时候，我死死攥着那个荷包，脑子里是两天前，给我做检查的小护士误以为我是产检，让我听的胎心，“咚咚咚咚咚咚咚……”像小火车一样，那么昂扬、茁壮。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每宫缩一次，我都觉得，是我的孩子在挣扎，TA说TA很难受，TA说TA不想死。

我是在卫生间里产下TA的。先生叫来小护士检查胎儿，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小护士找了很久，低声耳语：好像还少一条胳膊。我一边疼得发抖，一边一字一顿地告诉她们：是，我的孩子没有右上肢。不知道为什么，我把“我的孩子”这四个字说得特别重。

我曾经在日记里给TA起了个小名叫“小猴纸”，因为TA和先生都属猴，我想，这或许是上天的安排。3个月后，我在那个叫做“小猴纸”的文件夹里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题目是《宝宝，妈妈要往前走了》。写下那行字的时候，我有点担心忘掉TA，那像是一种背叛。

事实证明，我没有。

再一次见到早孕试纸上的粉印，是一年半之后。我又惊又喜，自己在卫生间里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照一遍，拍了照拿到阳光底下再看一遍，过两小时重新测一遍，然后把两个试纸排成一排，对比颜色是不是有不同，确认不是自己看花了眼。

等到三条试纸显示出三道粉印的时候，我给先生发微信：“我好像怀孕了。”过了一会儿，收到三个鼓掌的表情。我想了想，回了一个“嘘”。

我太害怕失去了。经历了上次的流产，再加上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尝试找到孩子发育不良的原因未果，我对医学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对“顺利”二字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我的自我保护机制响起了“滴滴”的警报声，它要求我冷静下来：“不要高兴太早了！”

我把怀孕这件事小心地封存起来——不仅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6周胎心胎芽，12周NT筛查，16周无创DNA检查，就像打怪升级一样，一关一关地过。每过一关，我都会小小地窃喜一下，然后那个声音又会跳出来：“不要高兴太早了！”

所以在怀孕5个月之前，我没有给孩子起名字，没有着手请月嫂，没有置办过任何婴儿用品，几乎没有和腹中的孩子说过话。导师作为极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看我一路小跑赶去上课，吐槽我说，你哪像个孕妇啊！我变成了一个和上次截然不同的孕妈妈，就好像采用和上次完全不同的态度，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最紧张的是21周“大排畸”，我提前在各类论坛上搜集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脑积水，兔唇，心脏动脉狭窄……每一项都看得我惊心动魄，但我还是强迫自己看下来，并想好了每一种情况的对策。

那天气温很低，我在B超室外冻得打哆嗦，先生把他的羽绒服脱下来套在我身上，可还是冷。“我……有点紧张。”我看了他一眼，又很快低下头去。半天，他挤出一句：“没关系，咱已经很努力了。”“直男，”我心里想，“连安慰人都不会，只会说‘很努力’。”

躺在B超室的床上，我一动不敢动，甚至喘气都不敢喘粗了。大夫拿着探头在我肚子上划拉，上，下，左，右，侧面，正面，挨个照了一遍。探头抬起的时候，我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孩子……是正常的吗？”

大夫这才看了我一眼，有点错愕：“哦，正常，正常的呀。”

“我……”我支支吾吾，“我上回有一次不良妊娠。”

面无表情的大夫突然笑了：“嗨，没事儿，正常的，哪能两次都砸中啊。”不经意的一句话，就像给我松了绑，突然有点想哭。一直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

走出B超室，差点迎面撞上先生，他就站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瞪着两只熊猫眼，紧张兮兮地看着我。“喏，”我骄傲地手一扬，把手里的B超单展示给他看——上面满满的，每一项后面都是“勾”。

“咱孩子厉害吧！”我嘚瑟得很，边走边颠儿了起来。

“别蹦，别蹦。”他在一旁拽着我的胳膊，脸上挂起一个月牙笑，但很快，又打了个哈欠。我看着他放松又疲惫的脸，开他玩笑：“我看，咱孩子就起名叫‘困困’吧。”

其实那段日子对我们来说，异常艰难。我的博士生涯进入最后一年，论文却屡次被拒，迟迟发表不出来；婆婆癌症复发，医生说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放化疗一段时间后还是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先生的事业遇到很大挫折，资金流断了，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把房子二次抵押贷了款。就在检查前一晚，先生还在医院陪床，婆婆高烧不退。凌晨6点，他才从医院赶回家，陪我去了医院。

很多时候都会有种“人到中年”的沧桑感，甚至有那么一个瞬间，我觉得好累啊，从此以后就要过“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了，把孩子带到这世间，真的是对的吗？我能让TA幸福吗？我有做妈妈的能力吗？但很快，这个想法就被内疚感吞噬，我使劲摇摇头，把它甩在脑后。

有了打满勾的“成绩单”，我和家人终于敢把孩子的存在公诸于世。大姨高兴地在视频里说：“快让俺看看，这孩子，是福星啊！”真的是福星。那年过年前后，我的论文终于发表，工作有了着落，先生的事业也开始好转。唯一的遗憾是，婆婆还是在腊月二十九去世了。

三十那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愿你身披铠甲，而内心柔软。2018，我们来了！”

30岁的我，终于开始放心拥抱孩子的到来。购物车很快满了：奶粉、奶瓶、奶嘴、湿巾、浴巾、身体乳、爽身粉、小凉席、小枕巾、小衣服、小袜子、婴儿肥皂……爸妈正式“到岗”，每天的例行工作就是收快递。

怀孕26周的时候，我预约了一家私人机构照四维彩超。收获的成品，是一段小宝宝烦躁不安手脚乱动的视频，和一张抱着脚丫啃脚趾的照片，还有一双粉色的小袜子——啊，原来是女儿！真的是女儿！

我问先生，给闺女起个啥名字好啊？他的反应时间超出我的预料，“一好”，他很快回答，“一女子嘛。”看来是早就想过了。

“真土。”我嘲笑他，“我想叫她‘慢慢’。”我想告诉她，不要像妈妈这样急吼吼的只顾赶路，人生很长，不要着急，凡事慢慢来，没关系的，妈妈陪你。

但还是有担心的事情，就是早产。这也是后期产检，医生唯一提醒过我的事。

因为我患有“子宫不全纵膈”。简单地说，就像女人的子宫本来是个大开间，而“纵膈”就是在中间打了一个隔断，有的人是完全隔开了，叫“完全纵膈”，而我的情况是，只隔开了一部分，而且检查显示纵膈并不长，在上一次怀孕期间，10周的时候就几乎看不到纵膈了，说明胎儿是有可能把它撑开的。但毕竟对孩子来说，生长的空间还是小了，所以早产是可能的。

事实上，这个纵膈的存在，也是我备孕期间跑各大医院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反复咨询要不要动手术把它切掉，得到的答案不一，差不多各占一半。最后，是一位83岁的妇产科专家说动了我，她说，即使切掉也不能完全切除，而且切掉以后就像剖腹产一样，成为疤痕子宫，万一胚胎着床到疤痕处会很危险，胎盘植入子宫破裂怎么办，孩子生不了，命都可能没了。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采纳她的建议，可能也和我的恐惧有关：我太害怕“万一”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怀孕过程会是顺利的。“万一”又被我碰上了“万一”怎么办？

可没想到，我碰上的，是另一个“万一”。

某个周五的晚上，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在内裤上发现了一点褐色分泌物。我很紧张，拿出胎心仪听胎心，“咚咚咚咚咚咚咚……”150次左右，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过两小时再听，还是正常。第二天，褐色分泌物还在，胎心还是正常。那天是周六了，我在的医院没有专科急诊，我犹豫要不要等到周一。因为在北京，医院是不收不在自家医院建档的孕妇的。到周日早上，我终于不放心，去了医院。急诊科把值班的产科大夫叫了来，她检查了我的宫颈说，可能是有点宫颈糜烂，回去注意休息，又开了周一的B超单给我。

周一的B超显示，一切正常。

有时候我在想，人这一生，到底要面对多少风险？倘若真的能够平安终老，该是比中彩票还要难吧？每次你以为自己做了万全的准备，但命运都会冷冷地告诉你说，太天真了。

当时，我以为最坏的情况就是早产，于是把之前积累的关于早产儿的知识拿出来重新梳理了一遍，形成了一个包含早产儿护理注意事项、早产儿物品准备清单、早产儿发育大致阶段等等内容的文档，我甚至还关注了一个成功养育23周早产儿的妈妈的公众号。最让我欣慰的是，我建档的医院是为数不多建有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医院。我在日记里写，宝宝，不管出现什么状况，妈妈都可以应对，妈妈会保护好你。但你现在还太小，妈妈不忍心你受苦，你再坚持一下，再长胖一点壮一点，好不好？

但我终究还是没能保护好她。

一周后的某天夜里，大约12点，我感觉肚子有点胀，鼓鼓的。像是小腹憋了气，着凉的那种。“会不会是下午吃了半个雪糕导致的？”我在心里想，仔细体会着那种感觉。“会是宫缩吗？我记得不少孕妇说孕晚期会有假性宫缩的。”我不放心，又不想吵醒家人，蹑手蹑脚地爬起来用胎心仪听胎心，“咚咚咚咚咚咚咚……”正常的呀，我换了个姿势侧躺，那种感觉好像消失了。但过了二十分钟，好像又出现了。我默默打开事先下载好的记录宫缩软件。

如果真的有平行时空，我好想冲到那个世界的那一刻，把那个犹犹豫豫的孕妇从床上揪起来，狠狠摇着她的肩膀说：“别等了！快去医院！立刻！马上！”可是没有如果。

我是个对疼痛耐受力很强的人。十几年的痛经史让我练就了一套和疼痛相处的“武功”，我甚至可以通过深呼吸想象那种疼痛是身体之外的东西，就像“灵魂出窍”一样。但这样的功夫在那一晚并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我甚至觉得，如果我对疼痛敏感一点，或许就能抢先一步救了孩子的命。

等到那种胀痛变得清晰而有规律，我把先生叫醒：“不行，咱们得去趟医院。”那是午夜2点钟。

我家距离医院的车程，大概40分钟。一路上，先生闷闷的不说话，像在想事情。我在心里盘算着，如果要住院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万一要住NICU，我们卡里有没有这么多钱？这时候，我感觉孩子好像动了动，“没事儿，”我故作轻松地调侃，“可能咱闺女就是觉得最近对她关心不够，想刷个存在感。”先生也配合地笑了笑，握住了我的手：“嗯，希望咱孩子没事。”

等到了医院急诊，挂上号、简述了病史、测了体温血压、进到诊室等大夫，已经3点多。等了有一会儿，一个穿着绿色手术服的小大夫才进来，开始问诊。“多少周了？”“32周+4。”我回答。“什么症状？”“嗯，好像有点宫缩……”“上床吧，听个胎心看看。”

小大夫拿着胎心仪在我肚子上到处试，却总是找不到规律的心跳。“孩子今天动了吗？”她看着我问。“动了啊！刚刚来的路上我还感觉动了！”我急着回答，觉得不够，又补了一句，“12点我还听胎心了，正常的。”我解释着，好像在极力证明什么。

“是吗？怎么找不到呢？”小大夫一脸困惑，“再做个B超看看吧。”说完，她推门出去找仪器了。

等待的10分钟无比漫长。空荡荡的诊室里只有我自己，躺在床上听着电脑运转的声音，我觉得周身发冷。“闺女，别闹了，快出来吧，别吓妈妈了。”我在心里说。“不要乱想！肯定是虚惊一场！”心里有个声音喊，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赶了出去。

B超机器来了。可是小大夫的表情却越来越困惑。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再问什么。我也没有，我不敢问，好像不问，就不会有坏消息。5分钟后，上级大夫赶了来。是H主任，我认识她。她也在我肚子上划了一会儿，然后表情很复杂地看向我。我不敢看她，躲开了她的目光。

“亲爱的，”她很轻地说，“已经没有胎心了。”我感觉自己心脏开始猛烈地跳，呼吸越来越急促。H主任过来拉起我的手：“你爱人来了吗？我把他叫进来好吗？”我没有回答她，话已经到了嘴边：“是我来晚了吗？”“这个不好说，我们也不好确定是什么原因……”H主任解释着，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只觉得头顶上方白色挂灯的灯光好刺眼，自己的两条腿在发抖，我想让它们不要抖了，但根本控制不住。

先生去办住院手续了。我一个人坐在凳子上，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电脑桌面，右下角的时间显示凌晨4点钟。我的所有感官好像停止了工作，一下子没了感觉。脑子里有个想法冒出来：凌晨4点？这是不是做梦啊？我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快醒了？怎么还不醒？

直到先生办完手续，推开门，站在我身后，把手放在我肩膀上的时候，身体里突然有股力量开始翻腾，我把头抵在他胸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声音很大，我甚至能听到四周的回声。那个声音告诉我，这是真的，我的孩子，她离开我了，是我把她弄丢了。

我被安排进了产房，看着缩宫素一滴一滴，沿着长长的管子进入我的手背。医生来了一拨又一拨，反复交代注意事项、问诊、签字。我根本没有时间悲伤，医生要我记录宫缩间隔，留意自己的阵痛反应，如果有任何不适马上叫她们，为了应对可能的大出血随时准备剖宫产。我对那几个小时的记忆，大约就是——越来越频繁的阵痛，不断来检查宫口开到几指的医生，吊瓶里滴着的液体，还有旁边隔间的孕妇们此起彼伏的呻吟声。我好羡慕她们，我觉得自己连呻吟的资格都没有。

8个小时的阵痛过后，我生下了她。接生的医生凑过来问：“你要看看吗？”我点头。孩子被擦得很干净，放在我的头左侧。我扭头看她，她那样小，那样软，黑黑的卷卷的头发，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我身边，就像睡着了一样。我伸出右手触碰到她的皮肤，是温热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的女儿，她是不是还活着？她已经8个月了啊，还没来得及看看这个世界，怎么说走就走了？

我至今很感谢那个医生，我并没有看过她的门诊，但因为她的善意，我和我的女儿见了一面。那短暂的半分钟，让她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个天使，”我想，“也许人间太令她失望，我太让她失望，所以她离开了。又或许她完成了任务，所以匆忙回到了天上。”

医生最后的诊断是胎盘早剥，很凶险。说可能是因为胎盘长到了纵膈上，脐带突然掉落导致缺血——“‘可能’，又是可能！”我在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可能要落在我的孩子头上！”我好恨自己。那一晚，我的孩子，她都经历了什么啊？她是不是很早就开始难受了？如果我早一点去医院，哪怕早半个小时，是不是就能救了她？为什么好好留在这人间的，是我？我不配啊。

最难的时候，反复刷一部美剧“This is us”，里面妻子对丈夫说，你的孩子，远比你想象之中更爱你。If you love them hard, they will love you back. Even if you are not good enough, you make mistakes, they will forgive you. 看到这里的时候，哭成了傻子。我想，我的孩子，她用了全部生命来爱我，陪我度过至暗时刻，教我学会放慢脚步，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最后在那样危险的境地里，选择让我完好地幸存。可我，却没有好好爱她。我应该再好好抱一抱她的，告诉她，妈妈也很爱她。

有很多时刻，会想起她。想起我靠在墙上，低头看着凸起的肚子，和家人开玩笑说，“我都看不到自己的脚尖了。”想起坐在电脑前改论文，她突然踢了我一脚，好像在说“好无聊啊，陪我玩一会儿！”想起每天晚上躺在被窝里，她就开始兴奋地“乾坤大挪移”，我无奈地摸着肚子说“闺女，你怕不是个‘夜猫子’吧。”

就在生下她的第二天，我的QQ邮箱跳出来一封邮件，是我两周前拍的孕妇照。照片上，我穿着自己最喜欢的淡蓝色连衣裙，手托着肚子，眼睛看向前方，眼神坚定，温柔，又有力量。

我小心地把那些照片包起来，和给她买的小衣服、小凉席、小玩具，还有给第一个孩子的荷包，一起放在整理箱里，搬家的时候还带着。26周时她啃脚丫的B超照，也被我偷偷塞到了钱包最里层，一直带在身上。我不想忘记她。我想让她看到，我在努力活成一个让她骄傲的妈妈。

“咱们去雍和宫拜一拜吧。”第二年的春节，妈妈突然提议。正在电脑上打字的我抬起头，迎上她的脸，她眼里有亮晶晶的东西。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应，垂下头，没有做声。

我妈不信佛的，事实上我们全家都没什么宗教信仰。记得妈妈说我1岁之前总是哭，没日没夜歇斯底里，像是要把整个肺都哭出来，很多人劝她去拜一拜，她很坚定地拒绝了，后来我自己慢慢就好了。现在她提出要去拜一拜，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可我不想去。

失去女儿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以最快的速度答辩、毕业、搬家，换了新的环境、开始新的工作，认识了和之前毫无交集的同事，刻意不去见以往熟悉的人，就是为了把“过去”硬生生切断，换个“崭新”的自己，努力活着。那些疼痛、悲伤、绝望，被我统统打包起来，放在某个角落，不舍得丢掉，却也不敢触碰。

“妈，我……我不想去，”吃完饭收拾碗筷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对她说，“我不愿想起那些事，新的一年了，我就想好好往前走。”

妈妈怔了一下，垂下眼，“哦，好。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希望咱家平平安安的。”

“我知道。”

“嗯。”

“妈？”

“嗯？”

“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不想要孩子了呢？”说这话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爸妈是那种从我结婚那天起就开始给孩子攒尿布的人。孩子，在我们家被赋予了太多意义。

“那就不要，”妈妈居然很快回答，“我和你爸没意见。”

我看着妈妈端着饭碗离开的背影，突然有点想哭。我知道她其实很传统，在她的观念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都是“不正常”、甚至“离经叛道”的事，她回答得那样快，显然早就想过了。

我也想过。这几年医院跑得多了，再加上身边亲人连生变故，愈发感到生命的无常。对于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并顺利陪伴TA长大这件事，我越来越感到风险重重。我想，把孩子带到这世间，难道不是自私的吗？即使有了孩子，TA能健健康康地长大吗？我这么想要个孩子，究竟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缺憾，还是真的爱TA？这份爱，会不会把孩子绑架？那么多的女性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反抗世俗的“应该”，我却把自己困在“生育”的圈里，是不是太不争气了？

“做妈妈”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开始慢慢松动，不再像之前那样笃定。但还是会担心，如果就此放弃，十年之后，我会后悔吗？到那时候，我会不会怪今天的自己？

就在这样的摇摇摆摆间，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

先是住院手术，把不全纵膈切掉了——我知道，相比于切掉的风险，之前受的伤是我更不敢承担的风险。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因为乱跑撞在门框上，脑门磕破缝了好几针，事后爸妈狠狠地把门框锯掉的场景。我在心里对孩子说，孩子，妈妈把那个伤害你的纵膈切掉了，你在哪里啊？还会回来吗？

接着，我等了三个月，终于约到了生殖中心最有名的专家。那段日子常常往那跑，认识了很多在求子路上历经坎坷的夫妻。有的做过8次试管都没有着床成功，还在准备进入下一个周期；有的好不容易怀上了双胎，孩子却双双停育。很多女性已经不再工作，她们带着小马扎、食物和水，驾轻就熟地坐在拥挤的走廊上，我看着她们疲惫的脸，第一次对“做妈妈”这件事产生了恐惧：真的要这样吗？为了成为母亲，需要放弃掉部分甚至全部的自己吗？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也是这样自私的人啊。

而我，却难得成了“幸运”的人。前前后后两个月，我做了十几种检查，最后一次去看诊的时候，那位专家快速翻着单子，头也不抬地说：“你不需要再来看我了。你没问题。”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被“赦免”了——真的吗？原来我是正常的吗？曾经的种种涌上心头，一阵酸楚。

或许，我可以再试一试？

这一次，孩子是在年末来的。2020年12月30日，早孕试纸上明显的印记，宣告着，TA来了。那天，恰好本学期的课程结课，我给学生们订做了“签语饼”，每个小饼干里夹着一张纸条，每一张都不同，是我送给他们的新年祝福。我自己也抽了一张，饼干吃掉后，纸条上写着：“愿你身披铠甲，而内心柔软。”

我心里一个激灵——那是我在2018年新年，写给孩子的话。是她要回来了吗？

但是，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有个化验的指标不大好，也有少量出血。紧张地跑去看医生，医生只说，没什么能做的，等着吧，优胜劣汰。

我躺在床上不敢动，尽可能让自己不去胡思乱想，但还是控制不住地上网查资料，焦虑不安。那时赶上先生出差，却被突然的疫情隔离在外地，慌张到极点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如果这次再不行，我可能……就要放弃了。”“好啊，放弃就放弃，”他说，“咱们可以养只小狗，你说吧，柴犬？柯基？还是边牧？咱们小区有一只柯基，特别喜欢我，每次碰到都要扑上来舔我……”我听着电话那头他蹩脚的安慰，突然又感到内疚——我怎么能想放弃呢？孩子如果知道，会对这个妈妈多失望啊。

热心的朋友打来电话安慰，说自己当初怀孕也是出血，血流得吓人，别人都说保不住了，但她坚信孩子一定会没事的，现在娃都3岁了呀。

是吗？是我不够相信TA吗？可是如果孩子本来就不想来到这个世界，我应该强求TA吗？人生实苦。我想到《心灵奇旅》里的那个22，如果TA就像22一样，看尽了人生酸甜苦辣，但并不想来人间走一遭呢？

奇迹没有发生。我在家里自然流产了。我和这个孩子短暂的缘分，停在了7周，TA的胎芽刚刚长出2毫米。

2021年元旦的时候，单位曾经搞活动抽奖，我抽到的是毛绒公仔，一只穿着毛衣的小牛。我把它放到办公桌上，对着自己的肚子说：小牛，欢迎来到咱们家。现在，我把小牛公仔放在了自己那个特别的整理箱里。有时候我想，如果有天堂，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会见面吗？他们如果聊起我这个妈妈，会说些什么呢？

以前读博的时候，学校里有一片牡丹园，很大，就在荷塘旁边。每年四五月份，春天把所有植物的叶子全部染绿之后，各色的牡丹就像赶集一样抢着绽放。那片牡丹的花期并不长，最盛时也就一周时间，很容易错过。

原本我是不大喜欢牡丹的，感觉太过艳丽。但2018年的4月，我曾经和先生散步路过了牡丹园，那年的牡丹开得很早，有一朵白牡丹，在一片粉红正红紫红中间，开得那样骄傲又舒展，我突然来了兴致，俯下身去闻，先生拍下了那个瞬间。

那是我和女儿的最后一张合影。

那年以后，每年的4月，我都会再回到那片牡丹园，坐在园子旁边的长廊下，和曾经来过我生命中的孩子说说话。我想，他们去了哪里呢，有没有再来人间看一看？我努力活成的样子，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吗？

今年回去的时候，我迎面撞上一个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从台阶上跑下来，一个没刹住，打了个趔趄，我上前扶住她，她抬起头看向我。她的眼睛不大，但很亮。有点害羞地看了我几秒钟之后，很快又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哈哈哈哈谢谢阿姨！”小女孩咯咯笑着，跑远了。

我忽然想起自己四五岁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在胡同里玩投沙包，玩到太阳快下山了还不回家，每个小孩子的妈妈就会在自家门口大喊：“回家吃饭啦！”然后大家恋恋不舍地分手，一路咯咯咯笑着朝各自的妈妈跑去，小小的身影在斜斜的夕阳下被拉得很长很长。

在6月的三明治短故事学院里，有几位女性作者不约而同地写到了和生育、流产、身体有关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你会看见，关于女性的议题，被讲述和讨论的，还远远不够。点击阅读前两篇作品：

作者后记

来短故事写作，于我而言就像一场“蓄谋已久”的约会。早在半年前就加了小助理的微信，每个月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拖延，什么工作太忙啦，坚持不了啦，来大姨妈啦，各种。最后“精心”选了最忙的一个月，第二天开班，前一天晚上才下定决心加入。

其实是很忐忑的。故事在心里埋了太深太久，回忆被打开的那一刻，就像一个装满水的很沉的皮球，被扎漏了，很多细节一下子涌出来，钻心得疼。有很多时刻想要停下逃走，但还是坚持了下来，这个过程中，老师和同学们的陪伴、点赞和鼓励是续命的。就像怯生生的小朋友，摔倒了擦破皮，疼得掉了泪，想跑到家长那里要抱抱，又怕被批评“怎么这么不小心！”

好在，三明治不单给了我抱抱，还时不时亲亲举高高。我从第一天提笔连“流产”这个词都不能碰，到开始能够直面那些创伤、疼痛，还有温暖。越来越体会到写作带来的疗愈，就像很喜欢的一部美剧This is us里面的台词，you took the sourest lemon that life has to offer and turned it into something resembling lemonade。

犹犹豫豫迈不开步子的时候，依蔓对我说，“故事被坦诚地看见和讲述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力量了。不要怀疑它。”嗯。我想诚实地面对自己，我想给别人带来力量。我想让更多的姐妹知道，所谓“过去”，过不去也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带着一部分的过去，往前走。

人生无常，幸而我们还有爱。要爱自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