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大包干为什么能“干”出一片新天地？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继全国两会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关键词、“四史”关键词等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百年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关键词。

今天的关键词是：大包干精神。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新华社  资料图

1978年的一个冬天，安徽省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搞起“大包干”，不仅拉开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形成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大包干”的核心内涵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农业开始的“大包干”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变大幕。

“敢闯”：寻求生计活路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凤阳花鼓词唱道：“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真实描绘了凤阳小岗村农民的生活苦境。万里同志曾回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当年小岗村的农家院，了解18户村民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他也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

197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安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6000多万亩农田受灾，400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困难。入秋后，旱情更严重，秋种难以正常进行，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大片土地将被抛荒。10月，为保证来年有饭吃，小岗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寻法求生计，他们先从尝试“包干到组”开始，将全队20户人家115人分成两个组，但没效果；又尝试分成4个组，仍然合不拢；接着再分成8个组，且形式多为“父子组、兄弟组”，结果仍失败。在诸多尝试全部“失败”的情况下，全队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将分田到户，实行包干到户。由此，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内容是三条：分田到户；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

1978年冬的一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秘密协议”，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搞起了“大包干”。

当年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敢闯”举动，无意中掀开了改革开放大幕。1979年10月，小岗村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小岗生产队由原来的“讨饭队”一跃成为“冒尖队”，“小岗人”一夜越过温饱线，因此，“大包干”声名鹊起。至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800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敢试”：找到发展出路

为什么小岗村能响起“大包干”的第一声“惊雷”？既有现实原因，也有历史基础。自1958年以来，在关于农村政策的文件中，“包产到户”一词的频率很高，也经常被质疑和受批判。1977年11月，在顶着“学大寨”、“穷过渡”的政治压力下，安徽省委制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省委六条”），该规定提出，要尊重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工分的责任制。不久，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况，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四川也颁布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

“大包干”在实践中遭遇了激烈的舆论质疑，也面临着巨大的现实阻力，争论的焦点仍是围绕“姓资姓社”问题展开。1979年3月15日，在《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一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指责“包产到组”的包干做法，并配发长篇按语。这在全国实行包干做法的地区，特别是安徽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面对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万里同志说：“报纸像公共汽车，他可以打票乘车，你也可以打票乘车，他写稿登了，你也可以写稿。”在省委指示下，安徽省农委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来信。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这封信，同时也配发长篇按语予以“反击”。

1979年6月初，万里同志视察凤阳县，时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大包干情况，引用“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准搞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的农民歌谣，万里当即表态：“好！我批准你们县干三五年。”1980年1月，在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安徽代表在会上介绍安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起与会代表强烈争论，争论焦点依然是，包干形式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大部分人对安徽做法持反对意见。国家农委也要求地方“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再次来到小岗村，看到家家户户粮满囤，他十分高兴。当在场的人告诉他，有人指责小岗村“开倒车”，他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从农村回来不久，万里同志到北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他向邓小平汇报安徽实行责任制和在农村目睹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同看法。邓小平听后表示大力支持：“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同年9月，党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该文件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初步肯定了包干形式责任制的性质。

“敢为人先”：闯出制度新路

“大包干精神”既是改革的产物，也催生改革的制度雏形。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16年4月28日，在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岗村是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

为解决“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的体制性问题，小岗人敢闯求活路，敢试找出路，以敢为人先的勇气，破除农村经济管理中延续多年的“大呼隆”、“大锅饭”等弊端，以大包干形式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是一种政策成果，更是一种长期的制度成果，最终上升为我国农村基本的经营体制，大大地解放生产力，极大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