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问客从何处来：我们为何热衷于围观“洋鬼子”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随队《时代》（Time）摄影记者弗兰克·菲施贝克留下一张个人照，身后是围观的中国人在现代汉语里，人们习惯将外国人称为“洋鬼子”，在粤语中还有“番鬼”、“鬼佬”、“鬼妹”的说法。这些词习用已久，早褪去了原本含有的贬义色彩（往往特指日本兵的“鬼子”一词除外），有时欧美人也半开玩笑地以此自称。但这个词本身暗含着中国人在最初遭遇这些与自己不同的人类时所抱有的那种混合着畏惧、好奇、惊异、敌意、排斥的内在心理。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会活动的奇观

现在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中国人，对外国人早已熟视无睹，但在早些年那种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下，“洋人”几乎就是一个“会活动的奇观”，很快就会引起人们围观。

曾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负责人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中回忆，当他1850年抵达广州时，在码头上就被一大群人围住：“番鬼，番鬼！杀头，杀头！”这是他与中国人的首次正式接触。他说感觉那些围观的船民“看上去就如食人生番一般野蛮和凶狠”。

这不是孤立的个案，也并不只是广州人或社会底层的船民才对外国佬具有如此强烈的反应。1816-1817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访华，随团医官Clarke Abel在《中国旅行记》中记载，当他们抵达天津后，当地官员及其随从“都显示出强烈的好奇，希望能获准看特使一眼，他们常常企图打开特使船舱的门，在被阻止后显得非常不满”。进入天津城时，人们的反应似乎是夹杂着震惊和胆怯：“到处是人群，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们走过，非常安静，遵守秩序，尽管他们都显现出好奇，渴望看一眼坐在轿子里的人，但没有发生一件强求围观的麻烦事”，在郊外的村庄，他们也不时受到偷窥：“隔着院墙，我常常看到一排女人的头，看上去就好像与她们的身体分开，安到墙上一样；可是，当她们被看到时，她们总是马上消失不见了。”

甚至北京城里也不例外。使团是在半夜抵达北京城外的，“即使这样晚了，中国人的好奇心还是非常强。有数千人聚集在路上，举着椭圆形的小灯笼，等着看使团的队伍”。连清政府官员也是，入城后，“许多太监、官员和亲王在房间里进进出出，使我们备觉烦恼，更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愤怒之情。尽管马礼逊先生强烈地要求他们注意行为得体和礼貌的分寸，他们依然不断地挤近我们，很不礼貌地走到我们跟前上下打量。他们甚至想要斜依在凳子上的特使站起来，以便他们可以更仔细地看看他。”

这不仅针对人种特异的西方人，对于“东洋人”，中国人一样满怀好奇。1862年，高杉晋作等武士乘坐千岁丸来到上海，在这个已开埠二十年的都市遭到围观而大感不自在，“上海几百个市民，偷偷地挨近门，蜂拥在我们前后，静悄悄地围观着，连中国官员的呵斥也不怕，即使在道台送我们回去时，他们也不让路，这种景象真是无法想象。”（《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曾根俊虎在《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记载，1876年他在上海郊外的朱家角镇被围堵，“围观者大声喊着‘东洋人’或‘高丽人’，我辈成了古今未曾有的奇观，追尾围堵者络绎不绝，没料到想看城中的人反而成了城中奇观”。的确，当时的所有“相遇”几乎都是“遭遇”，对双方而言，彼此都是“奇观”。

好奇心简史：从自发反应到少见多怪

这样的围观现在看来让人啼笑皆非，但这并不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人特别大惊小怪，倒不如说是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人们遇见外国人时的正常反应，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直观的文化冲突，一种特殊的文化体验。一个外国人，几乎是一种陌生的异文化的“全息载体”，他的一举一动、神情姿态、服饰穿着，无不呈现出“与我们不同”的特殊意味。

日本学者冈千仞1884年在绍兴游览时，被人“簇拥，有投瓜皮瓦石者”，但他并未生气，因为日本人以前也曾如此。无独有偶，晚清洋务重臣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也说到，意大利人“见华人皆相与惊异，儿童有哗噪者，亦犹昔年中国初见欧洲人也”，两人都把自己的遭遇联想到了本国曾有的相似反应。

的确，那时的中国人在海外同样受到围观。聂士成《东游纪程》说，他那时到朝鲜北境的镜城府，“所过各城，民间均以中国官员罕至，每至一处，老幼接踵瞻谒”，只不过“妇女皆知回避”。欧洲人的反应并无多大区别。一生八次出国、在海外游历27年之久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说，他到法国后，晚间闲游时街市男女发现他是中国人，“皆追随恐后，左右围观，致难动履”。在英国、荷兰、德国，莫不如此。

不止他有这样的感受。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游历世界，写成《欧洲十一国游记》，其中谈到在罗马郊外，“穷乡老屋，道路泥泞，污秽与华土荒村同。男女百数，皆奔走来聚观，盖未尝见华人故也”。晚至1933年，蒋彝在英国还曾得到这样的待遇：“无论什么时候我同一两个中国朋友上街，尤其是去伦敦东端时，总会遇上一群群当地儿童，尾随着我们，叫道：‘中—中—中国人……’我开始时对这种反应还感到新奇，但后来就逐渐厌烦了。”

德国学者Jürgen Osterhammel在《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一书中，曾说到当时欧洲人来华被围观的事，他以一种持平的语气说道：“被这种群众盯着看，‘仿佛我们是某种奇怪的非洲怪物’，受到好奇的纠缠，甚至可能见到自己的假发被人拉扯，总是会令出使的旅者恼怒生气。他们自然容易引起轰动，并在意自己的尊严。不过，大家较少承认的是，来自亚洲的外交代表团一样也受到同样的注目。”实际上，亚洲、非洲、澳洲的来客被当作怪物和奇观而在欧洲被展示、羞辱的程度，远超过欧美白人之在东方的遭遇，甚至发展成一门生意，而这是在东方所不曾有过的：1851年，中国人在伦敦还很罕见，一名中国妇女和她的两名孩子可被拿来展示，每次收取两先令门票。

这种“奇观”的心态，也并不一定指向外国人。1902年，瑞典拉普兰北部还是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带，由于一名高大的外乡女人到来，人们大感惊奇，觉得“这种奇异感应该与别人分享，于是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传遍了村里大大小小的角落，每家每户：无论父亲、母亲、还是仆人、孩子。每当农场里有新访客，人们总是点起半截蜡烛，在角落的睡床旁，和他们兴致勃勃地聊些奇闻异事。到半夜，女人们不得不大声抗议，这才结束掉一天。”（《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

这原本是一种很自然的自发反应。设想一下，英文中的“stranger”一词，本身就含有“陌生人”、“外地人”、“古怪之人”等多重含义，其词根“strange”本身又有“异常的”、“奇怪的”、“不熟悉的”、“惊讶、吃惊”等意思。到了现代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减弱，彼此相遇时也不会那样震惊，更主要的是人们习惯了一种世界性的开放氛围。在这种情形下，那种对外国人/外乡人表示出好奇和惊讶的感情，已显得太过大惊小怪，被视为是无礼而令人不快的，或是穷乡僻壤才具有的反应，带上了负面的色彩。

有时，这甚至会引发外交风波。1949年后，中国一度引进大量苏联专家，“围观外国人”首度成了一个政治问题。Mikhail Klochko在《一位苏联科学家在中国》里回忆自己1958年在华的经历：“苏州居民一定很少看到外国人，因为我们的到来引起了极大的好奇与轰动。”这有时引起很大尴尬。当时洛阳有十个苏联援建的企业，“那里的人们以前很少见到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结果屡屡发生围观苏联专家的事情，使得保卫部门大伤脑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要限制人们与专家的接触。”（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然而更好的处理方式显然不是限制接触，而是加大接触——见多之后，人们也就不再觉得那么好奇。到后来，这种好奇心俨然成了判定一个社会是否足够开放的标志。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回忆1983年在北京的经历时说，“这里已经很开放，在大街上看见西方人不再像五年前那样是个新鲜事。事实上，人们常常对我们视而不见。”但那也只是在北京，美国人何伟1996年来到长江上游的涪陵，发现无论在哪里都经常受到围观，以至于他说“涪陵之所以可怕，还源于这儿的人们很少看见外国人”（《江城》）。人们已普遍默认：现在只有不够开放的小地方才会有这样令人不快的围观。

尊重、隐私与社会距离

不管围观外国人这件事看起来多么可笑，这种心态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所有的交流，都是从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开始的，那至少意味着了解对方的意愿。

真正完全封闭的文化，在遭遇外人时的反应往往更多是恐惧和敌意，而不是好奇。人类学上把这种现象称作“第一次接触”。1930年新几内亚高地的土著第一次遇见两个探求金矿的白人，他们惊恐万分，认为这些白人是从阴间返回的鬼魂。此前，土著认为自己是世上唯一活着的人类。现代人无法体会他们的那种心理震撼，除非某日我们突然亲眼目睹外星人。

汉语中说的“洋鬼子”，无疑潜藏着这一层意思，即“我们是唯一真正的人类”。在新西兰的毛利语中，用来指称欧洲白人的词汇“帕基哈”（Pakeha）的本意是指“妖”或“鬼”，现在该词已变成新西兰当地白人和毛利人的日常用语。就像欧美人后来也常用“番鬼”、“洋鬼子”作为半嘲讽、半开玩笑的自称，像William C. Hunter的《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1882）、Carl Crow《洋鬼子在中国》（Foreign Devils in the Flowery Kingdom，1940）、Desmond Power的回忆录《小洋鬼子》（Little Foreign Devil，1996）都以此自称，而且无一例外，这三本书的作者都对中国和中国人怀有深厚的温情。对他们而言，“番鬼”、“洋鬼子”之类的称呼与其说是侮辱性的，倒不如说是无伤大雅的自嘲。

由于现代之前不同文化的相互隔绝，彼此视为“奇观”，怀着既好奇又惊恐的心理互相打探，这也是人之常情。虽然被围观者常感到不舒服乃至恼火，但仔细分析围观者的行为，除了那些扔石块的人或许表现出敌意（但更多也是戏谑）之外，通常并无恶意。民国初年，美国外交官芮恩施游历曲阜时，也受到围观，但他发现，“他们的好奇心并没有任何扰乱的意念”（《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

有时候，人们甚至非常乐于帮助这些外乡客人。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在天津郊外受到款待，“当村民们确信我的所作所为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人的举止比他们更纯朴、更热心相助了”，孩子们热心地帮着英国人搜集植物标本。（《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

然而，使团的这些英国人又觉得，人们的表情显示，他们是在“靠近一种性情不明的动物”。 1774年的《乔治·波格尔出访西藏记事》也有相似的类比：“由于我是第一个到西藏的欧洲人，一群群西藏人来看我，犹如人们去观看笼里的狮子一样。从早到晚我的屋里总是挤满了这样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敏感而富有自尊心的欧洲人一下子就意识到自己被当作某种被展出的动物或怪物，但晚清中国人在欧洲受到围观时，并未有这样的自我暗示。这或许因为当时的欧洲人习惯于将动物或其他人种作为“奇观”来展出——不要忘了，面向公众的那种现代动物园、水族馆，以及将“野蛮人”在博览会上展出，都是欧洲人的发明。概言之，对欧洲人来说，“观看”之中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通常都是他们在观看别人，一旦他们成为“被观看”的对象，自然感到特别敏感、恼怒和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在西方城市的中产阶级率先发展出一种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隐私”观念。这让人无形中在自己周围划出了一道社会距离的保护边界，一旦有人窥视、接近乃至触摸，他们就会觉得受到严重的侵犯。曾有这样的故事：一个阿拉伯人在谈话中试图表现出友善，于是走近一点和美国人对话，美国人的反应却是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因为他觉得保持一定距离才感到舒服，而在阿拉伯文化中，亲友之间的距离要近得多，肢体接触也更多。这样，对一些人而言是友善的距离，对另一些人完全可能会不舒服；而在早期西方人所游历的一些社会，当地可能就没有“独立个人空间”和“个人隐私”的观念，每个人都是在其他人的眼皮底下生活，也就没太意识到自己关注别人会让对方浑身不自在。

《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纪实》（1811-1812）中记载，他在西藏帕里时，“由于害羞，除了不公开地、偷偷地行动外，我不敢做些什么，因为每分钟都有人同我在一起。离开帕里宗后，害羞更严重地妨碍了我——在路上，在我们住的房里，在好奇的陌生人面前，在男人、女人、小孩围绕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一个注重隐私的人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干扰。

这里面的关键是：应该怎样看待这些围观？这说到底涉及人们在受到如此对待时，将之归结为什么原因。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谈到1971年在印度考察时，“在这里无论你到什么地方，都要被人群围起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似乎感到很稀奇，这种情形真令人畏缩”，不过他只是感慨，“印度人口众多，真是名不虚传啊”（《稻米之路》）。耐人寻味的是：西方人极为重视“身体”，东方人则未必如此，张德彝觉得是自己装束不同，而冈千仞在慈溪、绍兴被人簇拥时，两次都说人们是“见余异服”。在这里，似乎东方人更倾向于把人们的好奇心归结为服饰上的差异，就像中国文化一贯更在意“衣冠”而非身体本身。显然，如果你把人们围观时的好奇归结为对自己身体的侵犯，那内心的反应自然要强烈得多。

此外，这种注视和围观，既可以视为冒犯，也可以视为某种特殊待遇。按《游客凝视》一书的说法，1970年代初，“西方游客仍然很少，他们当时在中国走到哪儿都会受到围观，或是夹道欢迎享受高贵的待遇”。这倒是一种特殊尊宠，仿佛人群向他们行注目礼似的。何伟在《江城》中虽然抱怨，“身为一个外国人，在涪陵这种地方生活从没容易过，压力能让人筋疲力尽——那些叫人紧张的过多的关注，持续不断的嘲弄的叫喊，种种对外国人允许和不允许做的事情的斗争”，但他也承认，“中国人对外国人有着无穷的好奇，一旦交谈展开了，他们对我比对一般人要好得多。这点和美国非常不同”。这甚至能让人“有一定的权力感，因为去吸引四十来个人的注意力，让他们丢下手头的事情，只是为了来看你，真是不寻常的”。

如今，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围观已渐成往事，很难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要尊重他人隐私”或“这是不文明行为”的内在诫令也阻止了我们这么做。然而回顾这些看起来似乎既可恼又有几分好笑的历史片段，或能提醒我们：就在不久之前，这些事都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