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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吉口述:参与点校二十四史的先生们

陈允吉 口述 黎文 整理
2015-08-14 18:34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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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人往的点校过程

《旧唐书》的点校,一开始复旦的相关老师全部投入初标,有近20人。说是初标,实际已经有陈乃乾的惧盈斋本点校基础可参考了,我们的工作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当时对校勘的掌握,受陈乃乾的点校本影响比较大。当时北京给我们的材料中,还有中山大学刘节的《旧唐书》点校材料,有二十七卷,用局本作底本,只能算是试标稿,参考价值有限。初标分成三个小摊子进行,基本是三四个人一组,或两两一组,相互讨论。开始进度比较慢,就这样做了几十卷,大家对点校工作有了基本掌握,于是采取两个人合标一卷的办法继续做下去。差不多从1971年到1972年秋冬,初标基本结束。

到1972年暑假过后,就不断有人离开点校组。第一个走掉的是吴文祺先生,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上海市又要他去做政协的工作。大概到1973年,跑掉了更多人。这一年我们开始通读《旧唐书》,由王运熙先生、我和后来加入的徐鹏先生负责。这时其他人已经都转去做《旧五代史》的初标了。说是通读,实际上不知读了多少遍,因为参加初标的人多,体例不统一,改来改去,有些还改错,所以不得不翻来覆去地读。朱东润先生是把《旧五代史》和《旧唐书》全书都通读过的,他读起来快。当时系里要恢复古典文学教研室,王运熙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系里一定要他回去主持教研室工作。商量下来,王先生还是留一点责任在点校组里,我们碰到疑难问题请他看看。

朱东润(左)王运熙(右)

《旧五代史》参加初标的人也很多,主要由胡裕树、顾易生先生负责,周斌武、苏乾英老师后来也参与进去。胡裕树先生主攻现代汉语,但他在文学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文革”前期,他曾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系统读过一遍。他显著的特点是思路清晰,做事特别务实,对《旧五代史》的整理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苏乾英先生早年去过南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比较熟悉。苏先生是不希望回历史系的,被批得太厉害。中文系相对比较宽松,大家还相互开开玩笑。一直到后来中文系组织部分教师参加编撰《汉语大词典》,苏先生也是其中一员。张万起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望道先生希望他主持的语言研究室有个北京话讲得好的老师参与,于是就把他分配过来,但他爱人在北京工作。当时正好朱德熙先生有个研究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但爱人在上海工作,于是张万起老师就和朱德熙先生的学生对调了一下。后来张万起做了新旧《五代史》的人名索引,花了很多工夫。周维德老师也是因为照顾爱人的关系调到杭州去了。《旧五代史》从工作步骤上讲,比《旧唐书》要仔细,因为胡裕树先生组织能力很强,能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得非常妥帖。

当时还有个任务,写《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前言,鉴于其时“文革”形势诡谲多变,让人感到殊难下笔。《旧唐书》的前言换了不少执笔人,最初请熟悉史学的徐连达先生写,他花了不少时间写出来,觉得不妥当,又让许宝华写,亦因同样原因搁置下来。不久历史系催徐连达先生回去上课了,老许也要回系里语言组当教研室主任,就换王运熙先生写,形势一直变化,王先生也觉得不好把握。后来出版社方面传达朱永嘉的话说,姚文元对前言似乎很重视,可能也是姚的意思,让大家参考包遵信写的一篇有关《史记》的论文。但是完全照着写也不行,最后只是简单写了一稿充当前言。

在史地所通读《旧唐书》的一年多时间

《旧唐书》等我们中文系几位老师看得差不多了,朱永嘉指定谭其骧先生最后通读。谭先生看了大约几十卷,但他自己要编地图,其他学术任务也多,就没时间再看了。商量下来,还是主要由中文系老师看,谭先生就不必系统地看了,我们去史地所上班,有问题可以就近和谭先生商量。史地所很照顾我们,把光线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们。史地所当时在校园西边的100号楼上,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冬天还能烤火。

谭其骧

谭先生对史料是很熟悉的。有一次谁提到,《旧唐书》里少数民族的“獠”要改成“人”字旁的,类似带有这类侮辱性的表述都要这样改。谭先生一下子就想起《旧唐书》中的内容:武则天对褚遂良恼火,在帘后说 “何不扑杀此獠”。看《旧唐书》,对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有一定的帮助。《旧唐书》有一处记载,涉及朔方一带的某个盐池的具体地理位置,谭先生看了以后,意识到他们在地图集上原来是标错的,便根据《旧唐书》这条记载改了过来。

工作之外,谭先生也谈一点自己的情况。当时常讲,京沪史学界学者们的特点不同,北京的做学问比较扎实严谨,上海的思想比较活跃。谭先生当然觉得自己比较接近北京学者的那种风格。他还讲到自己小时候受到学术熏陶比较多,他是嘉兴人,他家前门斜对面是沈增植先生的家,后门正对门是唐兰先生的家。他喜欢京昆和评弹,在北京工作时,是俞平伯先生昆曲研究会的积极参与者,到了上海后,就参加了赵景深先生主持的昆曲研究社。

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很久,大约1989年冬天,谭先生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赵景深先生逝世五周年了,我是他曲社的社员,想发起一次昆曲清唱会,你们系里支持不支持?我说当然支持啊。谭先生联络了王元化、章培恒等先生,某日下午在上海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的小礼堂办成了,有100多人参加。当时刚好有个关于戏曲的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们也来了。先是谭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讲话,后来由苏州大学昆曲班唱,从《牡丹亭》的【遶池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一直唱到【皂罗袍】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原来在学者中昆曲的票友和爱好者是很多的,只是过去我们不知道。

在史地所的一年多时间里,谭先生和朱东润先生保持了良好关系。老先生之间往往在业务上相互不买账。陈守实先生和朱东润先生有一次讨论他们各自点校的稿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形。我们规定一卷稿子点校完成后,要让另一个人仔细看过提出意见。开始陈先生和许宝华相互提意见,许宝华比陈先生年轻,他提的意见,陈先生说“很好很好”,但也不改。后来换朱先生和陈先生讨论,朱先生每提一条意见,陈先生都要顶回去,到最后,一条意见也没有接受。谭先生和朱先生在一起,倒是相互很尊重。当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快出版了,谭先生和朱先生商量,能不能用隶书写个题签,但是讲清楚不一定能用。朱先生这时年事已高,写这种很小的字,手会发抖,后来他写的就没用上,他也无所谓。两位先生晚年感情深厚。粉碎“四人帮”后,朱先生的“问题”也解决了,两人不久都入了党。有一次学校大礼堂开会,朱先生和谭先生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朱老年纪大点,脱衣服不利索,谭先生就帮他脱。朱先生去世时,谭先生还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里,中文系以外的老师,只有担任主任委员的谢希德先生,以及谭先生、葛传槼先生和王元化先生。

史地所参与看《旧唐书》点校稿的老师,有谭其骧、吴应寿、王天良、胡菊兴、嵇超、钱林书、郑宝恒、张修桂、孔祥珠等,其中承担工作较多的,除了谭先生,还有吴应寿先生。谭先生在“文革”以前没有很出名的弟子,吴应寿是学生中他比较欣赏的。当时史地所有个笑话:吴应寿看到谭先生总是毕恭毕敬的,他要表达什么意见,开头总是“窃以为”,于是得了个外号叫“窃以为”。我特别记得,《旧唐书》里涉及很多北朝的内容,北朝有些姓氏看起来很陌生,比如,侯莫陈是一个姓,有的老师以为是侯、莫、陈三个姓,这些地方吴应寿都能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四卷《旧唐书·地理志》初标是我们标的,最后全交给王天良先生。中文系老师不熟悉《地理志》,他完成后我们也没再看,直接交给出版社了。《旧唐书·地理志》修史时存在的问题甚多,王天良先生为此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在点校工作中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史地所期间,和蔡尚思先生也多有接触。我对蔡尚思先生印象很好,蔡先生容易得罪人,本来是“批孔”的先锋,写过《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当时是很进步的教授。但是到了“文革”中“批林批孔”,他反而沉默了,还是守住了大节。另外,邹逸麟先生看《新唐书》的稿子,王文楚先生看《宋史》的稿子,都做了不少工作。邹先生性格沉静,很有书卷气,是比较淡泊的学者,学问好而不张扬。

在史地所的这段经历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我不研究历史地理,但有些观念也受到影响,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我写过一篇《王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考》。这篇文章大体想法是对的,但文中讨论的地方此前没去过,因此有些细节不大讲得清楚,主要是没有将辋川地区山谷中和山谷外两处很好加以分别,后来去了三次辋川,就比较明确了,文章修改后,基本上能够为大家接受。如果没有去过史地所,这篇文章大约是写不出的。

点校中的各种难题

点校《旧唐书》过程中,各个志是比较难的。《地理志》幸有王天良,《天文志》也是问题。徐鹏老师和我讲,章培恒先生对天文有过兴趣的,可以请他处理,我和章先生商量,他也同意了。点校本送过去,不到两天他就来还给我了,说点校稿中问题太多,而且牵一动百,实在无法胜任。后来出版社在华师大找到了金祖孟老师。金老师关心一些较为冷僻的学问,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上海点校的几部史书,《天文志》最后都是他看的。《音乐志》后来请王运熙先生看过一遍。北京给我们的资料里,有邱琼荪写的有关历代史书音乐志问题的检讨可供参考。最后,上海各史的有关音乐志的内容都是交给阴法鲁先生处理的。

金祖孟的《新五代史》标点修改意见(1975年8月15日)

《旧唐书》的通读进行了很多遍,当时担心破句的问题,如果破句数量多,点校质量交代不过去。《四部备要》所收的《旧唐书》由张文虎做过断句,我听顾易生先生说,当时还悬赏过,谁找到一个破句给一块银元,但破句还是很多。在北京中华书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有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若干卷,瞿蜕园先生“文革”以前就标点过,赵守俨先生对此评价不高,但对我们帮助很大,用双方的标点互相对照,可以改正不少我们原来的错误和疏失。瞿蜕园先生在“文革”中是被逮捕关押的,当时谭其骧先生就讲:怕是要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了。后来果然不幸在监狱里去世。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出版社的工作有时也跟着乱了套,我记得“文革”中把瞿蜕园的一部稿子拿来,让我和徐鹏改一下,准备署我们的名字,因为瞿先生已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不用署名了。我和徐鹏先生商量,觉得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就把文稿还给了出版社。出版社交给一个工人大批判组,后来其中一卷丢失了。

另一个难题是体例的统一,花了相当精力。这是集体科研的普遍问题,出于各人之手,掌握标准不同,难免各不相同。最大的问题是专名号的使用,一直到清样出来,还有很多没统一。当时我做了个工作,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把这些例子都整理出来,有些地方的标法只能做硬性规定,后来基本统一了。这份材料现在应该还留在中华书局。出版社方面还组织一些老编辑帮助看稿,其中对我们帮助较大的是李巽传先生,他很仔细,看出来不少破句和其他错误。我后来给上海古籍标点过杜牧的《樊川文集》,朱东润、章培恒先生都看过后,我又请李先生看了一遍,他又提出不少问题。

点校《旧唐书》参阅了瞿蜕园先生“文革”前就标点过的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瞿蜕园用他写于“春明出版社稿纸”的废稿给标点本加装了护封,上海两《唐书》点校时,又用“上海市出版革命组”编印的《革命歌曲选》封面纸加装了外封。在里外两层封面上,是不同时期留下的题签、编号。

印象最深的事

1973年,中华书局和上海出版系统商量,马上要开全国政协的会了,顾颉刚先生是政协委员,也是周总理批示的总其成,但毕竟年纪大了,对二十四史的具体工作了解不多,如果总理关心二十四史,总要让顾先生有话好说。所以京沪两地要赶紧开个会,上海各史都要去一个人,向顾先生通通气。当时复旦是我去的,我是第一次去北京,其余几人还是李国钧、裴汝诚、叶亚廉。我们到了北京,一批老先生正在那里为点校二十四史忙碌,如唐长孺先生和弟子陈仲安、翁独健先生、张政烺先生、陈述先生、阴法鲁先生等。虽然还在“文革”中,看到他们几位吃完饭在王府井散散步,谈笑风生,这样的情景,“文革”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文化学术工作似乎有希望了,也觉得北京的史学力量确实深厚。还记得赵守俨先生讲过:如果是唐长孺先生看过的稿子,基本不会再有问题。

当时中央在准备开十大,出版局的领导比较忙,我们等了较长一段时间。中华书局组织我们去历史博物馆、十三陵、八达岭等地方转转。后来就郑重其事开会了,由国务院出版口的领导陈翰伯主持,丁树奇到会,顾颉刚、白寿彝、赵守俨、魏连科、何双生等先生,还有我们从上海来的四个人一起参加。会上,京沪双方交流了工作进展。会议主要是向顾先生通通气,让他碰到总理有话好说。顾先生还念念不忘要整理野史。白寿彝先生说,你们郭绍虞先生是我老师,我听过他的课。五代史部分讨论了版本问题,顾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会后请上海的几位老师去家里坐坐,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就作罢。我们去了地安门东官房白寿彝先生家的四合院,他那时刚又结婚,白先生的藏书在“文革”中尽毁,他要开始工作了,顾先生先借了他两万册自己的藏书。白先生和我们开玩笑:你们上海出了什么书,也不送我,是不是看到老白就不送,看到老黑就送呀。当时他还谈到正在筹划撰写的十卷本《中国通史》。

白寿彝

那次去北京,我准备了一个提纲,想请教唐长孺先生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请赵守俨先生联系。赵守俨先生是赵尔丰的后人,在长期的点校岁月中,他来过上海几次,人很朴实,穿着倒是很注意的,一身黑色毛哔叽的中山装显得笔挺,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声音浏亮好听。赵先生各部史书大抵都摸过,每次来上海,每个点校组都有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能解决,思路清晰。大家都对他印象很好。赵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他自己署名的著作很少。我后来看过他的文章,《文史》上一篇讲唐代婚姻制度的,写得挺好。他所有精力都扑在二十四史上了,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也无名也无利的,所以在同事中间口碑极佳。

赵先生帮忙联系了唐先生,上海的几位老师一起去,聊了一个多小时,唐先生一一明确回答了我们的困惑。胡裕树先生交待我去北京时问问:《旧五代史》《旧唐书》里的双名单称要不要出校勘记?唐先生认为这在南北朝史里就有,出校勘记反而显得外行,就不要出了。

我还问了一个问题。《旧唐书·褚无量传》里,褚无量向唐玄宗上奏折,希望能让储君就学,于是“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此处句读,如果标点为“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显然是不对的,一般为了通顺,都是按照《册府》把后一个“无量”删去。我读这句时,觉得玄宗讲话很聪明,“吾知无量意无量”,语带双关,这在唐诗里也是有的,比如唐代将领高崇文所吟“崇文宗武不崇文”。我和王运熙先生讲过,认为可以标成“吾知无量意无量”,前一个“无量”是褚无量的名字,后一个“无量”是说他的奏议“含义无量”。王先生认同我的意见,但我问了组里其他两位老师,他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便一直悬而未决。我请教唐先生后,他说:“你这样标点太妙了。”我后来回去和王先生谈及此事,王先生说,既然唐先生同意了,我们就照改吧,但你也不要再以唐先生的意见去和此前问过的老师争辩了。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唐先生思路缜密,喜欢抽烟,待人和蔼,陈仲安对他非常敬重。我后来碰到过唐先生另一个学生、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朱雷先生,他说陈仲安英年早逝,大家都瞒着唐先生,唐先生一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陈仲安早已走了,可见师徒情深。这次北京之行收获极大,留下了深刻印象。

唐长孺

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们

到1974年下半年,《旧唐书》的校阅清样工作基本结束,《旧五代史》的校阅清样大概到1975年结束,准备排印。《旧五代史》还附带做了一项类似陈尚君老师做过的工作——整理一个《旧五代史》的辑本。这是陈守实先生提出来的,朱永嘉也同意了。通读过《旧五代史》的胡裕树、顾易生先生,看完了《旧唐书》又看了《旧五代史》的朱东润先生,以及周斌武、苏乾英、徐鹏等先生都参与了,大约1975年年底就辑好了。当时要出版就要交给朱永嘉,但1975年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四人帮”手下的人心思已不在此。书一直没出版,我们也不知道朱永嘉是否收到了书稿。这个辑本花了不少功夫,由顾易生老师抄写,字很漂亮,并由我们组里的老师自己装订,外观也很好看,但后来一直打听不到它的下落。

总的来讲,这次点校工作对中文系、历史系的老师都有帮助。中文系的老师史籍看得是不少的,但史籍里面的那一套内在逻辑琢磨得比较少。我毕业后到本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当时王运熙先生是教研室领导,他和我谈话,觉得我本科时读的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史籍读得太少,要多读,就从前四史开始读。毕竟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前四史,尤其是《史记》《汉书》,总要读的。我很遵守教研室这套培养人才的方法,尽管“文革”时这套方法被批为走修正主义的路线。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读了前四史,后来又读《晋书》《南史》《北史》,南北朝其他史书也翻阅了一下。“文革”开始时没法看书,后来没人管了,工宣队进来前后这段时间我在读百衲本的新旧《唐书》,后来又读了《明史》。从事点校工作这段时间,《旧唐书》反反复复读,史料也比较熟悉了。

我日后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这也和标点二十四史有关,当时在点校组里,借书容易,因为点校史书是毛主席批示的,所以不管我们看什么书,都不会有人来干预。我白天读《旧唐书》,晚上读佛经。1973年到史地所,从史地所的资料室借到一部《五灯会元》,而且还是很好的善本。当时系里有位老师也喜欢《五灯会元》,就将此书转手借去阅读,但他那时候问题还没解决,开会时候还要被人质问:你看这个书究竟是什么目的?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开始完全局限在唐代文学的范围内,这样单一的探讨殊难深入,后来基本上是把佛教的传播和唐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有了一些新意。遗憾的是,我史籍读得虽然多,但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并未很好加以利用,尽管这些阅读经历对我历史观的形成还是有帮助的。

最后,还是要谈谈点校工作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们。

朱东润先生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在家准备写《杜甫叙论》了,他喜欢杜甫,不喜欢李白。朱先生生活是很简朴的,1975年时,他就在家里简单的板壁上,用粉笔把杜甫的重要年份排列起来。“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书就出版了。朱先生在点校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显著的,老先生里贯穿始终参加了全过程、而且通读过两部史书的就是朱先生一个人。

陈守实先生是不喜欢点校工作的,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出息的人搞的”。陈守实先生喜欢系统的学问,史学理论、史学史、马恩经典、土地制度等,点校工作是不当一回事的。陈先生在哲学系编批判先验论的材料,他也不当一回事,一个月只编出两条,还不大合用,该项目的负责人特意按规定搞了一个样子供他参考,陈先生看了一眼,说:“原来是这么容易的噢,你早点说就行了。”他标点二十四史也不用统一的格式,他标点完的稿子还得由其他人重新弄。胡裕树先生做了个安排,请大家标点好后,让陈先生看看就行。陈先生自己也是晓得的。

他有一次开会就自嘲:我在哲学系是个文盲,本来以为到了中文系可以摘掉文盲帽子,谁知道又进了个幼儿园。但陈先生学问是很好的,有次请他做学术报告,谈谈怎么看唐太宗。他就讲,都说李世民和魏征君臣关系好,从善如流,这是没看到问题本质。唐王朝要巩固,一定要摆平山东豪杰,魏征和李勣是唐王朝和山东豪杰之间的联系纽带,魏征的重要性在此,并非是李世民真的那么重视他的意见。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陈守实先生我后来一直很尊敬他,他是朱永嘉的老师,朱永嘉在上海炙手可热时,上海教育文化意识形态是一把抓的,但我从未听陈老提到一句朱永嘉。“文革”快结束时,毛主席很欣赏杨荣国,让他带头去批判孔子的哲学思想,还在湘潭搞了一个湘潭大学,请他去做校长。有一次杨荣国来复旦开座谈会,实际上是给“批孔”加加热,参加的老先生有蔡尚思、陈守实等。那天有位复旦文科的教授与杨荣国一唱一和,显得非常起劲。蔡尚思先生基本不发言。陈先生坐的位置很妙,一张凳子,两个脚在门内,两个脚在门外,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上午讨论结束了,有人提醒他下午要发言,下午陈老就没来。陈、蔡两位先生还是有骨气的,在特殊历史时期保住了气节,值得尊重。陈先生的女儿抗战时期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后来牺牲了,整理她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可以看出来她参加革命是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解放以后陈先生一直很受重视,当时马列的课程没人会讲,都是由他上大课。后来也不让他讲了,因为他在课堂上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官兵才杀人,农民起义军也杀人的。有人把这些话报告给党委,党委就不敢让他上政治课了。

吴文祺先生解放后课上得不多,但他的文化修养很好,语言学、文学、哲学都有涉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倡大家学哲学、读马列。我就请吴先生在点校组作个辅导报告,他确实讲得很有水平,深入浅出,把问题都谈到了点子上。吴先生家里小孩多,家庭比较困难。他晚年生病时,组织上考虑给他一些补助,他坚决不要。吴先生一生都是跟党走的,他20年代就入党了,一直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当时陈独秀是总书记,沈雁冰是总书记代表,他就负责沈雁冰同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大革命时期,在恽代英的领导下,他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政治学校讲过历史唯物主义等课。大革命失败,恽代英牺牲,他就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了,但思想一直很进步。

张世禄先生我们也不能忘记。张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以后又长期执教于暨南大学。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每年要出版一二种著作,其于1938年问世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册,是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汉语音韵学领域的开山力作。抗战开始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名教授了。1939年,他受到敌人的胁迫,不幸背上了历史问题的包袱。尽管解放初他就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但以后的历次运动,还不断地拿他的这段经历说事。

“文革”中,张先生得肺结核,中文系工宣队还不同意他住院,要让他在运动中接受批判,但也不让他闲着,要他写检查交代问题。1971年到1974年,他在点校组里认认真真干了三年多,做的都是基础工作,一丝不苟。有人的标点是很潦草的,而他画的圆特别圆。我们每点校完一卷,要写工作长编,主要是给后来人作个交代,他写的长编最规范,字写得非常工整。张先生自知政治处境不好,很内敛,说得很少,做得很多。我们系的严修老师,曾经由张先生指导过。严老师说,张先生晚年就像一头老牛,从未空闲过。张先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挺丰富的,他上课也非常好。我在复旦本科时听过他上课,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年级的古代汉语基础课,他把枯燥的内容讲得很生动,把学理和形象性的譬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张先生晚年,教育部授予他“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苏乾英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后,将前一阶段他对《旧五代史》里南方少数民族的考证,以专文形式在该刊发表。我们组里,对东南亚、日本等有所了解的还得数苏先生。西北少数民族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历史记载明确,南方少数名族是最难掌握的,苏先生在这方面的考证功夫很好,为点校组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王运熙先生本来就是唐代文学的专家,他点校《旧唐书》特别有体会的是文体问题。唐代流行的文体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还是骈体,而古文离开一般人的生活倒是比较远的。这个看法挺有道理。他说:《旧唐书》称赞的文人中,成就最高的就是白居易。《旧唐书》的《白居易列传》非常长,里面全文引录了《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文章就是浅显平白的文言体,对偶成分明显。《新唐书》对白居易评价不高,注重韩柳古文运动,实际上古文运动的文章很难读,韩愈的还行,柳宗元的已经难读了。王运熙先生研究唐代文学和唐代文学批评史,把这些观点都贯彻进去,对古文和骈文两者关系和特点多有分析。

徐连达先生是唐史专家,为人低调,谦和淡泊。历史系学问好的老师很多,但同有些老师接触时,会让人精神紧绷,但和徐先生谈话却感到特别放松。《旧唐书》点校结束回到历史系后,徐先生除了研究隋唐史的专题,还研究元史,到快退休时,成果特别丰富。他的《唐朝文化史》对我帮助很大。2005年左右,央视在无锡拍一个故事片,讲唐太宗李世民的,请我帮忙看看唐朝的礼仪等。唐代服装以紫色为贵,红色次之,但剧组都是乱穿的,必须及时改正过来。还有唐高祖李渊要起事时,王威、高君雅前来探听虚实,其中还有在一起喝茶的镜头,喝茶的习惯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些都是参考徐连达的《唐朝文化史》获得了解的。他的《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查阅很方便,还有《中国历史的205个细节》也写得很有特色。另外一部《大业风云》是用写传奇小说的方法去写通俗历史著作的。

周斌武先生去年刚以90高龄去世。他毕生刻苦治学,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有相当深的功力,同时又敏于接受新鲜事物,曾与数学系张国良先生合写《数理语言》一书。他不仅擅长书法,又会看病。我们学校向他求医问药的,包括了苏步青、谷超豪等著名教授。就在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我们学校有四对夫妇有不孕不育症,都是周先生治疗好的。周先生的叔父是太仓名医,他自己也喜读医书,除了读《黄帝内经》《伤寒论》,还常看朱丹溪和叶天士的著作,对药理亦有较多的了解。

中文系的吴剑岚先生,给人看病的经历比周先生更长,“文革”期间他和大家一起去长兴岛劳动,那里缺医少药,他就成了岛上农民们眼中的神医;而且他傍晚喜欢戴着斗笠帽在河边走来走去,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神秘。既然会看病,就不让他参加劳动了,专门给农民诊治疾病,还叫刘季高先生帮忙挂号。吴先生开的方子用药量大,而且经常用到羚羊角等名贵药材。周先生开的方子,药比较便宜些。

周斌武

丁锡根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也有将近三年时间,他回到教研室后,又参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老丁在业务上专攻中国古代小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倾注了他甚多精力,对研究古代小说颇有参考价值,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英德教授曾撰专文予以介绍。

我能够想起来的就是这些,都是烟云往事。

(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5年8月14日,原题《上海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的往事》,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文章分上、下篇发表,此为上篇,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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