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谍不休︱云南解放：大特务周养浩被俘，王蒲臣侥幸逃脱

重组北平站情报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保密局北平站转为地下活动。由于继任的站长徐宗尧弃暗投明，作为投诚中共的献礼，王蒲臣先前布置在北平的五个潜伏组织，先后被中共破获。

在此背景下，王蒲臣在青岛等地招募了一批家庭背景单纯的青年，经过短期训练，马上派往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其中一位特务叫王振华，化名王介民，担任北平站平津潜伏组组长。

1949年3月26日，王振华从青岛经过重重关卡抵达北平，3月底已经向王蒲臣发出第一份工作报告，说明经过数日的努力，已经重新建立起特务网络。他的工作人员遍布北平、天津和保定，每位特务都详细列出了本名、化名、年龄、籍贯、学历和社会关系等。王振华还提出一份《返（北）平后工作计划概要》，打算在未来的情报工作中分七个步骤进行。“不幸”的是，一个月后，王蒲臣从中共北平的地方报纸上得知，王振华已经被北平市公安局逮捕了！

王蒲臣又于1949年5月派出张百阳，重组北平站的情报工作。5月16日和26日，王蒲臣对张百阳分别发出两次电报译电守则，以《死去的太阳》和《虹》两书为密底，详细说明译电方式。没想到巴金的名著《死去的太阳》和茅盾的名著《虹》，竟然成为军统特务的密码本！同时为了避免中共的破译，王蒲臣强调：“为随时保持机密，底码译用时，应在起始点及终点作一记号，绝对不可重复使用。”他还要求特务熟记译法后立即焚毁，不可留下任何记录。

5月16日张百阳在向王蒲臣报告时，详细记载了执行潜伏任务的方式，包括他们以经商为职业掩护，运用亲友和社会关系从事特务工作。张百阳还报告了他的化名、身份、职业、地点和暗号；用粉笔将门牌号码数字记在门框右面，见有此暗号即在该处，没有就不在；对答暗号每周更换一次，以便确定彼此的身份；开设照相馆用来掩护电台等等。为了奖励特务潜伏，保密局规定，潜伏特务均比照原级发给双薪，“但其电台停止通报时，则一律取消双薪”。

另外一份《北平站布置潜伏组简报表》则按照名字、化名、经历、掩护职业、联系地址和暗号等内容，将潜伏特务逐一登记在册。一位真名叫凌子华的特务，曾经有好几个化名。北平站考察结果，认为这个特务“过去成绩最优，老练可靠，生活简朴，且抱牺牲精神”。他潜伏北平时，以收买旧物（北平称之为打小鼓）为掩护，联系地址在地安门大街路东杏花天23号，如有机要事项，找后院有人可以联系。在这份简报表中，类似的特务有八位。同时王蒲臣还在青岛和济南等地如法炮制，派出大量潜伏特务，和新生的中共政权对抗。

保密局机密会议记录

在四百多页的文件中，有三次1948年底保密局北平站秘密会议的完整记录稿，令我们得以了解保密局最机密会议的过程。

第一次是在1948年11月1日晚上八点，文件题目为《公密单位特别会报记录》；第二次时间为1948年12月7日下午一点，文件题目为《本站各部门负责同志谈话会记录》 ；第三次在1948年12月7日晚上八点，文件题目为《公密单位同志联合座谈会记录》。会议地点都在弓弦胡同15号，其中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是在同一天召开，可见会议安排之密。

三次会议均由站长王蒲臣主持。以第一次会议为例，包括三个议程：主席报告、讨论事项和闭会。参加者包括王蒲臣，有着公开身份的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和稽查处处长毛惕园等十四人。

在主席报告中，王蒲臣提出，在北平各公开和保密单位中的同志共有七百八十余人，为“应付此非常时期，势必要先准备万全以免临时仓皇失措”。与会者对以下诸多议题进行了讨论： 鉴于北平公开和保密单位的特务身份多已公开，要物色有职业年龄不在服兵役劳役者加入组织，彼此之间严禁发生横向关系，除负责人之外彼此不得联系，电请南京保密局局本部派新人来北平指挥，暂定弓弦胡同15号为联系地点，必要时由北平站另外指定新的地点，严加考核各单位所属人员思想言行，实行严厉的连坐连保制度，剪除短波收音机，建议国立各院校南迁。会议结果，除去物色新人员加入北平站一条通过外，其他提案均需要进一步研究而没有明确的决议。

另外，王蒲臣的属下特务，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潜伏计划建议。1933年2月就参加北平的特务工作、在兰州训练班接受戴笠训示的杨福全，1948年11月9日向王蒲臣提出五页的《对本站及各组潜伏工作之建议书》，就潜伏工作提出八项极为严密的建议。

由此可见，北平站上上下下的特务，对潜伏工作还是高度重视的。

周养浩被俘

王蒲臣逃离北平后，按照毛人凤的安排，先去青岛担任保密局青岛站站长，5月率领青岛站全体人员撤退台湾，9月再奉命去重庆筹办保密局重庆干部训练班。毛人凤担任主任，王蒲臣为副主任负实际责任。随着解放军逼近重庆，毛人凤下令解散这个训练班。12月9日，王蒲臣撤退到昆明。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天晚上，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刚刚抵达昆明的王蒲臣被俘。

当天晚上，卢汉就将原已掌握的国民党特务大部分抓获。至13日，共逮捕保密局、中统和国防部第二厅系统的特务两百余名，其中有二十多位有头有脸的大特务，特别是保密局西南局局长徐远举、副局长周养浩和云南站站长沈醉等六位特务少将，其中周养浩的被俘最有传奇色彩。

周养浩刚刚抵达昆明机场就发现情况不妙，于是把少将军服脱下来换上便衣，准备伺机逃走。不过，前来搜查的昆明警察最终在一辆破汽车里把他搜出来，因为他参加过镇压昆明民主运动，并亲自审讯过被捕的民主人士，不少警察都认识他！

王蒲臣侥幸脱险

和周养浩比较，王蒲臣就“幸运”多了。按照2010年台湾“国史馆”出版的《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三十五辑）的《王蒲臣先生事略》透露，王蒲臣这次在昆明被俘四十五天，直到1950年1月才脱险昆明，1月26日撤退到贵阳。究其原因，是王蒲臣“运用旧组织关系伺机回台”。

1991年，王蒲臣在他的回忆录《滚滚浪沙九十年》中，详细记载了他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重庆干部训练班结束后，王蒲臣带领保密局的几十位同事，搭乘国防部的军用飞机准备从成都直接飞往海南岛或台湾。不过此时成都机场等待撤退的人过多，于是国民党空军安排先飞往昆明，再从昆明分批撤退。王蒲臣早知道云南王卢汉态度暧昧，昆明并非安全之地，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变化会这么快，同时这么富有戏剧色彩！

1949年12月9日下午三点，王蒲臣飞抵昆明。在机场门口看到架着两挺重机枪，就有点疑惑。因为计划中下榻的旅馆已经住满，他们不得不在机场等候。当天晚上机场就被云南方面的武装人员全面控制了。

第二天，卢汉起义的消息正式广播了，云南方面的部队开进机场，机场中的人员失去了自由。王蒲臣马上命令部下焚毁密电本和机要文件，以及各自携带的会暴露身份的所有物件。

作为一位老特务，王蒲臣随身带有各种不同身份证明，此刻他只保留了一张青岛教员的假身份证，随后溜进厕所，把这个空白的假身份证填写好，再把私章和手枪等处置掉。中午时分，云南方面派来汽车，把这些人送到了翠湖边的原云南讲武堂的房子内，开始了囚犯生涯。其中有位仁兄不识相，看到居住环境太差提出抗议，云南方面回答：“朋友，请放明白一点，这不是做客！”

由于国民党部队对昆明有攻城乃至空袭的军事行动，城内一度比较混乱。这些被软禁人员，也有机会外出自由活动，王蒲臣借机寻找好逃离昆明的具体线路。与此同时，他对看守人员做了不少的工作。他首先告诉他们，他是这架国防部军机飞行员的小同乡，因此才有可能登机；其次，给这些看守人员代写书信，下棋讲故事，彼此感情变得非常融洽。有次王蒲臣还资助一位家庭经济困难的看守一些钱，帮助他度过难关。

1950年1月18日，王蒲臣看到昆明的报纸宣布，20日开始要对这些软禁人员编队，深知大事不妙，因为编队后一定要有坦白，其身份再无法隐瞒。他花一两黄金，行贿门卫，于1月19日逃离软禁处，随后搭车逃离昆明，再辗转贵阳，最后抵达台湾。

由此在昆明对国民党特务的大逮捕名单上，少了这位王少将，否则他很有可能与徐远举、周养浩和沈醉一起坐上若干年的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