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了哪些内容

记录五代十国史事的正史，宋人编修了两部，一是宋初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原名《五代史》，二是北宋中期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记》。欧阳修《五代史记》流通后，为加以区别，前者称为《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后者习称《新五代史》，简称《欧史》。《旧五代史》南宋后流传渐微，约在明、清之际亡佚，今所见者为清代学者邵晋涵预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等书辑出，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辑佚书。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正史

自公元九〇七年朱温代唐称帝，至九六〇年北宋建立，在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相继代兴，另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余个政权割据一方。这一时期全国分裂，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生艰难，史称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虽称乱世，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经过唐末五代战乱的打击，魏、晋以来以士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趋向瓦解，五代虽武人主政，但基本的文官体系与选举制度得以延续，入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取士数量的增长，下层士人入仕机会增加，官僚集团构成日趋庶民化，逐步完成了社会转型。相比于北方战乱，南方诸割据政权大都采取保境绥民政策，政局较为安稳，加上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南方经济、文化诸方面获得长足进步，延续了安史乱后经济重心渐次南移的趋势，对外交通与贸易重心也从西北转向东南。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及两税法的推行，土地制度、税收来源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至宋更有“田制不立”之说，租佃制发达，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程度下降，货币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以隋唐长安为代表的坊市制城市格局被打破，商业城市兴起，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奠定了宋代文化繁盛的技术基础。五代的唐、晋、汉三朝皆由沙陀贵族建立，政权基本特征是胡人主军事而汉官负责朝廷日常运作。契丹王朝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也成功建立胡汉双轨的政治体制。从唐末起长期割据夏州的党项族，其后建立西夏政权，也在西北与北宋相对峙，由此形成了与以往不同的天下格局。

记载五代史事的两部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重在文章义例，褒贬人物，激励士节，虽也有史实增益，但主要目的不在五代第一手历史文献的保存。薛居正《旧五代史》虽有许多局限，但其最重要价值是保存了以五代实录为主的五代各朝基本史实和原始文献，因而具备特殊意义。

《旧五代史》的编修

《旧五代史》的编修，据《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所载，宋太祖“开宝六年（九七三）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诏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宜令参政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等同修。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録》二卷”。《宋大诏令集》卷一五〇《修五代史诏》云：“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以何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其梁氏及后唐、晋、汉、周 五代史，宜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当时距北宋建立仅十三年，南唐、北汉犹割据一方，吴越尚未纳土，但政局已经稳定，具备了为前代修史的条件。

《旧五代史》由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延续了唐、五代以宰执监修国史实录的传统。薛居正（九一二—九八一），字子平，开封浚仪（今属河南）人。唐末帝清泰二年登进士第，历仕晋、汉、周三朝，官至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入宋后，乾德二年任参知政事，并在《五代史》修成后不久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宋史》卷二六四有传。薛居正不以史才称，仅因官高领衔，参与实际编修者除《玉海》所载五位，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还提到了刘兼和李九龄。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昉五人，《宋史》均有传。卢多逊初修史时任翰林学士，不久即升任参知政事。扈蒙在周、宋之际曾参与编修《周世宗实录》，李穆在宋太宗时曾知史馆，预修《太祖实录》，皆有一定史才。李昉在太宗时因主持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而名重后世。李九龄、刘兼传记数据较少，据宋人零星记录，知九龄洛阳人，乾德二年（九六四）进士第三人及第，有诗集一卷，不传。刘兼，开宝七年（九七四）修《五代史》时任盐铁判官，太平兴国三年（九七八）曾同知贡举。《渑水燕谈录》称“蒙、九龄实专笔削”，大致可信。诸人能在一年多时间内完成一百五十卷史书的编修，主要原因是有相对完备的五代实录可供改写删削。

五代虽属乱世，但史官制度运作良好，档案文献保存完备，历朝实录纂修不辍。宋初范质修《五代通录》有“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之说 ，王禹偁《五代史阙文序》也称“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据郭武雄《五代史料探源》考证，三百六十卷实录的细目为：梁李琪等修《梁太祖实录》三十卷、敬翔修《大梁编遗录》三十卷、阙名修《梁功臣列传》十五卷，后唐张昭远等修《唐懿祖纪年录》一卷、《唐献祖纪年录》二卷、《唐太祖纪年录》十七卷、《唐庄宗实录》三十卷、《唐庄宗功臣列传》三十卷、《唐明宗实录》三十卷，后汉贾纬等修《汉高祖实录》二十卷，后周张昭远等修《唐闵帝实录》三卷、《唐废帝实录》十七卷、《汉隐帝实录》十五卷、《周太祖实录》三十卷，贾纬等修《晋高祖实录》三十卷、《晋少帝实录》二十卷，以及宋初扈蒙等修《周世宗实录》四十卷。除梁郢王友珪在位八个月、梁末帝在位十一年以及周恭帝在位六个月实录未修外，史事记载大体完备。其中唯两种《功臣传》为合传，其余各书皆属编年体实录，仅在叙及重要人物亡殁或事迹时，略述其生平，是为实录本传。

《旧五代史》在编修中，根据五代实录作了如下加工：一是据各朝实录删节为各帝本纪，所缺梁末帝和周恭帝部分，则主要依据范质《五代通录》而成。五代仅五十三年，而本纪多达六十一卷，极见繁冗，在历代正史中为特例，故为后人所诟病，但也因此保存诸多史事细节，存实录之梗概，别具价值。二是据实录本传改写为正史本传，由于著述体例不同，加工较多，且曾努力贯通各朝纪事，补充诸人胤嗣入宋后官爵。三是分为《承袭》、《僭伪》、《外国》三部分，分记各割据政权和契丹及周边民族事。时后蜀、荆南、南汉虽已归宋，然文献有待整理，南唐、吴越尚未纳土，北汉尚处于敌对状态，故有关记载缺漏较多。四是编修十志，因五代实录中缺乏凭依，各志仅摘录相关文献拼凑成编，略具梗概，较为草率。

由于五代实录今均已失传，依据实录仓促成书的《旧五代史》，则因大量保存了实录遗文而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其在乾嘉朴学兴盛时期被重新辑录并列入正史的重要原因。

宋人对《旧五代史》的批评，可以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六为代表：“太祖诏卢多逊、扈蒙、李昉、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修《五代史》，而蒙、九龄实专笔削。初以《建康实录》为本，蒙史笔无法，拙于叙事，五代十四帝，止五十三年，而为纪六十卷，其繁如此。传事尽于纪，而传止次履历，先后无序，美恶失实，殊无足取。”宋仁宗时欧阳修负天下文章重名，复据实录和后出史料补充史实，更以《春秋》笔法为倡，崇一统，明血缘，敦士节，黜势利，新修《五代史记》出，风行天下，薛氏《五代史》渐趋式微。虽然金章宗泰和七年（一二〇七）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影响不到敌对的南宋，但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一记绍兴元年（一一三一）制举“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杨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而宋人所谓的《十七史》中并不包含《旧五代史》。至明初，官修《永乐大典》和王祎《大事记续编》还曾引及《薛史》，但流传已罕。据传清初学者黄宗羲曾藏《薛史》，《南雷文定》卷末有《十国春秋》作者吴任臣欲向他借书的便简，但今本《十国春秋》自注所引《薛史》皆据《资治通鉴考异》等书转引，并未参考原书。近代以来虽有一些捕风捉影的传闻，但都无从坐实。

清辑本《旧五代史》

清辑本《旧五代史》，是清乾隆间开馆编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邵晋涵（一七四三—一七九六），字与桐，号二云，又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举人，三十六年恩科进士。三十八年授编修，旋入四库馆，专职史部书编修事宜。自此至四十年七月，历时两年余，《旧五代史》辑成奏进。邵辑所据以《永乐大典》为主，他书为辅。据今人陈智超统计，所采凡六书，其中录自《永乐大典》八百二十二则，《册府元龟》三百一十八则，《资治通鉴考异》六则，《通鉴注》十二则，《太平御览》二则，《容斋随笔》一则，另有七则未注出处。

邵辑恢复《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原书次第的依据有如下数端：一、《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云：“凡记十四帝五十三年，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据此可知原书纪、传、志所占的卷数。二、五代各自成编，宋人屡有记述。三、本纪各卷起迄，《大典》在引录时，另起一卷处空一格，且重出年号，痕迹较清晰，今存本《大典》周太祖纪可以覆按。惟《梁太祖纪》因《大典》原编亡失，各卷起迄为邵氏依己意划定。四、列传七十七卷，存史臣赞五十一则半，涵盖五十二卷，据此可约知各卷所收人物传记及其大致先后。此外二十五卷，因史臣赞不存，邵氏采用了类推的方法。各卷的前后顺序，大致以后妃、宗室列首，次为创业功臣、元辅，末为败亡、叛逆之类，细节出入较多。类传部分，《世袭列传》当据《通历》所引作《承袭列传》，《外国列传》未见确切根据。五、十志占十二卷，其中四志无序，顺序大致按其它各史推定。现可确定《郡县志》属误题，《资治通鉴》胡注至少五次引及《薛史·地理志》。综上所言，虽然细节仍有出入，但就辑佚书规模之宏大，原本面貌之恢复程度，以及援据诸书考订史实之力求精密而言，邵辑《旧五代史》皆堪称乾嘉辑佚书之翘楚。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价清代辑佚学的成绩，以此书为最优，并非溢美之辞。

当然，清辑本受当时学术条件和政治环境限制，存留遗憾也颇多。举其大者有四：一是漏辑，如今存《永乐大典》残卷有《王弘贽传》、《王令谦传》，辑本传文提及者有《刘遂凝传》、《刘遂雍传》，辑本皆未辑。而如安重诲、赵凤、慕容彦超诸传，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中尚有较多传文失辑，今人推测可补充佚文或新补传记者或近百篇。二是误辑，今知误录或部分误收《新五代史》列传者至少有九篇，即《马重绩传》、《西方邺传》、《张敬达传》、《萧希甫传》、《安彦威传》、《崔棁传》、《扈载传》、《吐蕃传》和《党项传》。三是涉及民族问题的讳改。乾隆一代文网严密，四库开馆时督促尤峻，乾隆帝甚至亲自过问，故馆臣畏祸而多删改原文。今存清辑各本皆有程度不等的改篡，而以公开印行的殿本为最。所改类型，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已有系统的揭发。四是未能充分利用《册府元龟》校勘。《册府元龟》保存了大量五代实录和《旧五代史》原文，前者又是后者所本，故皆可作为校勘文本的依据。四库馆臣虽已措意，但仅在《永乐大典》不存部分，如《梁太祖纪》，援据《册府元龟》拼合辑录，未能据以通校全书。陈垣在一九三六年提出《以册府校薛史计划》，陈尚君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也主要采据《册府元龟》加以补辑校改，所涉较广，在《旧五代史》文本认识上均较清辑本有所推进。

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遵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总则体例，仍以清辑本为基础展开。就目前调查所知，清辑本具代表性版本有以下诸本：

一是一九二一年南昌熊罗宿影印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七月四库馆缮写进呈本（简称影库本），原本今存江西省图书馆，辑文大多注明辑自《永乐大典》及其他文献的卷次，涉及政治违碍的内容大都已有改动，但不及殿本彻底。熊罗宿影印时，个别明显误字已做了挖改，四库馆臣进呈御览时恭录的校订文字和增补史实的黄色粘籖（简称影库本粘籖），移置附于书末，另有部分辑录过程中随文所作考订文字的浮籖（简称影库本批校）及卷二七至卷二九的考证（简称影库本考证），亦一并附于书后。

二是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殿本为清代通行的版本，讳改最严，且删落了辑自文献的出处，但在乾隆四十年进呈至四十九年刊布间，四库馆臣有进一步的校勘复核，保存了《四库》本最后写定时增补的《淳于晏传》、《石赟传》、《张砺传》文，文字上亦有一些补改及优长之处。

三是一九二五年刘承干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刘本源出抱经堂卢氏钞本，又据殿本做了大量的校补，商务印书馆据以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流通颇广，但体例芜杂，校勘价值有限。

四是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孔荭谷旧藏钞本（简称孔本），系孔氏辗转得自四库馆，后经邓邦述等递藏。虽文字脱落、讹误处不少，但保留了辑自文献的出处，另在卷九二尚存影库本已删落的《崔居俭传》，卷一四三记录了辑自《永乐大典》的卷页数，并间有朱色校语，揭示了较多讳改前的面貌，据此可以推测是据较早辑录的稿本抄写，部分文字保留了较原始的面貌。另有章钰过录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

五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邵晋涵旧藏钞本（简称邵本）。此本原系吴兴陆心源皕宋楼旧藏，所钤印鉴有“正定经文”、“邵氏二云”、“晋涵之印”等，疑是邵晋涵携出的工作本。文字大体同于影库本，讹脱衍倒之处甚多，多用朱墨色笔校正，唯卷九六已删落《郑玄素传》。

六是上海图书馆藏彭元瑞校钞本（简称彭本），系四库馆臣彭元瑞钞存录副，钤有“知圣道斋藏书”朱文印、“遇者善读”白文印，文字与邵本同出一源，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经其以朱笔再作校订，主要据《册府元龟》校正部分文句，并增补《淳于晏》等传。

点校本《旧五代史》整理工作最初由陈垣、刘乃龢承担，一九七一年后转由复旦大学完成，于一九七六年出版。整理工作虽受时事影响，经历曲折，但仍达到较高学术水平。除仔细进行版本校勘外，另据《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五代会要》做了他校，注文部分除保留影库本原有文字外，还在避免重复的原则下，根据殿本、孔本（系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章钰过录本）、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等作了增补，分别注明出处。整体上分段精审，标点允当，是一个较为完备的通行本。

本次修订仍以影库本为底本，以殿本、刘本、孔本、邵本为通校本，以彭本为参校本，又据《永乐大典》残卷、《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五代会要》等传世文献作了更为充分的他校，碑碣墓志可资校订者，亦多有参酌，分段、标点等力求更为妥善精确。修订中还参考了近代以来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和《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郭武雄《五代史辑本证补》、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等论著的校订成果，以及见诸专书、期刊的点校意见。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标注，谨此一并致谢。孔本、邵本流播海外，本次修订得以复制通校，也向提供复制的藏馆表示感谢。

（本文系点校本《旧五代史》修订前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