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鲁前 | 从上海到延安

我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经常给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虽然没有像电影里演得那样轰轰烈烈，那一点点的小事汇聚起来，而且还有许多的亮点，在我们记忆的长河里却永不磨灭。我还曾根据父亲的讲述，到山西重走了他参加抗战的道路，更深刻地感触到他和战友们所经历的艰险困苦。所以我一直想把父亲的革命经历记录下来，给自己和孩子们留下一些可怀念的东西。

1. 行伍生涯

我的父亲原名冯锦昌，1919年4月出生于扬州。我的曾祖父是锡箔纸手工业*者，家里还算宽裕，所以我爷爷和大爷爷都有点文化。后来他们参加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军，我爷爷是个军需官，大爷爷的官阶还要高。

注：锡箔纸手工业：过去江浙一带流行的一种手工业，用锡箔纸制作冥钱用以祭祀鬼神。

1927年夏，我爷爷的部队驻扎的上海郊外，他们的师长得了霍乱，上吐下泻，紧急送到上海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就死了。我爷爷的部队是福建地方军阀归顺的，不是嫡系。师长死了，部队一二个月不开饷，许多人就溜了，哪里开饷到哪里去。

我爷爷跟大爷爷通了气，举家到广州投奔他。到广州一路打听，找到大爷爷所在的军营。刚到门口，就听军营里枪声大作，没多会儿，一群脖子上系红带子的士兵跑出来，边打边退，后面的追兵开大汽车追上去，车顶上架着机关枪，车门边站着手舞大刀士兵，追上负伤的红带子就是一阵大刀乱砍。父亲那时候也就五六岁，他亲身经历这一惊险的场面，久久难忘，所以总跟我们提及。我查找了一些革命史资料，怀疑这一事件可能是广州起义，但父亲那时还太小，很多细节不能确定。后来找研究民国史的朋友查找两位爷爷的履历，也都没有结果。不管怎样，两位爷爷的行伍生涯或多或少对父亲的成长产生过影响。

经历了那场变故之后，大爷爷从此没了音信，也没有抚恤金和阵亡通知书，家里人也不敢打听。我爷爷不敢多停留，又拖家带口回到了扬州，从此离开了军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部及烟厂旧影
图片来源：回忆家的博客

2. 上海生活

后来，我爷爷在上海谋了一份差，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老板家当门房，既看家护院，又接送应答，收收发发。他在杨浦区大连路靠近黄浦江边租了一套房，是一种木板搭建的联排房，一楼进门是堂间，做饭吃饭的地方。楼上是卧室，我父亲就在楼梯下搭个床睡。这种木板房不隔音，邻居吵架听得清清楚楚。

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05年在香港创建，1918年迁至上海，是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品牌之一。我父亲所说的大老板应该是简玉阶。

父亲跟我们说，冬天住在这木板房里很冷，家家都用大碗养几颗水仙花球，白天端到门外晒太阳，晚上端回屋里免得受冻，等到春节时这几颗水仙花就会开出一盆白色的花朵，给家里增添无尽的喜庆。每到大年初一吃过早饭，我爷爷便带着我父亲去给大老板拜年。烟草公司大老板住的是带院套的公馆，老板在客厅接待拜年的客人。客厅里那叫一个气派，每个茶几上一大盆水仙花盛开，屋里弥漫着花香。在公馆里服务的佣人、厨师、警卫、跟班排成一排，依次给老板拜年。我父亲跟着我爷爷也给老板拜了年，老板旁边有两个大筐装满银元，大人赏两块，孩子赏一块。这波拜完，下一波人又来了，是工厂里管事的和工头，等都拜完了，全体人到院子里看舞狮表演。公馆的二楼窗户伸出一根竹竿，竹竿挂着一个大大的红包，舞狮队摞桌子、椅子，几次都够不到，竹竿越来越高，然后再加桌子，看着都危险，狮子最后终于叼到了大红包，全场一片欢呼。

3. 工会活动

1930年夏，我父亲初小毕业了，年仅11岁，被爷爷送进了上海天一印刷厂做徒工。这份工还是托烟草公司大老板的情才得到的，在这之前，我父亲的小表哥丁力已经进入烟草公司当了工人。

上海市杨浦区榆林路308号  原华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摄影：席子-上海
华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35年由天一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与华胜橡皮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而成。该建筑已被列入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名单。我父亲应该在这里工作过。

天一印刷厂是英国老板开的工厂，号称在中国是天下第一，它有当时最先进的胶板印刷机。我父亲就是在胶板印刷生产线上学徒，工头是个外国人，称“南摩万”，就是英文的No. 1，二工头是中国人，称“南摩吐”。操作中所有指令都是英语，好在我父亲机灵，有点文化，技术活一教就会。开始学徒一个月只给11块铜板，1块铜板1毛钱，这些钱只够吃早点。出徒后一个月挣2块大洋，能买50斤一袋的洋面。

我父亲不光机灵，还挺闯荡。十六七岁时，工厂有急件时，就让他跑腿，最远去过北平。上海天一印刷厂最大的客户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他们印制烟盒，因此印刷厂的工人经常参加烟草公司工会组织的活动。那时，小表哥丁力已是烟草公司工会的小头头了。这哥俩不光参加工会组织的学习，还参加工会组织的游行。

后来我爷爷发现父亲总是很晚回家，就觉得奇怪，一打听才知道他参加工会了。爷爷拿着棍子打我父亲，还骂道：“你想造反呐！小赤佬！”当时国共正在残酷地厮杀，我爷爷不想大爷爷的悲剧在他身上重演，就不让他去工会活动。但是棍棒也阻挡不了青年的理想，我父亲于1936年5月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从这时候起他就正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1936年2月，由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发起在北平成立，其成员和各级组织遍布全国各地。

1937年8月14日《申报》报道日军进攻上海
资料来源：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4. 飞行集会

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了淞沪会战，几十万国军在上海外围与日本鬼子展开激战。共产党组织了“上海各界人民支援前线慰问团”，我父亲也参加了慰问团，在苏州前线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还进行募捐和慰问伤兵等活动。后来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失利，部队向南京撤退，我父亲根据组织上安排又回了上海。

到上海已是晚上，市区进不去了，就在闸外呆了一宿。很巧，在这里遇到了小表哥丁力，他告诉父亲明天要去法租界游行。第二天上午，这哥俩就到了法租界，沿着游行路过的大道两旁贴标语。我父亲在他肥大的裤兜里装有一罐浆糊，见周围无人，若无其事地靠近墙边，突然往墙上抹一道浆糊，后面的小表哥也趁人不注意，刷的一下，一张标语就贴上了。走到临街凹进去的一排车库旁，还剩几张标语，他俩决定都贴在这儿了。一个抹浆糊，一个贴标语，贴完了转过身时，三个巡捕站在他俩身后了。正在这时，海关大楼12点的钟声敲响了，街上呼啦啦聚起了游行的队伍，领头的法国巡捕叮嘱一个中国巡捕把小哥俩递解回巡捕房，他和另一位中国巡捕去对付游行群众去了。

在递解的路上，那个中国巡捕说，不要怕。又问，你们都贴了什么标语？一看有“誓死保卫大上海”、“打倒大汉奸殷汝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条不行，赶紧撕了，塞进下水道。丁力把标语撕了塞进路边下水道，我父亲也趁机把兜里的浆糊罐扔了。他俩被押解到巡捕房后，关在半地下室的牢房里。过一会儿，巡捕送来一兜子面包和水果，说是马路对面的几个人送来的。他俩扒小窗户往外看，马路对面有三四个人在向他们招手，估计也是参加游行的工友。法租界的法律规定，拘留不允许超过24小时。第二天中午一过，在巡捕房开庭过堂，法官看了那两条标语“誓死保卫大上海”和“打倒大汉奸殷汝耕”，这两条都不违法，宣布当庭释放。亏得那个好心的巡捕告诉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条标语毁了，否则就得把他们移交日本占领军。

父亲鲁前在奔赴延安前的留影

5. 奔赴延安

自从参加淞沪会战前线慰问团，我父亲就离开了工厂。游行事件后，党组织安排他进入“上海康悌难民收容所*”工作。这个难民收容所在租借地，是党的地下联络站。在这里我父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鲁前，因为我奶奶姓鲁。改名字是担心参加革命后会牵连家里人，给他们带来危险。

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大批难民涌入法租借，上海的救济组织在康悌路（今建国东路）设立了难民收容所。

1938年4月，党组织找我父亲谈话，说组织上要选派一批工人到延安进行培训，问我父亲愿意去不，如果同意去得自己筹集到香港的路费。我父亲当下就同意了。当时南京已经被日军占领，离开上海只有走水路，先乘船到香港，然后到广州，坐火车到武汉，再到西安。我父亲手里的钱不够，把一件新织好的毛衣当了，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临行前，我父亲给家里寄了一封信，大意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下定决心从军报国，希望家里人不要挂念他了，就当为国捐躯了。小表哥丁力也被组织上派到了新四军。

1938年4月8日，父亲一行14人，装扮成工人、商人的模样，在淮海路一处地点汇合。他们汇合时拆分了一部电台，每人保管一部分零件，被告知，如果在船上遇到日本人登船检查，可以把零件扔到江里。他们乘坐的是英国人的大轮船，轮船行到黄浦江口时真遇到了日军巡逻队检查。他们都聚集在甲板上，一旦日军登船，他们就要尽快地把电台零件扔到江里。还好，英国船长与日军巡逻队交谈了几句，巡逻艇就开走了。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影
原为日租界大石洋行，1938年元旦办事处迁入改址。
图片来源：荆楚网

我父亲一行人到香港后，由当地的党组织将他们安全地转送到广州，在广州坐火车到达汉口。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每人发一套新四军夏季军装，军衔不是少尉和就是中尉，原来国民政府规定新四军的士兵不允许随意南北调动，军官可以到延安培训。汉口有直达西安的火车，火车刚开出汉口便遇到日军飞机的扫射，幸好国军飞机赶来，赶走了日本飞机。4月30日，他们到达西安，当晚露宿在莲花公园，第二天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换了介绍信，便开始了去往延安的八百里行军。为了减轻负担，他们把拎的手提袋、包裹委托给去延安的汽车送到朋友那里。他们则一身新四军军装，排着队，唱着歌，轻装前进。走到富县茶坊这里就是八路军的地界了，在哨卡验了他们的西安八办的介绍信后却不让他们过卡。原来他们带了一部电台，当晚延安与汉口八办确认后，才给予放行。

陕北公学的学员在排练大合唱
图片来源：延安大学档案馆

6. 陕北公学

到了延安后，我父亲被分配到陕北公学27中队学习。陕北公学在延安城里西城门下的城隍庙里，这一期安排了三个中队集训。在这里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民众运动及社会科学等理论。陕北公学是为基层培养组织干部的学校，在延安同时还有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和鲁迅艺术学院。

我父亲是27中队的宣传员，也叫拉歌员。开会时他与中队长并排坐在队伍前面，一有空隙立马跳起来指挥中队的大合唱，与另外两个中队比赛。他上衣口袋里装着一根自己做的指挥棒，到赛歌时，大家都看他的指挥棒，二部轮唱、三部轮唱，唱得齐不齐全在他的指挥棒。他这本事还是在大上海学的呐！在陕北公学不光要学习，还要参加劳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就是他们参与修建的。

1938年8月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之一有罗光达，后来曾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27中队同期学员里还有徐少甫，后来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

西战团成员合影（前排左一是我母亲，左三是我舅舅）
图片来源：《王昆》中国电影出版社

7. 加入西战团

9月份，陕北公学的短期培训班结束了，我父亲又被安排进中组部培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调入西战团做支部组织委员。西战团全称为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于1937年8月组建，是由记者、诗人、作家、艺术家组成的文艺团体。文学家丁玲（文革后全国政协常委）任主任，左联作家吴奚如（文革后湖北省政协常委）任副主任，王玉清（文革前冶金部副部长）任秘书处长，西战团集中了八路军里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1938年5月至7月在西安搞宣传，搞得西安市青年学生和东北军官兵成群结队地投向延安，蒋委员长着急了，责令西战团择日上前线。西战团1938年9月第一次上前线，在晋中和晋东南宣传抗日，鼓动民众。1938年11月，西战团回到延安后准备二次上前线，这次是要真正地到第一线，因此人员做了调整，补充一些年轻的文艺骨干。由作曲家周巍歭（文革后文化部代部长）代理西战团主任，王泽江（文革后武汉大学校长）任支部书记，李唯（文革后沈阳市司法局局长）任团秘书。（未完待续）

撰文：冯涛、冯思飞

编辑：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