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社会学家可以协助谋杀吗？

7月17日，微信公号“赛先生”以《中国的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为题发布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谢宇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内容。 谢宇凭借严谨的量化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程度和特点，在网络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谢宇教授目前已正式入职普林斯顿大学，近日《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对他的专访，其中涉及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中国发展智库存在的困难、“大数据”概念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的均值和差异等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在谢宇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秉持科学的精神，追求客观性，让学术回归学术本身，不能过于强调实用性，太强调为政治、经济服务。由于偏见、偷懒或缺乏训练等原因，很多需要用系统、客观、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的社会现象没有人研究，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太多空白。

在美国，智库是社会科学学者影响社会的重要方式。谢宇指出，做智库首先需要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作为学术基础，同时需要中立的态度，但中国的智库因为政治性的特点无法客观地提供不同意见。无法建立具有学术基础的、非政府行为的智库，社会科学就无法为政府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提供有效的帮助。

谈到中国的统计学，谢宇认为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数据的收集者和政府的职能部门都将不公开数据作为掩盖自己工作弊病的一个手段，必须通过一些制度和观念的转变，让学者公开数据称为一种文化，对不公开的行为应该进行谴责。

对于国内风靡的“大数据”的概念，谢宇认为“大数据”应该是指“不是专门为了研究收集，而是本来就有的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中自然产生的数据”。他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的量化方法没有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大数据并不能完全替代小数据。做大数据得先从小数据做起，有大数据就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是危险的。

在社会学研究中，谢宇认为“差异性”比“均值”更有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不仅指人与人本身的不同，还包括每个人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受柏拉图影响而产生的社会物理学强调对“平均人”的研究，但谢宇认同高尔顿把达尔文进化论强调个体间的差异的观点移植到社会科学中的做法，认为在研究社会学问题时，“平均值贡献有限，个体的特性、差异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社会学家可以协助谋杀吗？

社会学家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去年出版的著作《在逃：一个美国城市中的逃亡生活》（On the Run: 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以民族志的方法深入描写了贫民社区中黑人青年的生活以及他们与警察和法庭等权威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学界受到如潮的好评，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今年六月，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史蒂文·卢贝特（Steven Lubet）对戈夫曼发难，指责她“参与策划了一场未遂的谋杀”，思想市场6月8日的国际思想周报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169）

近日，“政见”微信公号发布了刘冉的《社会学家可以协助谋杀吗？——关于研究伦理的争议》一文，再次梳理了这场席卷美国社会学界的风波始末，并深入讨论了这一事件背后的研究伦理问题。

学术诚实和保护研究对象的两难

卢贝特的指控根据的是戈夫曼书中对黑人青年“查克”（化名）遭 仇人枪杀后主动参与复仇活动这一情节的描述。查克是戈夫曼亲密的朋友和室友，查克遇害后，戈夫曼曾和他的朋友麦克一起去寻找仇人，为他开车，并在书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复仇的渴望”。

卢贝特指出，如果描述属实，根据宾州法律，即使事实上无人死伤，戈夫曼的行为也已经构成了协助策划谋杀的重罪。面对这一指控，戈夫曼专门撰文回应称，在她看来这场寻觅只是一场 “哀悼仪式” 。但这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书中的描述是否为了给读者营造一种紧张的错觉而存在夸大？

一方面，在对边缘人群和犯罪行为进行民族志研究时，学者似乎难以避免地会卷入某些违法行为。对此应该如何处理，学界并没有十分清晰的规定；另一方面，民族志研究伦理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了保护研究对象，许多民族志研究都是无法复制和求证的，其结果是民族志研究的可信性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学者的人品。

也就是说，面对质疑，戈夫曼无法透露研究对象的身份或提供原始证据来洗清自己，同时她也承认，为了保护这些青年，她在书中故意修改了一些可能回暴露他们真实身份的细节。

事实上，在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要想彻底隐藏研究对象的身份几乎是不可能的。卢贝特很容易就找到了戈夫曼的几位研究对象，但在她的要求下同意不公开这些信息。但《纽约杂志》也设法查出了查克的真实身份，对查克母亲和朋友的采访证实了戈夫曼研究中细节的真实性。

但是，卢贝特通过对查克的死亡过程的调查提出了更多的质疑。这些质疑已经不仅仅是针对戈夫曼个人的研究，而是关乎整个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可信度问题。

西切斯特大学人类学教授 Paul Stoller 在 《赫芬顿邮报》 上对此进行了讨论，认为民族志的意义并不是呈现百分之百的事实，而是让人们了解原本陌生的人和事，让不同文化能够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进行对话。

对于 《在逃》 的质疑已经渐渐冷却，也并未伤害到戈夫曼在学术界的地位。但是，如何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社会边缘群体进行学术研究，如何在保护研究对象的同时建立更严格的学术调查机制，如何在社会学研究中更客观地理解和呈现事实，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反思的问题。

从马云被“逼捐”谈“富豪慈善”的本质

天津爆炸事件发生后，马云微博下出现了大量“逼捐”的留言。网友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各路自由主义者的谴责。这些人认为用“道德”来“绑架”富人侵犯了神圣的“私有财产权”。

面对争议，破土网发表了林岛的《马云们的慈善，改变不了民众被“倒提”的命运》一文，试图揭露“富豪慈善”的人性光辉背后试图维持“不平等”制度的本质，辛辣地讽刺了中产小资被富人们的慈善行为蒙蔽而猛烈反对“逼捐”言论的行为。

“倒提”一词来自鲁迅的同名杂文，其中写到当时的租界里，来自西洋的很多慈善家们是很怕看到虐待动物的，看到“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的人就要罚款。这引起了一些华人的愤怒，认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人的地位还不如鸡鸭。鲁迅以为，西洋慈善家之所以恩宠鸡鸭，是因为它们不能言语，不会抵抗。而人能组织，能通过反抗获得平等，因此得不到慈善家们的怜悯。

林岛指出在当下的中国，富人们一方面在媒体上表现得乐善好施，一方面却不愿意改善自家工厂工人的生存条件，并引用一位美国富豪的剖白来解释这种悖论，“当我对一些人的贫困状况深深担忧时，就会反称出自己处在美好又温暖的人性光辉中：我乐意为他们慷慨解囊。…… 但是‘不平等’则截然不同，每次提及‘不平等’这个词其实都会触及一个论题，即我的收入是否正当、是否合理？”

而一些中产小资们，在富人的慈善和布施活动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却看不到富人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有意维持社会不平等制度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