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群题辞册》：“反蒋”的暗线，藏在邓演达的朋友圈里

如果不以“闽变”作为搜藏的画线，那倒可以以“反蒋”作画线。但如果只是从理念上说这条“反蒋”的暗线，总不如从实践中的人事脉络上来加以说明。那就得找出一个《题辞册》上没出现的人，但他和上述的每一个题辞人都可以说是气类相感，理念相连。而这个人就是邓演达。

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滇西博物馆领衔筹办抗战文物展览会。其间当事不耻下问，祈小轩征借有关文物。以事关大义，义不容辞，乃恭检所藏，用以应命。数十品中，有八开墨迹题辞册，而题辞者大都为战时砥柱，其关系之时、地、人皆有足记述者。然当时展览限于篇幅，未及详言。今翻阅展览图档，忽兴补跋之念，谨掇短文，用申微慕，亦兼飨读者。

该册题者有﹕周恩来、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黄琪翔、萨空了、张文元、黎寄吾。而受题者是文尧先生。

首页是周恩来行书题辞：

模范的广西，现在已成西南抗战的重心，今后必为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无疑。文尧先生，周恩来。廿七，十二，九，于桂林乐群社。

题辞一句计卅二字，连题款也只是五十字。当中逗作三个分句，说出了三层意思，就是环绕着桂林的过去——现在——未来而说话。

首说“模范的广西”，是指十年来广西的建设。因其时广西已有“模范省”的称誉。“模范”一词是始见于1936年美国《纽约时报》远东特约记者的考察报道。其时广西是政简刑清，苞苴不行，广受称赞。

像胡适在《广西的印象》文中也说：

“广西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俭朴的风气。一进了广西境内，到处都是所谓‘灰布化’。”又云﹕“上至省主席总司令，下至中学生和普通士兵，一律都穿灰布制服。”“提倡俭朴，提倡土货，都是积极救国的大事。”

按﹕胡适说的“灰布化”的土布，是指当时广西大小官员以至庶民，都自奉俭素，是当时广西的风气时尚，也即是和谐建设的精神所在。所以，周恩来题辞首冠“模范”两字，是对蒋桂战后十年的广西建设的肯定。本来，周是从延安过来的人，类此艰苦奋斗的现象，该是司空见惯而知之稔矣的。然周仍袭用国统区对广西惯用的称呼以表达推崇。这可视作是周恩来儒雅亲和和虚心的本性，他谨言慎行，就是不会有像列宁、鲁迅那种峥嵘和挖苦的词锋。

接着的第二分句是﹕“现在已成为西南抗战的重心。”

这话出自胸罗全局的说法，说出整个形势。其时是1938年11月，上海、广州、武汉已相继沦陷，抗战已进入相持。桂林是能连通西南、华南的枢纽城市。海外战略物资，也只能由越南海防入口桂林，或者由香港进入桂林。桂林成了抗战的生命线。地理因素令桂林变得重要，此外也有政治因素和人文因素。周恩来的题辞是一个时局判断。

句末说，“今后必为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无疑。”是又重提“模范”两字，是鼓励和祈望，其“必”字反映出题辞者的判断和信心。这不仅仅是善颂善祷，也是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而考诸日后广西的表现，也确实不负周恩来的所望。就在题辞后不久发生的“桂南会战”、“重夺昆仑关”就是证明。而且“桂南会战”是没有共产党参与的战事，让人看到一种周恩来式的统战功能在起作用。在此，且插叙一说“桂南会战”。

桂南会战发生在1939年11月8日，距周恩来的题辞未及一年，当时日军集结十万兵力，在钦州登陆，攻防城、钦县，再越过十万大山攻陷南宁、昆仑关。我方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指挥反攻，而李济深、陈诚为之协助督战。使蔡廷锴任东路军总指挥，夏威为西路军总指挥，徐庭瑶为北路军总指挥，三路围敌于邕江北部。12月18日拂晓开始三路夹击， 经四昼夜苦战告捷，毙敌四千余人，收复昆仑关。由于我方是仰攻，伤亡多达一万四千余人。此役可谓壮烈，也可谓惨胜。而衰颓的人心，因以鼓励。

是役也，诚如周恩来题词谓（桂林）必成为“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的预言。

周恩来题辞后面的题款是：“文尧先生，周恩来。廿七，十二，九，于桂林乐群社。”

据知，这位受题人文尧先生就是乐群社的经理。然则乐群社又是怎样的地方？

乐群社在1930年代初由程思远创办于广西南宁，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是该社正副理事长，而程思远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兼乐群社总干事。乐群社是酒店式的俱乐部。而桂林的乐群社建于1935年，是广西政府的高级招待所。中有住房、餐室、电影院、茶座、球场等。

据程思远回忆，周恩来到桂林曾下榻于乐群社。程说﹕

我是桂林乐群社的理事长，乐群社主楼三层是接待部。周恩来在一九三八年冬第一次到桂林时，也曾住过乐群社，他就是在那里接见陈迩冬的。主楼左侧有中西餐厅，右侧是一小礼堂，原来专演话剧，后改为放陕西片的场所。特别是晚上的“草地会”，是桂林文化人会友品茗的好去处。（见程思远《我的回忆》142-143页）

然而，现时的一些记载，都说周恩来三到桂林（解放前），均住在八路军办事处（桂林市的桂北路138号）。人们有怀疑，在乐群社这个新桂系的巢穴之地，怎会让周恩来和他的秘书、机要人员、电台、警卫等能够有所方便？何况周恩来更要接见地下人员。人们颇怀疑程思远所云，质疑周恩来是否曾住过乐群社。

但册页为七十多年前的历史提供佐证。要是周恩来不住乐群社，那乐群社的文尧经理何以能夤缘得到题辞？

而这次是周恩来初到桂林，查其行程，第三天（12月6日）是应蒋介石约，第五天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第六天，曾在乐群社为乐群社经理题册。

翻过一页，李济深的题辞云﹕

别来国事不堪闻，逝去流光忍细陈。无限江山无限恨，重游羞作避秦人。

“羞作避秦人”，其意是要申明他所持的并不是遁世观念。揆诸桂南会战，先生与陈诚合力襄赞白崇禧，帷幄运筹，功在史册，当然不是什么“避秦人”，他这话只是“避秦人士却狙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也是以桃源反喻桂林山水之美。

周说桂林是“西南抗战的模范根据地”，那是纯指抗战军事而言，而今李济深的诗却是从人文角度来说桂林。事实上当时的桂林已有“文化城”的叫法，这且要解说一下。

在广州失守之后，桂林已成为大后方之枢纽。从前桂林人口仅七万，1938年底（即题册之时）已激增至十二万，这就使该城的救亡文化盛况空前（至于香港沦陷，又有大批文化人士撤到桂林，人口达三十万，那是后话）。桂林被称“文化城”，这当中必有大力人士为之造就施为，而这些缔造的衮衮诸公，当中就要数李济深。

当时和逃难文化人联系的主要是李济深、李任仁、陈邵先等元老人物。文化界有疑难总是找李济深帮忙解决。像周恩来这次到桂林，李济深就为周举行了欢迎会，也与周同场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而周的统战工作也是以李济深为重点。李济深甚至和何香凝一起领衔，为左派“文协”发起国旗筹金游行，与柳亚子、田汉和一些地方知名人士走在队前。李济深在桂林确非“避秦”，而是在“狙秦”，他在运筹帷幄之余，还和老百姓同呼吸。

接着一页是蔡廷锴将军的题辞。这位百战之身的将军，在《题辞册》上题“军民一致共同杀敌”，虽然“一致”、“共同”微嫌重复，但将军一语足见军人本色。款署“廿八年元月十五日”。让人缅想戎马倥偬的将军，其挥毫矢言杀敌，这是羊叔子般的裘带雍容，当中就很有横刀草檄、倚剑题诗的况味。

再又翻上一页，那是黄琪翔将军的题辞。

黄琪翔将军（1898－1970），广东梅县人。北伐时任第四军（“铁军”）军长，他追随邓演达，后参加“闽变”，也参加“八一三”抗战。1943年中国远征军建立，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1944年5月发动“滇西缅北战役”，苦战逾半年，歼日寇精兵五万余，收复失地两万四千平方公里，战果震惊中外。后来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的“自由勋章”。而战争结束，黄琪翔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是真个解甲归田。1957年被划为右派，晚年躬逢“文革”，又饱受凌辱，天天被罚洗厕所，做苦役，要检讨、要请罪。终于侘傺以殁。读宋人辛弃疾贺新凉词：“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仿佛为今日黄琪翔将军作咏。

又再翻一页，也是一位将军题辞，那是陈铭枢将军。题辞曰﹕

岁岁南朝祀岳神，石顽依旧寺容新。风云络绎移居者，莫道桃源可避秦。游南岳绝句之一。“认”误写“道”。文尧先生。陈铭枢。

陈铭枢在军中人称“佛爷”，缘于1922年6月，陈曾离开粤军第一师第四团，赴南京从欧阳竟无学佛。取法名“真如”（后来沿用）。题辞册上的“石顽依旧寺容新”，渊渊见道心。所谓诗的大意是指“寺容”历久翻新，那只是俗人的趋慕，其实并无功德可言，因为法性并不在此。而“石顽依旧”倒是喻得法性的所在。以“寺容新”比对着“石依旧”，那就是现象和本质的比对，是能形象地说明，这就像法藏以镇殿的金狮子为例向武则天解喻﹕“狮子相虚，唯是真金。狮子不有，金体不无。”

此外，题辞册的最后尚有张文元画，画题“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也有萨空了行书题辞：“贡献力量于抗战就是自救。”但以篇幅关系，在此不详论列。而到此，《题辞册》本身已可为我们引申出问题。

首先，《题辞册》可能是经过选择性的汰留。因为册主是“乐群社”经理，而“乐群社”实为桂系高层聚集的俱乐部，何以此《题辞册》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桂系人物题辞？说到此，也许旁人会用李济深的题辞相质。李是广西人，但不等于就是桂系。李和桂系人有渊源，深受桂系的尊重，桂系人士长期以来都唯他马首是瞻，但作为桂系重要人物的黄绍竑也公开说过，李任公不是桂系。其实李济深一生功业都在于广东，他以广西人而能在粤军中做事，当时也让许多人惊讶。

说远了，我只想从《题辞册》上有桂系题辞与否，用以证明《题辞册》是否因惧祸而有过汰留。

似乎《题辞册》的汰留是把“福建人民政府”的重要官员题辞保存了下来。且让历史“倒带”，在当日“闽变”大会上宣布﹕李济深是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席，也兼任最高法院和国卫局的主席。陈铭枢、蔡廷锴、黄琪翔等十一人为国府委员。当日成立大会上，大会主席团主席就是黄琪翔。而上引的几位重要人物，又恰是题辞册上的题辞人。

凑巧吧？当年“闽变”的几个主要人物的题辞都被留了下来。这事有趣，也有些苦涩。许多朋友见了这《题辞册》，都设想《题辞册》主人在汰留之间，可能对“闽变”有另一种的价值钟爱。

其实，“闽变”是个尴尬的苦果，许多当事者后来回忆时都没理直气壮，都是乏劲。记得1960年代以理论和辩才见称的胡秋原在和李敖笔战时，李敖就揭胡秋原的“疮疤”，说他曾是“闽变分子”。李敖说的是事实，胡秋原学问好，但急了，却变成“好辩而不得已”的样子，就是不能理直气壮，而只能是招架之功。大概是台湾在“戡乱”时期，“闽变”两字仍有杀伤力。这杀伤力不是来自民间，因为“闽变”时台湾人尚是日治，没人懂呢！幸而台湾警备司令部也不管这陈年老账，胡秋原仍是当他的“立法委员”。

可见，任何政治行动，总要有深厚的学说和实践的证据作支持，否则难以“大声夹恶”。这道理推置于收藏界亦然。

我曾见过当时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的回忆录手稿（未出版），对“闽变”有这样的一段描述﹕

成立人民政府，十九路军全军将士是莫明所以的。上层官长，我与戴孝悃（戴戟）反对最力。只是戴孝悃乃是本军最高将领，明明表示反对此，可以摇动本军的军心。当局为弥缝计，引诱孝悃至福州，强任以人民政府委员，而我呢？解除参谋长后，迫令我住厦门就漳厦警备司令。到了人民政府成立后十日，有令凡在职军人概要加入救国大联盟，到了这时，我坚决表示反对。我才不肯盲从，乃免除警备司令调为厦门市市长……

可见，“闽变”的主事者的命令主义和神秘主义，不仅观者会不以为然，连与事者也感到吃不消了。这位回忆稿的主人黄强，原是陈炯明秘书，后又成为十九路军参谋长，对于“孙陈交恶”和“闽变”，都是他身世的遭逢，在回忆稿中，是有很多慨乎言之的话。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闽变”也是一个尴尬的苦果。据《周恩来年谱》载，在事前和中共是有沟通的。年谱中就有1933年8月蔡廷锴秘密派遣代表吴明（陈公培）到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的事。同年9月22日，周恩来也曾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到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以便了解蒋光鼐、蔡廷锴的真实意图。但直至“闽变”在1933年11月20日发生了，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而王明的关门主义却不予援手，同年12月5日中共的临时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断定“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更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王明的关门主义，令“闽变”变得雪上加霜，也让中共在这事情上失去道德高地。而最近一些资料也显示出﹕共产国际也拒绝了由何香凝为十九路军搭线的谈判要求。

以上说出“闽变”的内涵可议和难处颇多，“闽变”事件只能是唤起同情，而并非能普遍令人愉悦的话题，所以在藏家而言，以“闽变”为汰留对象的可能就相对地少了。

我想﹕如果不以“闽变”作为搜藏的画线，那倒可以以“反蒋”作画线。事实上，从周恩来、李济深、蔡廷锴、黄琪翔以至陈铭枢，都是旗帜鲜明地反蒋。但如果只是从理念上说这条“反蒋”的暗线，总不如从实践中的人事脉络上来加以说明。那就得找出一个《题辞册》上没出现的人，但他和上述的每一个题辞人都可以说是气类相感、理念相连。这个人就是邓演达。

邓演达（1895-1931）是广东惠阳人，他筹办黄埔军校，参加讨陈和北伐，北伐后以反蒋介石为职志、倡导中间路线、创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即“第三党”。于1931年11月29日遭密令枪杀于南京紫金山麓。

且先简说邓演达和册上几个题辞人的关系﹕

按﹕李济深、邓演达、陈铭枢、蔡廷锴、黄琪翔都曾出粤军第一师麾下。例外的是周恩来，周是由邓演达在任职黄埔军校期间，以邵元冲未克厥职，邓曾多次要德国回来的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推荐人材。张拟十五人名单，为首是周恩来（周入中共也是张介绍的）。邓即委以重任。而李济深是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6年任黄埔军校副校长，与邓在黄埔共事。1923年2月，孙中山下令整编粤军，第一师扩建为第四军，孙擢升邓演达为旅长，他固辞，转荐陈铭枢为旅长而自任团长，而蔡廷锴与陈铭枢又是焦不离孟的老搭档。黄琪翔于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会有十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等三十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纲领，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而黄终其一生都忠于邓演达。

就这样，邓演达的人脉关系，将能构成“反蒋”的理性长城，那就不只是《题辞册》曾否汰留的追溯，而是要让我们能从更高的历史观点去理解这册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