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余国藩拿起酒杯祝酒时，说的不是“Cheers！”

我最后一次收到余国藩（1938-2015）教授的音讯是一封发自去年1月15日的电邮。英文写的，长近两页，偶然一两句也用中文，说自己因心脏手术做了八个多小时，因此自觉经历过一次“死里逃生”。他说自己康复得不错，只是此生“may have to be under medication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 days of Bombay Sapphire martinis and Black Labels and single malts may be over for me, but thankfully, the days of wines, if not roses, still are permitted in measured doses”。

大概是1973年夏天，国藩有远东之行，路过夏威夷，来信说要跟我吃一顿可以用广东话畅谈天下事的午饭。他既然到了檀香山，我顺理成章地带他到大学附近一家有Polynesian风味的观光饭店吃中饭。我们点了一瓶侍者介绍说还不错的Chardonnay白酒。我至今还记得，国藩拿起酒杯祝酒时，说的不是“Cheers!”或“to your health”这些应酬话，而是：“Joe, let's drink life to the lees！”

我听后有点愕然，只好随口附和着说：“Let's drink life to the lees！”

国藩乡音无改，他乡遇故知，他越说越兴奋。那顿午饭吃了多久早已浑忘，至今还记得我们差不多是最后不好意思不离开而转到外边喝咖啡的客人。有关Tony的身世，这次见面前所知不多，仅知他是名门之后，父亲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中华民国陆军上将余伯泉将军。

国藩的祖父余芸，英国牛津大学出身。1946年中日战争结束后，余伯泉将军奉命率领国府军事代表团进驻联合国。国藩时年八岁，祖父希望他能留在香港打好中英文根底，一口答应留港看管孙子。祖父当年是香港政府的高级“视学官”（senior school inspector），旧学根底深厚，尤善古诗词。

国藩告诉我，他跟祖父母一起生活那六年是他最不寻常的快乐日子。看来余芸老先生真是个少见的开明人物。那年头中环的娱乐或皇后戏院周末上午十一时都有为小朋友准备的特别节目。只要老先生凑得出空档，就会对乖孙说：“Let's go see the show.”

“正片”通常都是牛仔片，出场前的二十至三十分钟的“序曲”才是小朋友的“戏肉”：卡通片。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的cartoons对香港的余家祖孙二代居然是“老少咸宜”。Tony笑得几乎要在地上打滚不在话下，最难得的是爷爷也一样忘形。散场后爷爷还跟孙儿就刚才看过的卡通重温一番。国藩记得爷爷数卡通风流人物时，最爱的三条“汉子”是Bugs Bunny、Tom and Jerry。

根据国藩说的，加上散见于刊物如China Heritage Quarterly所载的零星资料看，余芸这个爷爷给孙子的“身教”毫无疑问是“离经叛道”的。他爱闹哄着陪孙子到戏院去看卡通不说，最叫朋辈中的老道学摇头叹息的恐怕是这位“视学官”周末逛荷里活旧书店时也让正在天主教华仁书院就读的孙子跟着来。国藩迷上了武侠小说。难得的是老人家不但没有阻止他在书店“打书钉”，有时还会选些孙子钟意的作礼物。

余国藩拿的是芝加哥大学神学院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母校任教，是芝加哥大学唯一由神学院、比较文学、英文系、东亚系及社会思想委员会五个院系合聘的教授。国藩逝世后，同事和朋友纷纷为文或留言悼念他。

Wendy Doniger是神学院宗教史讲座教授，曾和国藩合教过“mythology of evil”这门课。她说余教授认为文学与宗教的讨论应该放在一个理论的架构上，也为此树立了榜样。Doniger眼中的Tony，才思敏捷，精力充沛，授课时说话文条理顺，很少翻看带来的笔记。

国藩夫妇生性好客，不时亲自下厨，招呼同事和研究生到家里吃饭。Doniger教授曾是座上客，因有此说：Friends and colleagues recalled Yu's excellent taste in wine and fondness for gourmet cooking. “That was one of the great pleasures of knowing Tony——you ate very well.” Doniger said. They also remember him as a devoted husband and father。

Doniger教授没有看错、说错。Tony的确懂得生活。他不崇拜物质，但懂得享受物质，认为物欲的满足是提升进步的原动力。有一次我因开会之便到芝加哥去看他，晚饭他请我到Morton牛扒屋，饭后要带我回家喝两杯adult drinks。我们到他相熟的酒铺去买他说的adult drink。他在架上找到黑带约翰行者，在走路的同时，也看到好不威风的“皇家敬礼”（Royal Salute），摇摇头，叹口气说，可惜在下拿的是pauperly pay，沾上的却是princely taste！

这话怎么讲呢？“王侯口味、叫化工资”？国藩招待我在Morton吃饭，花了不少钱，我拿着那瓶“皇家敬礼”正要向他敬礼，他一口拒绝，说：“慢着，以我们今天寻常百姓的收入喝这种富贵人家的金汤玉露，不但是一种unseemly extravagance，而且，像广东人说的，有点‘折堕’。我们将就行者上路吧。”

国藩在芝大的得意弟子李奭学约稿，要我为他负责组织的余国藩教授纪念专辑写些“纪念文字，谈谈昔日旧游，字数、文题不拘”。既然“文题不拘”，那就好办了。Doniger教授提到Tony had a fondness for gourmet cooking，趁便在此补上一笔。国藩跟太太Priscilla都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饮食习惯虽然老早洋化，但闲时跟香港来客、好友聊天，只要话题一涉及香港的gourmet cooking，口味马上“返祖”（atavistic），说自己午夜梦回想到要吃的，是一碗麦奀记的云吞面。“Decidedly the very essence of Cantonese civilization”，他说。

就我所见，国藩芝大同事写的纪念文字中，神学院院长Margaret M. Mitchell的话最中肯：“Professor Anthony C. Yu wa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whose work was marked by uncommon erudition, range of reference and interpretive sophistication …… Tony was also a person of inimitable elegance, dignity, passion and the highest standards for everything he did.”

国藩待人接物交朋友蔼然有古风。他“急惊风”的性子替朋友学生办事，教人想到“皇帝不急太监急”真的不假。难怪Eric Ziolkowski自己当上老师后怀念先师说：“He exuded a passion and an intensity that were contagious to anyon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his student.”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念文学的“华人子弟”，平日见面聊天好以金庸小说人物作话题。《射雕英雄传》里大有来头的分别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夏志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口气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一鸣惊人。他“武功”了得，落户的“码头”又是常春藤名校哥伦比亚，同学间因应他这些条件，私下称他为“东邪”黄药师。先生那时常替台湾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写文章。同学要是看到家里寄来的报纸有他的大作，总忍不住电话相告：“黄药师又出招了！”

东邪西毒这些名堂，只有读过金庸小说的粉丝才知究竟。夏志清哥哥夏济安对金庸作品背诵如流，“东邪”老弟Professor C. T. Hsia却视武侠小说诲淫诲盗，一生未识金庸。我跟志清先生的书信往来中也因此从未告诉过他为什么有“东邪”的诨号。他不知药师的来历，不会amused的。

八十年代中的一个秋天（哪一年不记得了），我到纽约开会，顺道去看夏公。笑谈间我终于有机会亲口告诉他，十几二十年前他是我们这班“粉丝”心目中的“东邪”。他听后一时不知如何反应。我只好跟他解释说黄药师言行虽然乖僻，却身怀绝世武功。大概“武功”这句话引发他想到国藩。隔了一会他正色说：“You know what, if anyone in the field can beat me, it is Tony.” 国藩是夏公的晚辈。难得长辈对晚辈的推崇如此不惜“以身作则”。

国藩当年跟我午饭祝酒，说“let's drink life to the lees”，我一时没想到这不是“尽兴”的新派说法，而是Alfred Tennyson名诗“Ulysses”的一句，在国藩口中变了“a celebration of life”：

I cannot rest from travel; I will drink

Life to the lees. All times I have enjoyed

Greatly, have suffered greatly, both with those

That loved me, and alone …

Tony, Here is the Royal Salute to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