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年：抗日战争对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塑造

气势恢宏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刚刚落幕。在对阅兵本身的密集品评即将告一段落时，对抗日战争本身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和地位进行重新思考和总结很有必要。

毛泽东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这段话和毛泽东类似的话曾经被别有用心的人多次引用，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其背后蕴含的深层哲理呢？

说起抗战对今日的影响，一般人所能想到的就是对今日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对历史的态度，以及日本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霸权的支撑点与中国现实的地缘冲突，无疑确实让历史宿怨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然而，本文将指出，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或者说心结，远不只是当代日本政治或西太平洋国际局势导致的偶然产物，而是有着更深层的结构性因素：抗战乃是塑造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核心。

一、外部侵略催生的现代民族主义

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在讨论中国现代民族认同之前，有必要客观的考虑和分析一下现代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由来和本质。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所以二战以来，欧美学界对民族主义颇多道德上的批判。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以道德来评价意识形态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和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一样，任何“道德”本身也不过是对应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基础的产物，是对应于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道德观念也必然出现变化：在生产力低下的前现代社会，很多符合当时道德观念的事情，在今日会被视作愚昧和野蛮；而很多现代天经地义的事情，放到过去会被看成可怕的疯癫。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生产力条件让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产生和扩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里·穆勒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某种阴谋或者历史偶然的产物；恰恰相反，民族主义是现代工业社会最深层次的必然性。

试以现代民族认同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语言为例，在前现代社会，“十里不同音”乃是常态，因为绝大多数人一生的活动范围也就局限于几十公里的范围内；他们没有和这个范围以外的人交流的机会，也就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学习几十公里以外人的语言。不言而喻，这种条件下，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对于他们从没去过的地方、从没也无法交流的人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认同感。

然而，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现代通信和交通技术让普通人也可以有机会和遥远的异地的居民交流，而社会化大生产更是让消灭“十里不同音”成为必然需求：因为大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和配套的产业链，不要说十里的范围之内了，就是百里甚至千里的范围之内都难以凑齐。所以现代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将相隔百里甚至千里的人组织起来——虽然不同的经济体制下，组织协调生产的具体方式可能有不同，但由此带来的交流沟通的需要却是相同的，这就带来了统一语言的需求。

现代民族主义虽然是现代社会的需求，也是其产物，但要让人接受其必要性，却需要首先让人接受构建现代社会的必要性；毕竟，抛弃旧有的认同（宗族、宗教、乡土等方面），接受新的民族认同（标准语的推广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绝非一个惬意的过程。仅靠展现现代社会积极的一面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拒绝构建现代社会的消极后果：一般来说是外部入侵，或其威胁（入侵不仅仅是指物理上的入侵，也包括羞辱、歧视这样心理上的攻击）。

外部侵略者对民族认同的产生还会有另一个帮助：提供了一个“他者”参照。因为，民族主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民族范围的界定，或者说谁属于“我们”，只有在有了“他们”之后，才会变得清晰。

二、历史的韵脚——德国与中国现代民族认同形成过程的比较

历史不会反复，但是会押韵——马克·吐温

德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为上述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他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形成过程的相似之处，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启迪。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的意识并不存在。当然，在中欧有一块所谓德语区，然而，这个区域实际是由很多相互基本无法沟通的方言组成的：据估计，现代巴伐利亚和萨克森地区的方言，大概只有40%的内容与标准德语能互通，而在19世纪初这个比例只怕会更低。此外，德语区内文化习俗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宗教为例，其北部信仰新教，而南部则信仰天主教，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历史上的宗教冲突几乎持续不断。

这片中欧土地上的居民，语言不通、文化习俗不同、政治上也分属于无数小邦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仅仅是他们名义所属于的神圣罗马帝国。然而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早已变得没有意义（而且实际在1806年被拿破仑废除了），对于德语区的大部分居民来说，日常生活中是体会不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的。因此在19世纪初，中欧德语区内的居民彼此之间并没有认同感。

然而，某种意义上，恰恰是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拿破仑，催生出了德国近代的民族认同。因为在19世纪初的一连串军事冲突中，拿破仑的军队实际上征服并占领了整个中欧德语区；他们固然带去了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先进制度，但是法国人对被占领区域无休止地压榨物资和人力（作为血税加入军队），却不可避免地引起这片土地上居民的憎恨。例如，在拿破仑入侵俄国的60万军队中，有12.5万人是德国人，而他们大多数战死在了这场和自己根本无关的冲突中。此外，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给德国各个邦国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一切都使得中欧德语区的居民产生了摆脱法国人统治和压迫的愿望；虽然他们彼此语言不通、文化不同，但他们有被入侵、占领和压迫的共同经历；这个共同经历使得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法国人；有了共同的敌人，也就有了共同的目标：摆脱法国人的统治和影响。有了共同的目标，中欧德语区居民之间也就有了认同感。1807年，在被法国占领期间哲学家费希特的《告日耳曼民族书》正是这种新产生的民族认同的反应。

在拿破仑对俄国远征失败后，德国人摆脱法国人统治的机会终于到来了，很多德国邦国加入了第六次反法同盟反抗拿破仑。而在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中，新生的德国民族主义第一次展示了自己：当时萨克森国王奥古斯特一世仍然忠于拿破仑，率领自己邦国的军队和法国大军团并肩作战。然而在战斗开始后，深受德国民族主义影响的萨克森军队的士兵们不愿和反法同盟作战——在他们看来，反法同盟中的其他德国邦国的士兵和自己是一个民族的同胞了，而法国人才是自己的压迫者和敌人。于是他们纷纷便抛弃了自己的国王，加入了敌军阵营。当然，莱比锡会战的结果和他们的临阵倒戈关系恐怕不大，然而，这个事件本身却说明了德国民族认同的形成。之后19世纪的德国历史走向，很大程度上从莱比锡会战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伴随着民族认同的形成，德国走向统一就是历史必然。而统一后的德国对法国与生俱来的敌意，也正是德国民族认同形成过程的必然结果，因为德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就是围绕法国这个敌人——或者说“他者”建立的，所以在德国人心中，法国永远是威胁自身的“他们”，即使到了德国国力已经远超法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如此。

对比德国近代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民族认同形成的过程与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居民虽然都说汉语，但方言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交流很困难；而他们彼此间文化习俗的差异恐怕比19世纪初德语区内部的差异还要大很多；他们虽然同属于大清帝国或中华民国，但作为皇权不下县的封建王朝，绝大多数普通百姓对清朝统治并没有多大感受与认同，至于军阀混战永不停息的中华民国，在抗战开始前和神圣罗马帝国相比即使存在感更强，也强的有限。

和19世纪初的德国相比，也存在很多条件有利于中国现代民族意识产生：虽然语言不通，但独立于语言的方块字却是统一的；他们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共同历史经历，从1840年以后又有了共同的被侵略、威胁和蒙受耻辱的经历。然而在抗战以前，这些条件却只让很少一部分人产生民族意识：方块字诚然有超越方言带来统一的作用，然而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不超过20%；共同的历史经历是客观的存在，然而在根本没多少人识字、更少有人接受哪怕是小学教育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于历史是没有认知的，因此对他们而言这历史也就没什么意义；即使是发生在他们当代的国耻（例如1919年凡尔赛和约），对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影响：对于根本不识字、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山东（就不说法国或巴黎了）在哪的文盲来说，巴黎和会很难对他们有多大冲击。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但民族主义的受众在当时也仅限于他们——对于绝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民族的概念可能并不存在。

然而从“九一八事件”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却触动了中国人，即使是最底层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之前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例如鸦片战争或八国联军侵华）不同，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入侵没有局限在少数几个地方，他们的入侵范围遍及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全中国；他们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他们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在华北制造出一片片无人区......这一切都让中国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的目标。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在抗战中有了共同的被侵略、压迫、奴役和屠杀的经历——和之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同，这些痛苦的经历不再限于知识分子或者少数地区的中国人，而是全体中国人不分地域、不分阶层共同的经历。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也许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缺乏教育也让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先人有过的共同历史；他们也许之前彼此之间没有认同感。然而，共同的被侵略、压迫、奴役和屠杀的经历让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人；也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摆脱被侵略和屠杀的命运。抗战的经历让全体中国人都意识到，日本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要打败这个敌人，单靠自己的乡土或者宗族的资源是绝无可能的；要想不被侵略、奴役和屠杀，不同地域、方言、习俗的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才能实现这个共同的目标。

而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诞生。

三、第七十年——七十年后再看抗战对中国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土地和财产，是你们的祖先靠刀剑抢夺的；他们杀害自己的同类，窃取他们的土地，然后一代代地把这些传给了你们——他们的子孙。因此，虽然你们不曾杀人和偷窃，但你们只是靠刀剑才能占有那些被诅咒的东西；占有这些东西也就意味着你们认可和赞许了你们祖先的邪恶；而你们祖先的罪行也必将一代代地落在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头上，直到你们血腥和罪恶的权力被赶出这片土地为止”——杰拉德·温斯坦利（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的激进派），《英格兰被压迫者宣言》

在中国现代民族认同产生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也就确定了。自然，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不可避免的会有波折和反复。毕竟新中国起点极低（1949年中国发电量只有日本十分之一），西方国家的敌视又让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利用其资本和市场，并且直到现在仍对有些技术进行封锁。当然，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条件也是有的：虽然油气储量相对人口少了些，但中国却有异常丰富的煤炭和水力资源；金属矿虽然大多品位低，但除了少数几种外大多储量很高；冷战的进行也让中国能利用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逐步撬开封锁。在1970年代中后期，抓住美国在越战后处于弱势的时机，中国终于成功打破了封锁，可以利用西方国家的资本和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之后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当然中间也受到过几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冲击，有过19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的痛苦，经历了不少过山车式的波动——迅速完成了资本积累，从2014年开始，中国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在2011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过了美国；而按照目前的规划，预计到“十三五”末期，中国工业产值和发电量将超过西方七国之和。

和经济同步发展的是中国的国防能力。今日中国能制造最先进的隐身歼击机，拥有洲际核导弹，正在建立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和空间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客观的评论者都会指出，以今日中国的国力，日本再像上世纪30、40年代那样入侵中国已经是毫无可能的了；日本自身对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都无法构成实质性的威胁甚至是阻碍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日本入侵这个噩梦无论如何可怕，也只是一个梦了。

今日的日本本身固然无法再对中国构成生存发展层面的威胁或阻碍，但是它作为美国霸权在东亚的前进基地和代理人，仍然和中国有着难以调和的地缘政治冲突；更不必提日本对于历史的态度，这一切都是现在中日矛盾的诱因。

一如现代德国的民族认同和法国的关系，现代中国民族认同就是围绕日本这个敌人或者说“他者”构建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日本对历史的态度，对中日矛盾或者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起到的更多是火上浇油的作用；中国现代民族认同形成的过程让现代中国对日本带有与生俱来的敌意——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敌意或许会得到缓和，但在现实地缘政治也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这种敌意会毫无疑问地爆发出来。

这些是抗战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日本在做出侵华战争的决策时，是否考虑过这些呢？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入侵最终会塑造出一个对自己充满敌意的现代国家？恐怕没有，但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的看法，当时日本无疑是对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有很大担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一卷（“1939年3月的世界”）第二章（“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中写到：

“日本除了巨大的木材资源与一些煤和铜外，基本的工业资源很少，但在东南亚，尤其在中国，却有着这类资源。姑不论正确与否，日本担心，如果亚洲大陆觉醒了的民族运动（占有世界人口的半数以上）把这些民族造就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那时它们也许就会对它们边界以内发现的资源提出优先要求权，那么日本的加速工业扩张就可能受到损害。 ”

如果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动机之一的话，那后来的历史无疑是一个讽刺：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最终让其担心的中国民族意识觉醒更快成为了现实；就像很多影视剧中的情节那样，心术不正的反派最后发现，正是自己的苦心孤诣反而让自己遭受了竭力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