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奇迹到诅咒，破解东亚内卷看中国？

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迎来高光时刻，一边是日本家电、汽车远销欧美，一边是超九成国民自认中产，引得傅高义《日本第一》一书横空出世，定义了之后十年“向日本学习的风向”。

而在日本带动下，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相继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开始迅速崛起。

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名为《东亚的奇迹》的报告，把东亚后发经济体所取得的瞩目的经济成就归结为“东亚模式”，这也是第一次，“东亚”与某种经济增长现象挂钩，代表了一种“成功”的发展主义观念，承认了“政府主导经济转型”的优势。

本以为是东亚走向崭新未来的开始，却没想到仅在4年后，就遭遇现实的当头一棒——亚洲金融危机席卷而来，仅泰国在危机期间就损失了1412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论断亚洲的增长“主要来自汗水，而非灵感”，抹去了东亚奇迹论的最后一点荣光与神秘。

作为曾经的“领头羊”，日本倨傲的心气逐渐在漫长的经济寒冬里消耗殆尽，从“一亿总中流”变成“饱食穷民”，从“昭和男儿”长成“平成死宅”、“令和伪娘”。

 01东亚“同卷相连”

日本并非个例，东亚同卷相连。

中国台湾地区“闷世代”现世，践行“奋斗不一定成功，不奋斗一定很爽”的人生哲理；韩国学子苦于“四当五落”（每天睡4个小时，就接近理想大学，睡5个小时，就会落榜），“社畜”化身“人肉干电池”，年均工作时长一度达3000小时，足以让国内“福报人”汗颜。

而国内则用“打工人”的戏谑诠释不甘，“没进电子厂之前我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而今我在厂里上着班，零件和零件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颇为讽刺的是，欧美智商研究发现，东亚人智商在全球最高，成年后大脑容量比白种人平均多1立方英寸；《智力的人种差异：进化分析》中亦指出，东亚人智商平均达到105分，高出欧洲人5分。

但最聪明勤奋的东亚人被锁在地狱级别的奋斗模式里，而欧美人则工作时间短、福利待遇优。

甚至以当下东亚内卷程度来说，根本轮不到拼天赋，“要成功，先发疯，下定决心往前冲”。不过短短二十载，东亚奇迹就变成了东亚诅咒，凝结成一句灵魂拷问：为什么我们这么努力，还卷不出头？

究其原因：

一，命由天定，地缘禀赋决定论。

东亚版块东临大洋、西靠大山，中间土地富庶，适于维持“高水平均衡”的农耕统治，而农耕文明恰恰与内卷社会相伴而生，毕竟经济增量仅来自人口与土地规模的增加，一旦人口增速超过土地扩张，农业生产便呈现边际递减。

换个角度，内卷本质上就是一种“种地精神”（最大限度地耗尽土地的地力，以求获得产出极限），只要边际效益还没有递减到0，那就提高忍耐力或加倍努力。

二，后发劣势，献祭式追赶论。

东亚三国作为后发国家，所占有的发展机会和生存资源本就有劣势。欧美发展了几百年才驱动产业枝繁叶茂，如若没有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旧大陆的精英，没有逃避战火躲到美国的全球资本，哪有今日美国的繁荣？

而欧美实现现代化的几百年却被东亚各国压缩至50年内，为了追赶对手，甩开剩下的追赶者，也只能搏命换增长。韩国社会学界便盛行“压缩现代性”概念，直指在这个飞速发展的过程里，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先，对增长疯狂追求。

三，模式陷阱，被忽悠瘸了论。

这一观点源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他认为导致内卷化的重要原因是整个东亚教育体系信奉普鲁士模式，且受儒家科举制度影响过深。

但普鲁士模式初衷不是教育出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易于管理的国民，为工业强国提供原动力；儒家的科举制度，更是以考试为工具，限制了学生的兴趣、志向、想象力。而东亚国家之所以强化这种模式，大概源于上文中提到的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心态，希望采用这种类似工厂流水线的模式批量打造劳动力。

 02内置宿命

追根溯源，内卷是东亚产业结构内置的宿命。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催生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是东亚战后崛起的相同密码。

要知道，鉴于技术发展周期、供应链的固化等因素，后发工业国往往很难进入巨额利润产业，对领先者实现超越。大量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即为实证，被永久地钉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底端。

而东亚则冲破了欧美压制，实现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

这里有世界最齐全的产业链和最强产能，诸如在四大泛半导体领域（芯片、面板、LED、光伏），东亚的产能几乎就代表着整个世界；而2020年仅中日韩三国便创造出了世界26%的GDP。

而经济也带动实力整体提升，孵化出“东亚怪物房”——没有一个是善茬，任何一个放在其他地区都能称雄称霸：

这里服役的航母、两栖攻击舰以及直升机航母可以塞满霍尔木兹海峡；造船业前十的企业这里占着九家，行业排名前三甲永远在中日韩之间切换……

Global Firepower“2021全球军事实力排名”显示，中、日、韩、越、泰分别位列3、5、6、24、26位；买了一堆过时武器装备的中国台湾地区，单拎出来也能排在全球第22名。

 03东亚模式结构性陷阱

然而东亚模式除了带来产业的腾飞，也留下了结构性陷阱——东亚几个经济体的产业高度同质化，被局限在了几个狭窄赛道上。

这其中，一方面是后发产业结构的无奈。

东亚尽管是尖子生、后起之秀，却还停留在劳动致富的阶段，只能靠出卖体力和脑力为生；而西方发达国家，掌握了最基本的资源，制定了游戏规则，早就实现了资本致富，并借此进行降维打击。

据三星电子（三星集团最大的利润池、占韩国股市市值20%多）2020年第二季度股权结构，普通股外国投资者（多数为美国投资者）占比为54%，优先股占比更是高达84%。

另一方面也有欧美国家产业布局，刻意为之的暗算。

如战后经济起家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因朝鲜战争产生的特需经济，其产业与美国深度绑定；当日本产业对美国构成威胁，一纸广场协议便令日本经济“失去三十年”。

于是乎，赛道有限、外向增长维艰，竞争者自然内向求生，进行高烈度的竞争；进而不可避免地形成全面蔓延的财富焦虑、避无可避的内卷以及无法提振的生育率。

在一定程度上，内卷并不罕见，在18世纪之前，人类社会内卷了岂止千年。如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就揭示了一个“千年停滞”的内卷经济：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里，世界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增长。

而欧美率先拓出了一条打破内卷的出路——胡萝卜加大棒，大力出奇迹。以地理大发现之名，行地理大掠夺之实，仅西班牙一个国家，300年间就从美洲抢回了约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而也因殖民地资源利益输送，才奠定了今天西方的财富底蕴、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不要羡慕每天喝咖啡看报纸的悠闲欧洲中产，人家的祖上在海里玩过300多年的命”。

 04两条不归路

当下，无论是道德、价值观，还是现实可行性，属于大航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东亚无不把出路投射向产业，主要拓出了两条路：

路径一，把自己卷到死，让对手无路可卷。

典型如韩国，通过发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高烈度竞争，企图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经济岌岌可危，前30大财阀连倒6个，25家大型银行中有16家沉寂。

而同时期的三星依然继续投钱扩产液晶面板和内存芯，并在1998年底建成了3.5代线，完成了对当时只有3代线的日系公司的超越；随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存储芯片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行业内只剩下了相对佛系的美国美光和韩国三星、海力士。

路径二，以退为进，“据险扼守”。

以日本为代表，深耕“工匠精神”佛系做研发，卡住一些产业关键位置，争做隐形冠军。

日经中文网数据显示，在作为半导体基板的硅晶圆领域，SUMCO和信越化学2家日本企业占有全球5成以上的份额；在集成电路生产不可或缺的光刻胶部分，JSR及信越化学在内的日本企业所占份额达到9成。与此同时，日本在精密仪器、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

只不过，以上两条路副作用也很明显，韩国的极致内卷让“死亡、税收和三星，成为韩国人一辈子都避不开的三件事”；日本退守险道也被质疑因小失大，毕竟曾经风靡世界的日本品牌，几乎遭到了全方位的打击，曾经独占鳌头的日本消费电子产业除了索尼以外，都成了“时代的眼泪”。更遑论彻底破解东亚内卷化难题。

 05解构与重构

问题是，时不我待，东亚产业宿命已到了不得不破之际：

彼时增量经济时代，“欧美吃肉，他国喝汤”的逻辑勉强维系，毕竟后发国相对先发国有天然劣势，看在大家都有得赚，一切“尚可忍耐”。

而当经济增长一路摸低，2020年GDP甚至进入负增长，在存量经济时代的搏杀中，逆全球化潮泛起，加之新冠疫情、气候危机等种种扰动因素影响，贸易保护、科技脱钩、产业链“纵向收缩、横向集聚”、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全球价值链断裂、各行各业面临格式化重构与调整（详见2021年第25期福卡分析文章《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武装割据”》）……当下的产业网络正面临解构。

更何况，东亚普遍吃的是产业链转移的红利，但世界是平的，中间商赚差价的模式迟早无法持续。转口贸易和全球产业转移早已接近尾声，时也，势也。

幸而东亚地区存在中国这个令人难以忽视的巨大变量：就像昔日搅乱了日本的盘算，日本曾提出雁阵模式，认为东亚各地区应按日本——“四小龙”——“四小虎”——中国大陆、越南等形成有梯度的产业分级。

在这一模式下，头雁吃肉，雁翅喝汤，雁尾为残羹剩饭挤破头。殊不知中国体量太大了，且有充分的腹地和人口，注定无法只专注于附加值高的高端产业，必须高中低通吃，彻底碾压雁阵模式。

现在正颠覆着产业的传统发展路径，走哪儿、哪儿就要变，只要中国厂商进入了某个行业、摸清了这个行业的套路，那么，就算这个行业之前有多么“高大上”，都妥妥打成白菜价。从纺织、玻璃到焊接机器人、钢铁大型锻件不胜枚举。

未来也将构成东亚破解内卷宿命的关键支撑：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足以支撑覆盖所有新旧赛道，进而有机会扩容到更多的高端或者新兴领域。而如果中国在产业升级这条路上走通了，便会通过“邻国效应”辐射东亚地区，从而打破东亚地狱模式。

而这预示着，一方面，东亚板块经济链接不可逆、难分裂。

区别与垂直分工、上下分明的雁阵模式，鉴于产业复杂度、各地区比较优势等因素，未来东亚将呈现条块混合的链式结构。尤其是中国工业体系齐全、战略纵深广博、经济结构多层、产业链开放，使其能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以强大引力与区域内经济体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全领域的产业合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把点对点的贸易协定变成了网状，使得成员国形成了共同经济利益，构成驱动东亚经济进一步协作和一体化的制度性支撑。

另一方面，中国将占据东亚经济的主导角色。

对于曾经自认“头雁”的日本来说，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日本历史上最为璀璨的100年已经过去了，东亚又将回归到以中国为主导的“历史常态”。

对于“风口上的备胎”越南而言，虽然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杀，迫使部分企业迁出中国，但因此断言向东南亚地区，特别是越南的“第四次产业转移”已成定局还为时尚早。更何“越南制造”本质上中国产业链的自然延伸，无视体量与产业宽度、深度的差距就想要PK中国，无异于吃饭砸锅。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则在《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分析，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式，中国2017年GDP为19.6万亿美元，比美国同年多出了980亿美元。

再看美国秀了三、四年肌肉，反倒驱动中国奋力攻克“卡脖子”核心技术，特朗普、拜登还在江湖落下“川建国”、“拜振华”名号。

毋庸置疑，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央这个难以阻挡的大趋势正逐渐成型——在潜移默化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