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雄：悼念我的第一位美国老师斯坦利·霍夫曼教授

斯坦利·霍夫曼教授病逝的噩耗传来，我感到震惊和悲痛。往事回忆，历历在目。

我们的初识是在35年前：1980年7月底，我作为中美建交后最早一批留美学习的学者之一，被派往哈佛大学进修国际关系理论。按照惯例，外国学者在选课前应见任课教授并征得同意。哈佛大学校方热情地将我推荐给著名的国际关系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约会前，我专门到图书馆查阅了《世界名人录》并翻阅了他的几本代表著作，作了充分的准备。那时，霍夫曼教授已50多岁，前额已秃，双颊削瘦，金丝边眼镜下闪着一双深邃的眼睛，给人一种智慧过人的感觉。交谈中，他对我对他本人，对他的学术成果以及对美国国际关系学研究状况的了解表示十分惊讶。他愿收我这第一个中国学生。他随即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他于60年代初写的成名作《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在扉页上写下几行字：“赠给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祝你事业成功。”

以后，随着接触的频繁，我们彼此的了解也更深了。他经常对我谈起理论、历史、政治与真理的关系。他说：理论是通往真理的必由之路。理论的实质是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他认为，学者的使命应是精于理论，勤于实践，一生追求真理。他还说，一个合格的学者应尊敬师长，同时要有鼓励后来居上的度量。他几次喜形于色地向我推荐他的学生罗伯特·利珀的著作《理论与世界政治》，说这是国际关系学的入门书，是一本国际关系学新发展的代表作，只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术才能发展。

一天下午，霍夫曼教授打电话给我，约我第二天在教员俱乐部吃晚饭。我去时，见他夫人也来了，这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事先知道，他们已分居多年，已不在一起接待客人。但不可能的事就在我身上发生了。他夫人也是国际关系学者，很想见见“第一个中国学生”。那天我们一起畅叙，过得非常愉快。霍夫曼教授甚至向我讲叙了他全家当年如何从纳粹集中营逃生的过程，讲得十分动情。事后，我请他们到我住处吃晚饭，他们夫妇又一起来了。我烧了十多个中国菜，见他俩吃得津津有味，我感到特别高兴。饭后，我们合影留念，他夫人坐在沙发上，我和老师站在她身后，每人脸上都露出会心的微笑。过了几天，霍夫曼教授的秘书悄悄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教授夫妇分居这么久，你是用什么‘魔术’使他俩又在一起了？！”我回答说：“大概是因为有了我这第一个中国学生吧。”

在我回国后，我们经常通信，友谊与日俱增。1988年，我应邀赴美讲学。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讲学后为我安排的晚宴上，我们师生又见面了。7年不见，霍夫曼教授还是那么精神矍铄，谈笑风生。那天晚上因人太多，没机会畅谈。他约我第二天在教员俱乐部见面，还是7年前我们相聚的地方。见面时，霍夫曼教授说，他夫人正巧外出有事，不能前来，要他代问候，希望下次三人再次相聚。那天，霍夫曼教授带上一本他的新作《两面神与智慧神——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文选》，只见扉页上写着几行秀丽的文字：“怀着深情将此书赠给我的好友——我所教过的中国学生中的第一个学生，如今是国际关系学的出色教授。”

1997年11月和2004年12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温家宝分别访问哈佛大学，我也在哈佛，有机会与霍夫曼教授重聚，并就他的著作和理论向他请教。

霍夫曼教授是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弗斯和法国现实主义大师阿隆的学生，他对阿隆的理论特别推崇，受其很大影响。他曾自称是阿隆的“忠实信徒”。“理论是通向客观的必由之路。”霍夫曼经常援引的这句雷蒙·阿隆的警句格言，显示了作者在理论研究道路上的探索精神和求实态度。他治学严谨，功底深厚，博学多产。他的成名作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这是一部较早系统介绍和评述西方国际关系学的文选，入选内容均为精品佳作，尤其是霍夫曼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发展、理论和流派所作的精辟总结，使这本书成为传统主义的代表作，至今仍然有较大的影响。我问过霍夫曼教授，在所有他的著作中哪本书写得最好，他的回答是1978年的《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他说，因为该书较全面地从传统的历史观分析了世界秩序问题。他还提到1987年的《两面神和智慧神》，这本书收集了他自1962年到1987年25年中撰写的20篇代表性文章，出版前他对这些文章均作了修改。这本文选是霍夫曼教授25年学术探索的结晶。他运用历史、政治、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及其发展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在世界秩序、相互依存、国际体系、道义哲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用学术大手笔概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三组内容：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权力与秩序。

2004年那次见到霍夫曼教授时，他刚动了一个膝盖的手术，在卧床休息。他叫他的助理给了我一本2002年7/8月号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有霍夫曼教授的重要论文《全球化的冲突》。这篇论文使人想起了亨廷顿教授的《文明的冲突》。霍夫曼教授在《全球化的冲突》中，用与亨廷顿教授同样犀利的笔触，阐述了不同的全球化模式，显示他在学术上的睿智和探索。

霍夫曼教授的理论倾向是鲜明的、坚毅的，他从不人云亦云，盲目随从，而处处表现出学术上的高风亮节。他思想创新，思路出奇，思考深沉，思辨缜密。在《超越国界的责任》一书中，霍夫曼教授有一段十分典型的自述：“我关注的不仅是‘应该如何’，而是‘如何才能做到应该如何’，我的朋友和过去的同事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一书里说，他的理想主义的思路是以‘应该如何’到‘现状如何’，而我的思路恰恰相反，是从‘现状如何’到‘应该如何’。我这是在使政治学逐步升级。我希望我们能在中途相遇。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主张社会改革。我崇尚和追求通过较少受到损害和毁坏的途径来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完善的社会。”在吸取理想主义的有益成分和继承政治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霍夫曼教授进一步阐述了传统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断开拓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对科学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霍夫曼教授起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一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

我真没有想到，2004年那次哈佛重聚，竟然成了我和霍夫曼教授的最后一次见面。如今，斯人已逝，影响长存。仅以此文，悼念我内心十分敬重的第一位美国老师斯坦利·霍夫曼教授。

2015.9.16 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