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路年鉴〡先行者张骞

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存在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个新概念形成之时，往往具有强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出现新的跃进，并将与之相关的知识质量，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一带一路”无疑属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自习近平主席两年前阐扬这个概念以来，人们愈发感到有必要更多地了解欧亚大陆的地理和历史，有必要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历史，从而更清晰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更准确地认识与之相关的战略问题。

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认真地回顾一下古人所做出的伟业，总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教益。张骞出使西域一事，古代被称为“凿空”，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事情的原委和经过，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记载很详细：

“张骞汉中人，建元中（公元前140-135年）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逃遁而常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

司马迁笔法洗练，寥寥几句话说明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意图。过去百余年来，中外历史学家对此事的大背景早有深入的研究。据充分的考证，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也就是大禹建立夏朝，中国开启“家天下”历史之时，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地区，自中国经中亚、印度、波斯至西亚和东欧这一广大的原野，已普遍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农业的经济形式，即游牧业。

在寒冷和干旱地区，游牧业是当时唯一有效的经济形式。与农业相比，游牧业使用的劳动力较少，而经济效率却很高，可以获得充足的肉食和奶食品，畜毛可制作毡房、绳索，畜皮可制作衣服、靴子、皮带、马缰和其他各种皮件。也就是说，与农业一样，游牧业也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经济形式，人们日常经济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可自产自用。而且与同一技术水平的农业相比，游牧业可以产生更多地剩余产品，其中一部分可以同农民进行正常的交换。

游牧业之所以被称之为游牧，是因为要根据季节变化转换牧场。通常是春季分散开来，各赴距营地较远的山地牧场放牧，秋末再集中返回到较为温暖避风的平原地带，安置营地过冬。从冬季来临直到第二年二、三月份，游牧民往往会进行一些集体行动，或者是围猎，或者是外出作战，最常见的是劫掠附近的农民。《礼记》（卷十七月令第六之三）曰：“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盛，介虫败谷，戎兵乃来。”可见，周朝的时候，游牧民每年一到秋冬便来劫掠，几乎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对于游牧民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辅助的经济性活动，借此取得他们所缺乏的粮食、布匹和金钱。

游牧民族从他们的远古祖先那里继承了一项独特的技术，就是精于制造复合式弓，或者称∑弓。这种弓用几层韧性极佳的木条和动物筋健粘合而成，非常轻巧，横长不到一米，但力道十足，可以射中300米外的目标，100米内可射穿盔甲。中世纪时欧洲人普遍用整根的紫杉木制作长弓，其长度至少要达到两米，但力量仍不到∑弓的一半。在枪炮出现以前，这种弓可说是最完美的武器，极具杀伤力。加之游牧民族自幼便习于骑马、射箭，身体强壮，惯于野外生活，善于长途奔袭，可说是天生的战士，对农耕民族确有明显的军事优势。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中国北方游牧文明已经历了近2000年时间的发展，技术和文化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当时有三大族：东胡的游牧地在今内蒙赤峰、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一带，他们是契丹人和蒙古人的祖先；匈奴据有今内蒙鄂尔多斯、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被认为是突厥人的祖先；月氏据有今甘肃和宁夏地区，他们是一支印欧语系的民族。据《史记•匈奴传》记载，“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较弱，且夹在东胡和月氏两强之间，对两边都称臣。但在公元前209年，也就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那年，匈奴与东胡开战，打败了东胡。随后又在公元前165年打败了月氏。这样，匈奴的疆界大为扩展，东部抵达辽东，西部囊括新疆。

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曾亲率32万大军与匈奴作战，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所带先头部队被围困在山西大同白登山，达7天7夜。经过“白登之围”，刘邦认清与匈奴进行武力相抗，并非明智之举，于是转而以提供财物等绥靖手段，笼络匈奴，以维护边境安宁。

汉武帝于公元前141年即位，时年仅有17岁，英气勃勃，锐意革新。当时汉朝经过高祖、吕后、文帝、景帝60余年休养生息，国力正强。公元前140年左右，汉武帝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匈奴打败了月氏，用月氏王的头颅饮酒，月氏痛恨匈奴，很想与他人联手共击匈奴。汉武帝正筹划讨伐匈奴，得到这个情报后，便招募才能之士出使月氏。张骞应招被任命为使臣，另一个叫堂邑父的胡人担任副使，一同从西安启程，出陇西，前往西域，目的是与月氏建立同盟，共同进攻匈奴。

张骞出使西域经过

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途中经过匈奴地界，被匈奴截留。《史记》所记：“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驿，抵康居，康居传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

“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匈奴首领单于截留张骞，理由很充分：月氏在我的北面，汉朝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派使臣呢？如果我想往南越国派使臣，汉朝方面能允许吗？单于将张骞留住了十余年，娶了妻，生了子。最终，张骞还是乘机带着属下逃离匈奴，到了大宛，即现今的费尔干纳谷地，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三国交界地区。由此证明，张骞西行的路途，就是汉代所谓的北道，即沿着天山南麓西进，经喀什，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抵达大宛。在大宛国王的帮助下，张骞再向北，途经一个小国康居，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左右，抵达了月氏，其游牧地在阿姆河流域，现今的布哈拉一带。

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是中亚地区的一条大河。阿姆河是突厥语的称呼，中国在汉代称之为妫水。阿姆河流域曾属古波斯帝国，是伊朗文明向东拓展的前驱，以土地肥沃富饶著称。公元前329年左右，被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马其顿和希腊联军所征服。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一个部将塞琉古夺取了中亚和西亚广大地区的统治权，建立了塞琉西王朝，将大批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向阿姆河流域迁移。公元前256年，当地的希腊人从波斯人手中夺得了政权，建立了一个希腊化的国家巴克特里亚（Bactria），中国称之为大夏。

据历史学家考证，月氏最初败给匈奴后，先是退避至祁连山，然后又远避至天山北麓的伊犁河谷，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宜于畜牧，是乌孙人的祖居地。乌孙人和匈奴人是近亲，都属于突厥语系。月氏人打败了乌孙，一度占领了这块土地。但乌孙得到匈奴的援助，不断地与月氏缠斗，迫使月氏离开伊犁继续西迁，时间约在公元前160年至158年。

张骞抵达月氏时，月氏已立了新国王，在新的游牧地安定地生活了多年。据西方史学家的研究，约在公元前145年，巴克特里亚被月氏人和塞种人合力征服。而据张骞的报告，月氏当时仍依附于大夏。月氏与汉朝相距遥远，对于张骞带来的联手报复匈奴的建议，很是无语。张骞在月氏住了一年多，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答复，便启程返回。本想绕过匈奴的地界，从羌族控制的青海地区通过。但计划落空，再次被匈奴截留，时间应是公元前127年。过了一年多，单于去世，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子和堂邑父一并逃脱，回到了西安，被封为太中大夫，时间为公元前126年。出发时百余人的队伍，仅张骞、堂邑父二人返回。

汉武帝对西域的经略

汉武帝派遣张骞远赴西域，最初的目的是利用月氏与匈奴间的血仇，借助月氏的力量，一举击败匈奴。但张骞发现，汉武帝最初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月氏无意再与匈奴为敌，对汉朝对付匈奴起不了作用。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张骞此次出行完全没有达到目的。但张骞取得了很多更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汉武帝随后制定的西进战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张骞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旅行家，他经过这次漫长的旅行，了解到在西北方向游牧民族的后面，还有几个地广万里的大国和许多城郭之国。张骞所见到的大宛、大夏和康居，皆为深受伊朗和希腊文明所影响的地区，和平富庶，利于通商。他知道在大宛得西面还有安息，也就是伊朗。在大宛得西南方向几千里外，还有印度。此外，张骞还了解到一个关键性的情报，占据着伊犁河谷的乌孙人与匈奴不睦，汉朝可以与之加强联系，制约匈奴。

公元前127年，即张骞从西域返回的前一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征讨大同以西、黄河南岸的匈奴，取得重大胜利，对其开疆拓土之雄心，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张骞返回后，向汉武帝报告了所了解到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多为汉武帝所采纳。汉武帝具雄才大略，积极进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首先是加强对匈奴的攻势，竭力打通前往西域的道路，保护中西交通线。公元前123年，卫青再次率军击匈奴，在阴山南麓、黄河北岸一带与匈奴交战，互有胜负。张骞任校尉随军出征，因为了解水源和草场情况，对军队作战有利，被封为博望侯。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上万骑兵出陇西，深入匈奴境内数千里，过焉支山（现甘肃山丹县东南），逾居延（甘肃张掖），至祁连山，攻取了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的游牧地（现今甘肃凉州河甘州）。据《史记•匈奴传》，单于对休屠王、浑邪王军事失利极愤怒，欲召诛之，二王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浑邪王遂杀之，率所部归降汉朝，汉征召了两万辆车乘迎之。汉武帝重赏浑邪王，封为万户、漯阴侯。汉武帝还重葬休屠王，任命休屠王之子为侍中，赐姓金。于是，河西及陇西北一带，不再有匈奴骑兵出没。

两年后，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分兵两路攻伐匈奴，大胜。匈奴远遁，霍去病俘获了匈奴高层八十余人，在漠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这是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由于缺少马匹，此后没再出大军远程作战。但经此一战，西北地区匈奴势力大为削弱，汉朝与西域之间的道路基本上打通。

其二是与乌孙建立同盟，向中亚地区宣扬中国国威。公元前119年，张骞向汉武帝建言：乌孙王昆莫原本向匈奴称臣，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再依附于匈奴。匈奴屡被汉朝打败，在西北地区的势力几乎被扫清，地空无人。如果能向乌孙提供足够的钱财，将其招至西北地区，就相当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此外，乌孙以西的各部族也可一并招来。

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一支300人的使团，带着600多匹马、上千只牛羊及大量金钱和丝绸前往乌孙。张骞以汉朝的名义向昆莫送上了厚礼，并转达了汉武帝的旨意：如果乌孙能够从伊犁移居至以前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的游牧地，汉将会遣送公主给昆莫作夫人。据《史记•大宛传》，乌孙王昆莫幼年丧父，被匈奴单于收养，少年时便继承乌孙王位，英勇善战，甚至连匈奴后来也很忌惮他。但现今年事已高，威望大不如前。而乌孙其他的部落首领都畏惧匈奴，不愿离开伊犁，莫昆不敢向张骞作出承诺，按汉朝的计划行事。张骞在乌孙住了一段时间，和当年在月氏一样，“未得要领”，于公元前118年返回。

乌孙是汉朝在中亚地区的第一个落足点，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战略支柱国家。张骞在乌孙时，向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安息（伊朗北部）、身毒（印度）、于阗（和田）等国派遣了副使，而乌孙提供了翻译、马匹及护卫。一年以后，这些国家派出的使团陆续来到了西安，亲眼目睹了中国文明之发达，中国幅员之广、物产之富，不能不与中国亲善。于是，汉朝与西域各国开始有了正式的外交往来，而乌孙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示范和桥梁作用。

张骞返回时，乌孙派出了数十人的使团，随张骞来到西安，向汉武帝谢恩。据《乾隆御批历代纲鉴》（卷十六），乌孙使臣“见汉广大，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匈奴怒，欲击之。乌孙恐，使使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乌孙通过使臣了解到汉朝之强大，提出向汉称兄，娶汉公主，借重汉牵制匈奴。公元前115年（元封六年），汉武帝决定派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以公主的身份出塞，下嫁昆莫作右夫人，匈奴也派遣公主，嫁给昆莫作左夫人。昆莫年老，加之语言不通，细君公主“悲愁思归，作《黄鹄之歌》”。汉武帝亦“闻而怜之”，多次派人前去探望。后来，昆莫想让细君公主嫁给他的孙子岑陬，公主不听，上书言状。汉武帝“欲与乌孙共灭匈奴”，下诏“从其国俗”。于是，岑陬便娶了公主。昆莫死后，岑陬被立为乌孙王，汉朝与乌孙间的关系愈加稳固。

其三是在前匈奴游牧地置郡，派军队屯戍，向西修筑长城和“亭障”。汉朝原本打算将原匈奴浑邪王的游牧地留给乌孙，但既然乌孙不肯东来，汉武帝便于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设置了酒泉郡，管辖这一地区，并派军队屯戍，又从内地迁移来了一些人口充实力量。后又设置武威郡，以断绝匈奴和羌之间的通道。后来，随着往来西安和西域的使臣往来越来越多，且不时遭到匈奴的截杀。为了保护通道，再设置了张掖和敦煌二郡。

为了更有效地防御匈奴，汉朝利用当地的天然形势，向西修建绵延不绝的长城，沿途设置“亭障”，即军事堡垒，以将匈奴摒于水草丰富地带之外。到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左右，自酒泉至敦煌西北玉门关的长城和“亭障”已告完成。到公元前101年（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征伐大宛得胜凯旋时，汉朝“自敦煌至盐泽，往往起亭”，说明汉朝的军事设施的前沿，已延伸至罗布泊一带。可见当时对西域经营的投入之巨大，进展之迅速。

张骞出使西域的附带成果

汉武帝积极经营西域，阻止了匈奴南下的道路，开辟了中西交通线路，树立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威信，这些都是张骞出使西域后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除此之外，张骞出使西域也附带产生了其他一些成果：

其一是汉朝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经略，促进了自中国经南海、至印度东部的海上交通发展。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在阿姆河流域见到了现今四川出产的竹杖、蜀布，问当地人，说是来自印度。张骞据此相信，既然印度有四川地区的物产，那么从中国西南应可以通往印度，且不很远。他认为，如果从西南方向印度抵达西域，这样既可避开匈奴，路途也可能会更容易行走。

汉武帝根据张骞的报告，决定向西南方向派出几路人马，探索前往印度的道路。各路使者费尽千辛万苦，才知道西南地区重山覆岭，陡涧森林，竹木丛茂，径路狭窄，上如登天，下如入井，比西北道路难行很多倍。从四川的西南方向，皆为高山峻岭，根本找不到通往印度的道路。四川东南贵州、广西、云南方向，因道路难行，尚与外界隔绝。僻远小国各自为政，不知汉朝之广大。汉武帝派遣的使臣抵达后，滇王和夜郎王都曾这样发问：“汉孰与我大？”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派遣巴蜀军队进入贵州、云南，降服滇王。从此，长江以南各地相继纳入中国版图。到东汉初年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推进至滇西边隅，威震缅甸，自此终于得以从西南方向通过缅甸与印度交往。

海上交通方面，汉武帝时亦有重大进展。自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南越地区一直自立为国，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公元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汉武帝派军进入南越，设置了南海（治番禺）、苍梧（治广信）、郁林（治布山）、合浦（治徐闻）、交趾（治安南）、日南（治安南）等九郡。自此之后，汉朝可自南越与东南亚、印度南部开展海上交通。据《前汉书•地理志》所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以上所言黄支国，据中外学界早年考证，即是印度东海岸的Kanchipura，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译为建志补罗国。一般认为，在汉代时，中外海上交通线路最远可到达印度。

其二是从西域引入了多种重要物产，改良了中国的马种。古代西亚地区的具有某种特殊的自然地理优势，集中了许多可以驯化的植物和动物。西亚是野生小麦的原产地，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就已被驯化，经过了漫长的7000年时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通过游牧民族传到中国北方地区。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中西交通线路贯通后，中国开始有目的地从西亚引入各种作物。第一批引入的植物中，就有葡萄、苜蓿、石榴、胡豆、胡瓜、胡桃、胡麻、胡葱等等。

汉代从西域引进的所有物种中，最著名的是大宛马，俗名“汗血马”。张骞在西域时特别注意到，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武帝闻之，派遣使臣带着重金和金马远赴大宛国都贰师城求购。但大宛国王不肯卖，汉使怒，砸坏金马而去。有大宛贵族让东边一个叫郁成的小国国王将汉使截杀，汉武帝大怒。据《乾隆御批历代纲鉴》，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武帝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军三千讨伐大宛。因为期望大军到贰师城取良马，所以号贰师将军。但此次远征准备不足，没到大宛，在郁成就遭到惨败，残余部队退回敦煌。李广利留在敦煌，不敢回京。

但汉朝的声誉必须挽救。汉武帝认为，大宛是小国，若大宛都不能攻下，那么大夏等国必会轻视汉朝，大宛良马更难得到。于是，两年后命李广利率兵六万重新出征。汲取了上次经验，这一次可谓倾全国之力，“天下骚动”，特别注意给养的供应，且专门任命两位驯马行家为“执驱马校尉”，准备攻破大宛后挑选良马。大军一路征战，越过帕米尔高原，攻破郁成国，追斩了郁成国王。至大宛时，还剩三万兵力，围城四十余日，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汉军停止攻城，大宛将马带出城，任汉军挑选；大宛向汉军提供粮草；大宛立新国王，与汉达成盟约，双方罢兵。汉军于是得良马数十匹，中马以下3000余匹，第二年凯旋回朝。汉武帝得大宛马，作《西极天马之歌》。辞曰：“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皂，径千里，遁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游昆仑。天马徕，龙之媒，逝阊阖，观玉台。”李广利将功补过，被为海西侯，所有将士皆论功行赏。

汉武帝之所以甘愿花费重金，甚至不惜大动干戈以求得良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出于迷信。汉武帝时，方士的势力很大，受方士之说的迷惑，汉武帝求仙之心甚是殷切，盼望乘龙升天成仙。根据方士之说，神龙虽不可见，但神马可以代龙，且“神马当从西北来”。如《西极天马歌》中所说的“从西极”、“龙之媒”。汉武帝最初从得到乌孙马就非常喜爱，称之为天马。再得到大宛汗血马，更加偏爱，于是将乌孙马改称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

在中国，最常见的是蒙古矮种马，汉代时主要从匈奴和东胡等游牧民族那里购买。乌孙马和大宛马属于今天的土库曼马，至今仍是世界上声誉卓著的优良马种，价格上仅逊于最高贵的阿拉伯马。土库曼马有好几个种系，最好的就是大宛马，不仅体态神骏，气势骠悍，强壮有力，奔跑迅速，动作敏捷，且温驯合群，热爱主人。大宛马有阿拉伯的血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汉武帝《西极天马之歌》中所说的“虎脊两”，也被称为“双脊”，指马的脊椎两侧有两条肉脊，如同老虎的脊背一样。长有这种肉脊的马，即便不备鞍，骣骑也很舒服。

马在古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是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对于古代的人们而言，马既是生产力，也是战斗力，代表着不畏艰险、积极进取、昂扬上进的精神。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匈奴。而乌孙马的出现，加上方士的蛊惑，汉武帝决意要得到大宛马。派使臣带重金前去求购，结果被杀，激怒武帝。派军轻率前往，惨败而归，再派大军前去攻城掠地，终于得到了良马。对武帝的这种做法，后世评价多不以为然，但肯定其因此而打开了中西通道，建立了空前的伟业。

大宛马引入后，中国的马种逐步得到了改良。但由于得到的种马不足，中国从汉代到唐代，甚至到明代，一直都非常热衷于寻求“汗血马”。在来自于域外的一切物产中，对于中国而言，最想得到的始终是神奇的“汗血马”。

其三是促成丝绸大量输出。张骞出使西域，本无直接的商业目的，但他发现西域有“蜀布”，且来自几千里之外的印度，说明当地人极为珍视这种中国特产，所以才辗转经印度购得。汉代时，中国主要有两种布料，一是麻布，二是丝绸，棉花要到元代以后才从西域引入，所以尚无棉布。

张骞所说的“蜀布”无疑是四川出产的丝绸，因为没有人愚蠢至辗转数千里贩卖不值钱的麻布。养蚕织丝虽不一定发源于四川，但汉代时，四川确实是丝业发达兴盛之地。仅从字面上看，“蜀”字指的就是蚕丛。《三国志•张飞传》中提到，刘备率军攻取益州后，向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都各赐锦千匹。汉代时，中国丝绸织品供应充足，即使是寻常人家也往往身穿绸缎。恒宽编著的《盐铁论》中，收录有当时贤良对这种风尚的批评意见：“富者缛绣罗执，中者素绨锦永”，意指普通百姓随意穿的衣服，和后妃穿的衣服没什么两样。

张骞当年从匈奴逃至大宛时，当是两手空空，但了解到西域人珍视丝绸后，便有了底气，要求大宛国王派人护送他至月氏，承诺将来“汉之贿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后来大宛使臣来到中国，印证了张骞的承诺并非虚言，汉武帝对于这些外国客人很是慷慨，“散财帛以赏赐”。至于以后汉朝使臣再前往西域，都必须带足丝绸，当作旅费，因为西域人都认丝绸，“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

游牧民族通常用皮革缝制衣服，而丝绸服装不仅华丽，适宜出席郑重庄严的场合，且极柔软，贴身穿更是非常舒适。据古代史料所记，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士兵出征时通常要配备丝绸内衣，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士兵行军作战的苦痛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伤亡。中国产的丝绸通常都织得很密实，极富韧性，如果穿有丝绸内衣，当被来自较远距离的箭射中时，箭簇往往会不会直接穿透丝织物，而是带着丝织品一并穿入体内，拔出箭簇时，丝织物会一并带出。这样，丝绸内衣便起到减缓箭簇冲击力的作用，伤口也容易愈合。很多游牧部落善用毒药，涂抹在箭簇上。当被这种箭簇射中时，是否穿有丝绸内衣，其差别可能会更加明显。匈奴人可能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知识。

中国丝绸不仅得到各个游牧民族的珍爱，更重要的是，它在更遥远的西方，一个当时尚不为中国人所知的文明之邦，遇到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即罗马帝国。张骞出使西域时，罗马帝国正在兴起，其势力已扩张到希腊。罗马帝国全盛时期，它的势力一度延伸至底格里斯河东岸。关于丝绸对罗马的影响，西方学者自古有细致的观察和结论。简言之，罗马之强盛、富裕，讲求奢华之程度，比起其他各游牧民族来，高出绝不止一两个档次，因而，丝绸这种奢侈品对于罗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之深，也绝非游牧民族和各商业民族所能比拟。

据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所记，罗马帝国境内制纱工艺最高的地方是腓尼基人城市西顿，在现今的黎巴嫩一带。中国丝绸质地很密，游牧民族用来抵挡箭伤，而西顿的妇女会把它们拆散，再用亚麻纤维混纺在里面，做成松散的织物，不仅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罗马贵妇人最喜爱的也正是这种织物。穿上这种布料制作的服装，会有全身透明感，手足的转动、皮肤的颜色都能显示出来。

罗马贵妇人对丝绸织品的需求近乎于无限，罗马的战士为此四处征战，从各地劫掠金银珠宝，再用它们从各国商人手中购买丝绸。丝绸由此成为媒介，将中国和罗马这两大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及中亚、西亚其他各个民族，在中国和罗马之间活跃着，成为中间商。中亚和西亚由此成为各种文明的交汇处，商业贸易则是中亚绿洲城市繁荣的主要源泉。正是由于有了贸易商队，草原游牧民族才不仅可以出售牛、马、皮革、羊毛、猎鹰，也可以向过往商队征税，从而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用以购买谷物、武器、铁器、织品和其他各种奢侈品。正因如此，游牧部落的首领们通常对商业持支持的态度，为商队提供便利，在自己的境内保障商队的安全。

罗马人不甘于永远与丝绸的原产地相隔绝，曾尝试开通至中国的陆上和海上通道，以便直接来中国购买丝绸。其他民族则为维护经济利益和政治独立，极力阻止其与中国直接交往，彼此之间形成对立，为此而引发的战争亦是连绵不绝。罗马衰亡后，甚至东罗马帝国也学会养蚕织丝以后，中国丝绸对于西方人的魅力仍未减损。中国至欧洲的陆上和海上通道，被冠以很多名称，包括“瓷器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但最深入人心、实至名归的名称，永远是“丝绸之路”。

远观“一带一路”战略

所谓事有古今，志无古今。事有通变，志无通变。长远看，“一带一路”顺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全球化的大趋势，必能铸成一番伟业。为图完全，以不负天时，仍不妨从历史中多寻些经验，以备参考。

张骞出使西域和汉武帝经略西域一事，至少可以给今人以下三点启示：

其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成功之根基，在于中国的强盛。习近平主席倡扬的“一带一路”战略，其宗旨是通过加强公路、铁路、港口、电力、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间各种制度安排，从海路两途将欧亚大陆各国间的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新的、且由欧亚大陆人民所能自己掌握的“命运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长远的发展战略，也为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自古以来，周边各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皆以实际利益为先，有利则趋之，有害则避之。张骞出使西域时，即向所至各国言明，只要与中国通好，必有重利可图。各国由此心动，纷纷派来使臣，“丝绸之路”才得以开通。中国欲引领各国共谋大业，必须向世界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并使各国切实能从中受益。反言之，只要中国足够强盛，“一带一路”建设亦势必会渐次推进。古人很早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元气调而无不顺之四时，心术定而无不安之四肢，中国盛而无不来之四远。”只要元气调合得宜，无论春夏秋冬，都不会感到不适；只要心志笃定，就不会手足无措，轻举妄动；只要中国强盛，四面八方的国家就不会同中国相疏离。

其二，“一带一路”战略的生命力，在于其良法美意，极天下之公论。世界大势如同人的身体，人的生命之所以能够维持，全靠血气所支撑。血气流通不息，熏蒸灌溉着通身各个脉络，才能耳聪目明，手足便利。一旦瘀塞，血气不能升降，就会造成身体臃肿，四肢麻痹，精神萎靡，生命力随之衰竭。所谓“否极泰来”中“否”，即是瘀塞之意，“泰”则是通畅之意。欧亚大陆自古以来基本格局是“东西相通”，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欧洲，虽相隔辽远，却一直相互吸引，遥相呼应，其生命力之源泉，在于中国确有不竭可供之物，先是丝绸，后是瓷器、茶叶，以及其他各种物产。同时，中国也对西方的奇珍异宝情有独钟，如此互有所需，互有所求，才能相互吸引，互通有无。

按照“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欧亚各国经济联系，使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够在欧亚大陆充分流动，滋润哺育各国经济发展，无疑会有助于促进各国社会进步，增进国家间的友谊和信赖，共谋和平发展的大局。

其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势必会产生出乎预料的附带成果。《左传》中的《曹刿论战》有个重要观点：“大国难测”，意思是大国人才济济，谋略深远，难以预测。事实上，大国之所以难测，还不仅仅是因为大国的深谋远虑，更多的是因为大国本身的国力强大。大国之所以是大国，并不是因为人口多、土地广，而是因为拥有随时干预对外部事物的能力。对于一个小国而言，即便是倾全国之力，其影响也很是暂时的、有限的。大国则不同，一旦决意行事，往往会产生出人意表的连带效果。

张骞出使西域也印证了“大国难测”这一观点。当时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环顾四周，唯一能与中国相抗衡的外部力量就是匈奴。汉武帝谋划的战略，核心思想是与西域方面的力量结盟，联合击败匈奴。从具体情况看，关于月氏的情报证明是过时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但它促使汉武帝作出决策，派遣张骞远赴西域，从而了解到了更多、更有价值的知识，并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找到了乌孙这个新的立足点，与西域各国建立了联系。同时，投入巨大力量，将军事前沿向西拓展，有效地保障了西域线路的安全，终于打通了中西方之间的交通线。正是为了寻找西进通道，汉武帝才加强了在西南方向的力量投入。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汉武帝将中国的疆界在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为现代中国辽阔疆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中国至西域道路开通后，诸多极有价值的作物引进，良马西来和马种改良，丝绸的大量输出，都是意料之外的成果，它们对于中国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尤其是“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至今依然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历史力量。

“一带一路”战略的出台，有许多显而易见近因。国际层面，有反制美国的TPP计划，破解美国的“再平衡”和“围堵战略”的考量；国内层面，有经济调整、产业升级和促进出口的需要。但若干年之后，随着这项战略的渐次落实，可能会产生一些现在还预想不到成果，同时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任务、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