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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南北两地社会性质变化与经济演变

2021-07-27 16:3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编者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在学术界久负盛名。这项农村经济长期跟踪调查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此后，在1958年、1987年、1998年持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四次调查形成了无锡、保定南北两地数千户农户家庭的连续演变的珍贵数据资料，这在中国近、现代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是几代经济所人不断积累的宝贵财富，体现了社会科学学者“为人民做学问”的情怀，也对中国共产党论证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对党的土地革命理论建设，发挥过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省统计局、河北省统计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整理出版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1929－1957）》，旨在缅怀先辈，铭记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唤起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为人民做学问”的热情，使这批积累、保存不易的珍贵资料，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1929 - 1957）

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苏省统计局、河北省统计局

书号：978-7-5201-8398-7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版次：2021年6月第１版

装帧：精装

定价：980.00元（全3卷）

内容简介

1929～1930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领导了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任所长孙冶方和国家统计局时任局长薛暮桥在第一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基础上，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本书是两次调查所涵盖的两地22村数千农户生产、生活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汇集，主要包括农户家庭状况、生产资料、农产品、家庭副业、收入、消费支出等各方面的汇总数据，连续、可靠，非常珍贵。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历史性进步。

序言

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这次调查的组织者和发起者为陈翰笙，发起这次调查的目的是“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因为当时对于中国社会以及中国革命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着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已经是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陈翰笙在位于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时，也与在那里工作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马季亚尔有过争论，在马氏看来，中国正处于亚细亚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夜，而陈翰笙不认同这一看法，当然当时他也没有经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1928年，陈翰笙从苏联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主任后，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其时中国人口的85%是农民，因此，欲了解中国社会就需要首先了解中国农村。蔡元培曾经指出，经济是社会演进的关键，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陈翰笙正是由此开启了其领导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之大幕。

陈翰笙，1897年生于江苏无锡，1929年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所前身）工作。

陈翰笙计划调查江南、华北和岭南三个地方的农村，因为这些地方都有其代表性。正如其所主张的：“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的侵入，尤其是最近金融资本的侵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其最大的影响即工业化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已渐次深入农村。这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进化程序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上，逐渐的，也是必然的，要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学组主张在江苏，河北，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省中，开始从事实地调查。”当然，由于一些原因，岭南的调查在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并没有完成。

江南的调查选择了无锡。无锡是陈翰笙的老家，他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方，了解了无锡农村，就能了解帝国主义以及买办阶级是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的。在华北，原计划调查大同，但后来由于时局关系，改为保定。具体的调查方法是从“每省之内，又选定农业最繁盛工商业最发达的一县为调查地点。在这一县内用初步的经济调查去决定几个区域。在各区域内，又选定一定比例数的农村以为代表。在这样的代表农村中，每一村户都仔细的完全的挨户调查”，再“选定村与邻村的中心市场，亦加以概况调查，藉资参考”。

为了开展调查，陈翰笙大力聘请了一些年轻人才，比如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人。王寅生是陈翰笙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他实际上是两次调查的主要组织者。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计划由陈翰笙、王寅生和王立我三人制定，以“国立中央研究院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团”名义进行。王立我参与过金陵大学卜凯组织的调查，比较有经验。无锡的调查是从1929年7月初开始，至9月底结束，历时近3个月。调查团共计45人，实际工作由王寅生负责，他常驻无锡县城；王立我为指导员；总办公处设在崇安寺小学。调查团下设4个调查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和刘端生担任小组负责人。每一个小组中都有文书、会计、交际和调查员，文书、会计、交际也都由调查员兼任。据廖凯声、秦柳方等学者回忆，共有45人参加了无锡农村调查。这些人大多数是生长在无锡或邻近各县的，因为对该地区的风俗和语言较为熟悉，会给调查带来很多便利。在这45人中，有1/3是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劳动大学、上海法政专门等学校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有1/3是当地小学教员或者从事乡村改进、工人教育的工作人员；另有1/3是该县高级中学肄业生。他们在调查中是分工协作的，一般的入户调查工作由中学生担任，而小学教员由于语言便利且对当地情况熟悉担任沟通交流工作。大学者除了兼做调查员外，还负责指导调查工作。据张稼夫回忆，还有同济大学、无锡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一些学生。

无锡挨户调查共计调查了22个村，分别为小沙头、唐家宕、曹庄（里）、垮上泾、任巷、白水荡、前章、小房巷、张塘巷、黄巷、龚巷、黄土泾桥、苏巷、张巷桥、东吴塘、西大房、前刘巷、邵巷、阳湾（里）、周家桥、新开河、毛村。挨户调查结束后又通信调查了55个自然村的概况和8个农村市镇的工商业情况。

保定（清苑）的调查是从1930年5月开始的，8月结束。保定调查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完成的，领导者仍为陈翰笙，主要组织者仍为王寅生等人。“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团，由调查员、向导员、办事员，共66人组织而成，办事处设清苑城内......”。具体地址是清苑县城西下关的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调查人员分组情况与无锡相仿，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组长不再兼任调查员。据张稼夫回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参与人员包括韩德章等人。参加这次农村调查活动的还有保定二师的石凯福、项世澄以及薛品轩等人。

保定（清苑）共计调查了11个村。这些村的选择是基于以下程序完成的。根据保定乡境、农产物情形之不同，把保定分为四个区：第一区为“县南境唐河两岸、麦产之丰、为全县冠、沿河数十村、向有‘一麦顶三秋’之谚语、但唐河每至夏秋霪雨连绵之际、河水泛滥、秋收泰半无望、历年皆然、绝少幸免、故该带在清苑农村经济上、颇具特殊情形、乃画定为第一区”；第二区为东南乡；第三区为西南乡，这两个区的特点是“麦秋均相若、而产高粱谷较多”；第四区为“县城附廓各村、为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种菜蔬者较多、并可查知城市与乡村衔接处之经济情形”。北乡距离徐水县较近，而且没有特殊情形，所以没有列入调查范围。然后在每一个区内，选择3~4个代表村，以二百户或者百余户为宜，进行逐户调查。保定（清苑）的逐户调查共包括1770个农户。除此之外，还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清苑县的村概况调查表涵盖60多张表，各种问答题有130多道。分户经济调查表共有27页，分为41个表，表的内容涵盖耕种、畜养、副业、农产品买卖、税捐、田租、借贷、消费，共八大项，每一大项下又有若干小项。

调查结束后就是资料整理以及最终报告的撰写工作。陈翰笙、王寅生和钱俊瑞等撰写了《无锡的土地分配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报告被国民党当局搁置，一直没有发表，后来丢失。保定的调查报告则没有完成。

当然，调查的其他成果也是有的，比如《亩的差异：无锡22村稻田的173种大小不同的亩》（以下简称《亩的差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等。有些还以英文形式出版。《亩的差异》开创性地发现无锡至少有173种亩，同一个村内至少有5种亩。报告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没有发展的中国本不能有统一的度量衡，并且积受了数千年分家、租佃、典押、买卖等习俗的影响，到现在差不多每一农户的所谓亩也就都有两三种的大小”，这“使浮征税捐的种种弊端更加厉害，同时使地主更可浮收田租”。这可说明中国至少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资助下，陈翰笙和邱茉莉（Elsie Fairfax Cholmeley）还编写过一本《农村中国》，其中第一部分第二章“上海附近无锡的土地集中”（Land concentration in Wusih，near Shanghai）和第六章“土地所有权的变革与永佃制的命运”（Change in land ownership and the fate of permanent tenancy）反映的是两个未刊报告《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土地所有权的近代化》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秦柳方、钱俊瑞合写的《黄巷经济调查统计》、廖凯声的《社会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和韦健雄的《无锡三个农村底农业经营调查》等一些成果。保定方面的成果主要是北平社会调查所人员所做，比如张培刚的《清苑的农家经济》，但这一成果所运用的方法与陈翰笙的有所不同。

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取得优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有了这些调查，中国共产党人才觉得有必要再与托派分子理论一番，于是有了后来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正如薛暮桥在回顾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时所言：“当时的论战主要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还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因而，论证中国社会性质仍留下许多空白和不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通过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共的革命主张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和支持。总之，恰如《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所言：“陈翰笙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这次调查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学习弥补了以前在农村经济知识方面的不足，成为国际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农村经济专家。在他的带动下，一批受聘参加农村调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逐步成长起来，如王寅生、张锡昌、薛暮桥、刘端生、秦柳方、孙冶方、钱俊瑞、廖凯声、姜君辰等。薛暮桥晚年曾经表示，陈翰笙的《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等著作是很好的教材，把他引上了研究这一门科学的正确道路。这些青年后来有很大一部分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薛暮桥等。这些人在这次调查中所培养出来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让他们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调查和论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话语主导权从苏联移到了国内。在这次调查之前，国际上研究中国农村的主导力量在苏联和日本，这之后人们才意识到陈翰笙等人才是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人。1935年纽约《太平洋事务》季刊发表伊罗生（HaroldR.Isaacs，1910—1986）的长篇论文，该文称陈翰笙为“中国最有能力的农村经济研究者”。1948年《世界与中国》第一期按语中也称“陈氏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多年，著作甚富，为此一问题之权威”。评论恰如其分，也说明以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为基础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令世界瞩目。

江苏无锡城外运河（巴伯·玛格丽特·哈特（Barbour，Margaret Hart）摄于1921年，图片来源：Divinity Library，Yale University）

我们也要看到，这次调查实际上也是不完美的。陈翰笙后来由于受到排挤离开了中央研究院，1934年后仅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及中山文化教育馆特约研究员的职务。由于他的团队成员和他本人的相继离开，无锡和保定的调查资料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发表。

195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该所保存的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发现了当年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的部分原始资料。所长孙冶方（当时还兼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意识到这批调查资料十分珍贵，认为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次追踪调查，借以对比这两个地区近30年来农村经济的演变过程，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是年年底，薛暮桥和孙冶方共同主持的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联合调查组成立。决定在1958年春季，会同江苏和河北两省统计局，共同组织力量对第一次两地调查的资料进行整理，与此同时，对无锡、保定两地原调查村经济进行一次追踪性的大规模调查，目的是“把无锡、保定1929年第一次调查近30年的社会性质变化及经济演变过程反映出来”。

由于第二次调查的目标是进行前后对比，因此，在表格的设计上没有与之前的相一致。而且由于年代较久，资料收集相对困难；第一次调查的数据也需要补充和核对，于是，将调查的主要内容简化为以下九方面：农村户数、人口、职业及文化程度，土地占有与使用情况，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使用情况，农村阶级成分的变化，主要农作物的面积与产量，畜养及副业收入情况，农业劳动雇佣情况，粮食产销用情况，农民负担。此外关于合作化后农民的集体和个人收入比例以及富裕中农的生产和收入水平等问题，也附带做了调查。

在新的调查方案中，“凡不能与1929（1930）年情况对比者，原则上不增列指标。关于调查观察时点，经考虑选定1929（1930），1936，1949及1957年等四个年份。1929年资料以原有者为主，并作必要的补充与核对……无锡保定两地土改年份不同，因此有一部分时点两地不能相同”。最后，无锡的调查时点确定为1929年、193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黄金年份）、1948年（无锡土改前一年）、1952年和1957年（合作化之后的一年）；保定的调查时点确定为1930年、1936年、1946年（保定土改前一年）和1957年。

“关于全村概况或若干全县性的专题资料，尽量采用召开调查会方法取得，只有那些基本情况的资料，才采用挨户调查方法。概况调查也有明确的调查指标，列成表式，或者提出确切的问题，要求取得一定的数字、年份或具体地点、阶级成份（分）的答案。在到达各村开始进行调查时，首先要查清原有村户廿（二十）八年内户口变动情况，包括分家立户及迁出入三类。必需（须）查明各户的立户起迄（讫）年月和各调查时点的阶级成份（分），借为挨户调查作好准备。挨户调查除全部现住户外，甚至连分家后不再存在的历史户，绝灭户及迁出户，只要有人能代报其以前情况者，统应查问清楚。确属无法查报者，仍应叙明原因。”

第二次调查的主持者为孙冶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和薛暮桥（国家统计局局长）。这两人对陈翰笙领导的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都较为熟悉。为了调查方便，在北京成立了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小组，参加人有刘怀溥、秦柳方、张之毅、王凤林、储雪瑾等。刘怀溥、秦柳方当年都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张之毅则做过费孝通的助手，具有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经中共江苏省委、中共河北省委的同意，江苏和河北两省统计局分别组织人力进行调查工作。两地分别成立了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

薛暮桥（左）与孙冶方（右）（图片来源：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李昭提供）

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共组织了46人，一部分人是各机关抽调的，另一部分人是部队复员转业的。计划对第一次调查的11个村全部进行调查：即薛庄村、大阳村、大祝泽村、李家罗侯村、何家桥村、东孟庄村、东顾庄村、谢庄村、南邓村、蔡家营村、固上村。

由于人手原因，调查分两批进行，第一批为6个村（薛庄村、何家桥村、东顾庄村、李家罗侯村、南邓村和蔡家营村），1496户。大规模调查开始之前，先选了两个村进行试点。一是保定的薛庄，二是清苑县的南邓村。从1958年3月27日到4月7日，共完成了42户的普查，召开了10次调查会。通过调查，搜集到许多有用的资料，并发现原调查方案中的某些指标对当地并不需要或不切实际，因而适当地増加、减少、修改了原方案中的调查表和指标。同时培养出一批比较熟悉农村经济工作并掌握一定工作方法的骨干，为后来的大规模调查奠定了基础。

无锡农村经济调查共组织了82人，分成11个工作组。在第一次调查的22个村中，抽选了11个村进行调查，即东吴塘、唐家宕、黄土泾桥、前刘巷、龚巷、张塘巷、毛村、白水荡、苏巷、曹庄、邵巷。1958年4月10日，集中干部，组织业务与方法问题的学习与研究，4月16~17日，分别进驻调查村，进行全面宣传动员和调查。开始调查时，很多农户心里也有顾虑，比如怕露富、怕整风、怕说不准不好交代等，调查人员通过晚上串门、一起劳动、农闲唠家常等多种形式做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后来通过摸索，逐渐有了经验，调查总体上也进行得较为顺利。调査总户数为1100户，调查工作6月底结束，并完成了调查资料的审核加总工作。

保定第二批调查5个村（即大阳村、大祝泽村、固上村、谢庄村、东孟庄村）约1900户，于1958年7月1日开始，8月上旬结束，并于同期完成了资料审核和加总工作。由于有了第一批调查的经验，第二批调查进行得比较顺利。

虽然第二次调查发生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但据具体参加这次农村经济调查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张之毅、刘怀溥、王凤林等人反映，这次调查的可信度是较高的。一是当时农民积极性很高。通过深入宣传，农民被选为调查户，觉得是一种光荣，配合调查很积极主动。调查人员都能放下干部架子，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做到“如同一家人”，而这些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无法做到的。二是这次调查是在薛暮桥、孙冶方等治学严谨的经济学家领导下进行的，具体负责调查工作的人员，如刘怀溥、张之毅等，都是训练有素、治学严谨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他们对资料的处理是非常慎重的。例如，调查组在核实第一次调查资料时，如果1958年的调查结果与第一次调查有出入，会反复核对，并且在有旁证的前提下才进行修改，否则宁可存疑。这种科学的态度保证了数据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总体上看，这次资料中的土地、人口等自然情况以及生产技术、亩产等的数据可信度较高，而收入和消费部分可能稍差一些；1929/1930年的数据和1958年的数据可信程度也要高于其他年份（因为其他年份的资料是根据回忆追记的）。三是这次调查的组织核心在省里，调查人员抽自省及县市有关单位，并且以基层调查小组为单位，以每个调查村为对象。这些小组不仅要完成调查和资料收集，同时也要自己进行资料审核、加总及分析研究。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路线，有助于确保调查质量。

这次调查也形成了一些资料性成果。第一是对第一次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比如，为了对过去有一个整体的全面的认识，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第一次（1929/1930年）调查资料重新进行了统计整理，形成表格：《1929年江苏无锡20个村户经济基本情况的初步分析》《1930年河北保定10村户经济基本情况的初步分析》《无锡（1929）与保定（1930）农村经济基本情况的比较》。第二是挨户调查的表格。这次两地农村经济调查，取得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1929/1930年、1936年、土地改革前、1957年合作化后几个时期的调查资料和数据。当然，这些表格资料由于年代久远也有遗失。

第三是在挨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村概况调查。无锡、保定两地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整理编印了两地农村经济调查概况资料。“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概况资料”遗失。“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概况资料”分两册共约25万字。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概况资料由在调查期间所收集的22个村的原始资料汇集而成，以村为单位分别撰写，主要有以下内容：（1）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2）历史变迁包括清末、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军阀混战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经济变化情况；（3）人口、户口变动分析；（4）土地占有和使用变化情况；（5）各种经济剥削，包括租佃、雇佣、借贷剥削关系的变化以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经济掠夺；（6）阶级结构的变化；（7）土地以外的主要生产资料包括房屋、耕畜、农具占用变化情况；（8）农业生产变化情况，包括年成丰歉、粮食生产、棉花生产、牲畜饲养、副业经营变化情况；（9）农业生产技术变化情况，包括农具、水利灌溉、施肥、农作物品种改良、农药施用等；（10）农民收入和生活变化情况；等等。

第四是调查报告。第二次无锡农村经济调查结束以后，由调查小组的刘怀溥执笔，张之毅、储雪瑾参加，撰写了《江苏省无锡市（县）近三十年来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报告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无锡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化情况，包括解放前生产关系和解放后生产关系的变化；第二部分：解放前农业生产水平和付（副）业兴衰情况；第三部分：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变化情况；第四部分：解放前二十年来物质、文化生活的变化情况；第五部分：解放前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经济发展所起的阻碍与破坏作用。

1958年8月保定农村经济调查结束以后，河北省统计局根据调查资料，于9月撰写了《廿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1930—1957年）》。报告共分六章：第一章基本情况;第二章户口、人口变动情况;第三章经济关系变化情况;第四章农业生产变化情况；第五章副业变化情况；第六章农民物质文化生活变化情况。

河北保定新年烧香祈福，人们在烧香（西德尼·Ｄ·甘博（Sidney D. Gamble）摄于1919年2月1日；图片来源：David M. Rubenstein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这两个报告，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能发表，直到1988年9月，才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增刊二（《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专辑》），陈翰笙、薛暮桥、秦柳方合编）上发表。“这两个报告，是用科学方法进行挨户调查，资料翔实，观点正确，而且就解放前后农村经济情况作了对比，很有参考价值，从此可以看到中国农村解放前后近三十年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走上新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情况。”

第五是分村的汇总资料。河北省统计局保定农村经济调查办公室除撰写了保定分报告外，还根据分户调查资料按村汇总编撰了《1930—1957年保定农村经济调查资料》，11个村每个村一本，另有一本综合资料，共计12本。在每个村的调查资料中，又将数据分为4个年份分别加以汇总。包括的内容有：前言、1930年调查资料、1936年调查资料、1946年调查资料、1957年调查资料、附录（1957年度农业生产合作社经济情况，名称上有差异）。在综合资料中，给出了保定地区农村经济调查村分布图，之后的内容有三个部分：前言、分析表式部分和综合资料部分。分析表式部分又分为四类：基本情况的分析、农村剥削关系分析表式、农业及副业生产情况、收支情况（水平）的分析。综合资料部分也是按照年份安排，包括1930年调查资料、1936年调查资料、1946年调查资料、1957年调查资料、附录（1957—1958年度十一个村农业社的经济情况调查资料）。综合资料中还有关于表内数据的几点说明，它有助于理解表格中数据的计算方式和含义。江苏省统计局则按村汇总编辑了《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也是11个村每个村一本，另有一本综合表，共计12本。在每一本中，也是将资料数据分为4个年份分别加以汇总计算。不过计算的内容相对少一些，体例上与保定的也不完全一致。综合表也与保定的汇总体例不同，没有按照年份分别汇总，而是把5个年份（包括1952年的数据）不同方面的资料汇总到一张表中，借以观察人口、土地占有、收入结构和水平等方方面面的变化。与保定资料类似，无锡的综合表中也给出了阶级变化情况以及原因。这两种资料一直未公开发表。我们此次影印出版的就是这批资料。

从资料本身看，第二次调查的最大贡献是对第一次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核查，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观察年度的调查，形成了两地农村及农户几十年经济发展演变历史数据的链条，这在中国农村调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以后的接续追踪调查开了头，打下了基础”。事实上，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于1987年和1998年，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

两次调查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历史传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历史流淌着两股血脉，一为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社会调查部，后为社会调查所；另一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它们都是以调查立所，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大量论文和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也是从实践中探求真理、以真理指导实践的理论高地。我们这次编辑出版的资料，正是经济研究所人的调查结晶，闪耀着经济研究所人崇尚调查、尊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历史光辉。出版它们正是为了弘扬经济研究所的优秀传统和继承其优良作风。

两次调查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组织实施的，这展示了他们将学术研究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种情怀，也反映了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立场。我们此次编辑出版调查资料，一方面是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纪念那些曾经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研究做出贡献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献礼；另一方面也是告知后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保存着这样一批历史资料，希望大家彼此携手，能够将对这些资料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乃至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研究现在仍然是进行时。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告知世界我们实现梦想的脚步是怎样的，我们需要基于历史经验“行稳致远”，希望这批资料的出版成为一个契机。

是为序。

（注：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隋福民研究员撰写，注释略。文中图片源于已公开的网络资源。）

无锡卷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黄土泾桥村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毛村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白水荡村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唐家宕村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苏巷村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龚巷村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邵巷村

1929—1957年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前刘巷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