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艺术是人间的

原创 李树波 读库 收录于话题#艺术在人间1个

按：博物馆、美术馆在当今并不陌生，有关艺术的讲座、展览也层出不穷。但一座城市为什么要有博物馆，一座好的博物馆又是如何生长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本期开始的“艺术在人间”专栏，将讲述博物馆作为一种机制，在整个世界的建设与发展。作者李树波会从馆藏作品、游览体验等多个方面，为我们导览那些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博物馆、美术馆。

初到伦敦，往国家美术馆一路走去，来不及屏息又屏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波提切利！鲁本斯！贝里尼！提香！巨幅原作挂在极高的大厅内，一进复一进。里面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中期、盛期和晚期的架上绘画作品，比佛罗伦萨和罗马更出彩。

1798年，伦敦人蜂拥去看奥尔良公爵（Louis Ier de Valois）收藏展时，应该也被同样不可置信的幸福震得晕晕乎乎。时年二十岁的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感到“新天堂和新世界就出现在我面前”，后来他成为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人之一，和乔治·奥威尔、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比肩。

大师之作流入寻常百姓家

上一次如此盛事还是一百五十年前，英王查尔斯一世被处决后，这位有史以来最舍得为艺术花钱的国王毕生所藏被展示出售。

《查尔斯一世三身肖像》（1635年-1636年）范戴克绘，英国皇家收藏。

牛津教授哈斯科尔（Francis Haskell）最早开始做赞助人研究，在2013年出版的其遗著《国王的画》（The King's Pictures: The Formation and Dispersal of the Collections of Charles I and His Courtiers）一书中，梳理了查尔斯一世家财分崩离析的具体过程。1642年，国王逃离伦敦后，国会军队开始系统封查各宫殿城堡，抄家的纪律显然并不严明。荷兰银匠克里斯蒂安·范维安（Christian van Vianen）为王后、法国长公主亨利埃塔·玛利亚（Henrietta Maria of France）所造的，象征皇室最高荣誉的嘉德勋章授勋仪式上的一整套银盘不翼而飞。这美轮美奂的耳廓式银器再无下落，大抵被熔铸了。悬挂在王后小教堂里鲁本斯的“耶稣受难”祭坛画被扔进泰晤士河，或者根据卢米的说法，清教徒军队收到命令要捣毁圣詹姆斯宫里的“迷信”绘画，所以这幅也很有可能被当场捣毁。

国王的藏画在1640年完成造册登记，几乎毫发无伤。估价一万镑的画作被克伦威尔以国家名义留下部分，余下的在塞姆赛特宫售出，用来偿还国王所欠债务。蒙着灰尘的藏画被满当当地挂在房间，一方面这些画上汇聚着民脂民膏和民怨；另一方面大家都不宽裕，买家并不踊跃。数月内38人买下375幅画，得款7750镑，远不足以偿还查尔斯一世的债务。国会决定以画抵债，御用管子工应收款903镑，最后很不甘心地得到400镑现款，和抵500镑的一幅提香的画作——1.8米高、1.57米宽的《圣玛格利特手握红十字架战胜恶龙》。给皇室供货的丝绸商、内衣商、餐具商，以及各路债权人终于结清债务，而上世纪大师荷尔拜因（Holbein）、丢勒、提香的作品，以及当代大师鲁本斯和范戴克（Antoon van Dyck）伴驾时的创作，就这样流入寻常百姓家。

这次奥尔良公爵藏品展，亦是历史走到参差相似的河道。法国大革命前夕，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二世外表支持闹革命，内心却有意取代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他改名为“菲利普·平等”（Philippe Égalité），卖掉祖传物业和艺术品。1792年，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和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收到奥尔良公爵要卖画的风声后，志在必得，以英格兰银行的实力购得这批当世最精彩完备的古典大师庋藏。1798年，英国最富有的贵族桥水公爵（Francis Egerton）、其外甥高尔（Granville Leveson-Gower）以及卡莱尔伯爵（Frederick Howard）集资43000镑买下这批画。他们留下94张最精彩的，其余在蓓尔美尔街（Pall Mall）的一家商业画廊和河岸街的兰心剧院（Lyceum）进行展销。这场长达七个月的大师作品展销会，开启了伦敦人看艺术展览的传统。

英国固然有欧陆古典油画的大藏家，但藏品欠系统，也不对公众开放。殷实人家可以去德法意旅游，一般人只能在伦敦有古典大师作品拍卖时感受原作灵晕，不然就只能观看铜版复制的单色版本。而求知欲旺盛的一般人，不限于慕雅要好的中等之家，更包括觉醒中的劳工阶层。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英国劳工阶层正萌生出一种广泛的阶级意识。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首先在纺织工人中出现了自我教育风气，他们自学读书写字，自办夜校，在这个制度、偶像、既有意识形态被纷纷打碎的大革命年代，能自行思考何为道德，何为权利，何为自由。劳工阶层的精英们建立“通讯会”，读写讨论寖成风俗，一便士报纸、廉价政治小册子和平价画册的市场也繁荣起来，文化成为融合不同小团体的重要机制。人们发现不同职业之间，工人和小商贩、工匠和个体经营者之间共享相同的阶级体验。木铎起而千里应，大众和大众媒体的时代来临。

府邸中的画廊对外开放

1806年，晋为斯塔夫侯爵的高尔感到民众对古典大师的澎湃热情，决定将自家府邸克利夫兰大宅里的斯塔夫画廊对外开放。三年前桥水公爵去世，高尔继承了他的财产和收藏，再加上自藏霍加斯（William Hogarth）、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等英国画家的作品，达到三百多幅。英国皇室的艺术收藏更为丰富，却散置在众多皇家产业中，未必能给予观者这样纯粹而强烈的视觉震撼。开幕式上宾客多达两千人，威尔士王子和兄弟也在其中。

“Gallery”一词有了全新含义。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里，它是一面靠墙、一面冲着开阔地的狭长柱廊；在教堂，它可能位于两侧二楼上，面朝中庭，以容纳更多听众；在剧场，它位于最高处也最便宜的席位，总之，是个传播通道。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许多贵族领主的宅子内都开辟长画廊。一用来陈设女王画像、家族成员画像和艺术收藏；二用来办大宴会；三用来在天气不好时散步保持运动量。而斯塔夫画廊则由十一个厅构成，观者徜徉其中，俨然具备现代美术馆的雏形。画廊—美术馆这个空间发生的集体观看、公共讨论，也让挂在一起的艺术品产生了新的意义——它们不再是财富地位的象征，而是给公共生活造出新血的器官。

贵族领主宅内的长画廊。

每年斯塔夫画廊的开放都是伦敦社交季的高光时刻，拿到票的固然都得是“体面人”，可高声议论乃至用手去触摸画作的行径时有发生。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藏家对芸芸众生打开了自家府邸深重的大门。

荷兰画家克里斯托费尔·皮尔森（Pieter Christoffel Wonder）1826年为英国艺术藏家和鉴赏家所作群像，背景是想象中的英国国家美术馆。

在政坛相当有影响力的高尔发起了“英国艺术推广机构”（The British Institution for Promoting the Fine Arts），即国家美术馆的前身，他把自藏的本国艺术家作品借出来办了第一次公众展览。1824年国家美术馆成立时，高尔捐出了鲁本斯的巨作《弥涅耳瓦保护帕克斯》（又称《和平与战争》）。

《弥涅耳瓦保护帕克斯》（1629年-1630年）,现藏18号厅，鲁本斯绘。鲁本斯在这里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代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出使英国来送礼的外交使节，又是这份礼品的创作者。画中左边的女子代表和平（PAX）和大地，她和代表未来的孩子们分享无尽之角里的丰足蔬果。鲁本斯在他的朋友——查尔斯一世宫廷里当官的荷兰老乡兼画家同行歌比尔（Minerva protects Pax from Mars）家下榻，主人家的孩子也为画里的孩子做了模特。和平背后穿盔甲的智慧女神弥涅耳瓦正在抵御已经重心不稳的战神马尔斯。此画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希望为了下一代的未来，将西、英两国五年来的战争化为玉帛。鲁本斯不辱使命，两国在1630年11月达成和约。

由马厩改建的国家美术馆

1831年，国会决定在特拉法格广场兴建国家美术馆，这儿是伦敦的绝对中心位置，西边富贵人家坐马车来，东边劳工阶层走路来都很方便。该址本是国王的马厩，建筑师威尔金斯（William Wilkins）勤俭持家，保留了若干结构要素，尤其是高高的门厅，很契合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外立面。附近摄政王宅子拆除余下的石柱也被他挑来八根，用在东西两侧的门廊上。

英国国王的马厩，1808年。

国家美术馆门票免费。藏品主要由国家出资购买，购买什么、如何布置则是馆长的职责。馆长要对藏品的布置、描述和保存负责。国家美术馆藏品的讲解，用词简约而层次丰富，在全球顶级美术馆中无可比肩，想来是历任馆长的功绩。其他行政工作则由副馆长负责，理事会的责任是支持馆长的工作。

最早几任馆长都是名望很高的艺术家。伊斯特雷克爵士（Sir Charles Lock Eastlake）曾把购画预算抬到每年一万镑。他在十年任期内（1855年-1865年）往来欧洲各地，购入一百五十张作品，把画廊的意大利绘画收藏提升至欧洲顶级地位，与背靠皇室收藏的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家美术馆比肩。波提切利的《三王来朝》和乌切罗（Paolo Uccello）的《圣罗马诺之战》就是经他手收入。更重要的是，他首建科学研究和修复部门，出版作品目录，一下就把美术馆的学术水平拉到欧洲顶级。

《三王来朝》局部（1470年），现藏59号厅，波提切利、菲利皮诺·利皮（FraFilippo Lippi）绘。佛罗伦萨人庆祝显现节，他们装扮成三王来朝情节里的人物上街游行。看这幅画时可以猜猜哪些人物出自波提切利，哪些出自他13岁的学徒兼师弟菲利皮诺·利皮——波提切利的老师利皮神父的私生子。这幅饱满柔媚的杰作出于两个年龄加起来不到四十的年轻人之手，使人感叹佛罗伦萨画家们天分的早熟。

另一位为画廊带来多幅镇馆之宝的是伯顿爵士（Frederic William Burton）。他任职期间（1874年–1894年）英国财富开始洗牌，他在一连串乡村大宅拍卖中捡漏不少，比如拉斐尔为安西帝家族所作的《安西帝圣母》，范戴克的《查尔斯一世骑马图》。但是这样来了几次后，政府就收紧钱袋，伯顿买画需要预先申请报批。

《安西帝圣母》（1505年），现藏61号厅，拉斐尔绘。画面分成九乘六的方块，纵向和横向都可以分为三份，细节、形式、颜色、姿态的安排互相呼应，可谓是拉斐尔早期作品里最和谐的构图。技术手段检测出圣母背后的灰拱顶和建筑之下还有一层天空和风景，可见并非拉斐尔的最初方案，而是在既有草稿上的改造。

1890年，伯顿爵士打算购入小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的《使节们》，却没有得到全额批款，只好从理事会成员那里化缘才凑够数目。达·芬奇的《岩间圣母》（66号厅），波提切利的《维纳斯和战神》（58号厅），委拉斯凯兹（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y Velázquez）的《菲利普四世着棕色和银色》（30号厅）和杜乔（Duccio）的《受胎告知》（52号厅）都是这样自力更生，解决了困难。而委拉斯凯兹另一幅伟大的画作《基督在玛莎和玛丽家》（30号厅）则干脆由理事会成员威廉·格里高利爵士捐给了国家美术馆。

《使节们》（1533年），现藏12号厅，小汉斯·荷尔拜因绘。荷尔拜因对这幅作品也特别满意，把精美的签名留在左边法国使节丁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身后的大理石地板上。右边是他的好友，25岁的拉沃主教乔治·德·塞尔维（Georges de Selve）。这一年亨利八世不顾教皇拒绝宣布他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迎娶安妮·博林（Anne Boleyn）。画中数学书翻开的那页是除法，寓意即将到来的教会分裂。荷尔拜因以油彩再现各色物质的相应特点，同时赋予物质一种内敛的精神性，是两位青年使节精神世界和卓越才智在物质世界的显现，使画面呈现出精准的平衡。

1916年-1928年，馆长福尔摩斯爵士（Sir Charles John Holmes）奠定了画廊近现代大师收藏的面貌。馆藏的五幅马奈（Édouard Manet）作品中即有四幅是他收入的，其中包括《处决皇帝马克西米连》。他添置的印象派画作还有修拉（Georges Seurat）的《阿尼埃尔浴场》，莫奈的《睡莲池》，以及几张雷诺阿、毕萨罗（Camille Pissarro）和莫里索（Berthe Morisot）的作品。所收德加的作品尤其精绝，早期代表作《斯巴达青年》和《费尔南德马戏团的拉拉小姐》是他唯一表现马戏团的作品。此外，还有梵高的作品《有柏树的麦田》《梵高的椅子》《向日葵》《草长蝴蝶飞》。

让艺术进入千家万户

1934年，31岁的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就任国家美术馆馆长。年轻得空前绝后，而他得到几方势力共同认可的众望所归程度也空前绝后。牛津是他的母校，他还当过牛津阿施莫里博物馆的馆长。国际上，长期驻扎意大利的美国艺术研究巨擘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见了他两面就邀他做入室弟子，克拉克也由此精专文艺复兴美术研究并建立广泛人脉；随后他筹办轰动一时的意大利美展，过程中排除万难，其年龄之小而手腕之老成得到皇家美术学院和伦敦艺术鉴赏收藏界的权威们，即所谓伯林顿圈子 （Burlington circle）的惊佩首肯；皇室方面，乔治五世夫妇对他一见便为之倾倒，竟亲自登门拜访，请他担任皇家藏品的管理人，身兼两职拿双薪；媒体舆论方面，他和自由文人精英群体“百花里圈子”（Bloomsbury Group）过从甚密。克拉克绝非社交花蝴蝶，爱独处甚于群聚，此人集卓越智识、社会理想、缜密务实、真挚人格、闲雅仪表、锦心绣口于一身，被视为难得的完人、真人。

克拉克的祖上发明了棉纺轮，从他父亲那辈起就是食息阶级，一生不为稻粱谋。克拉克做事往往点石成金，所有经他手的工作都焕发出超卓品质。在美术馆工作后，他把自己形容为百货商店管理员，先把所有画重新挂一遍。他取缔了一面墙上挂得满满当当的陈列法，一面墙只挂一行画，最多两行。画框重新调整，展厅墙壁颜色、灯光都重新布置，美术馆以崭新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许多人赞叹比以前强太多了。一个二十世纪的公共空间雏形展现。

克拉克还争取过拿下覆盖作品的玻璃，但考虑到伦敦的空气污染，该提议被否决，到后来美术馆装上空调，这个设想才得以实现。他又增设实验室，用现代技术分析古典作品；增加电灯照明系统，迎来美术馆首次夜间开放。工薪阶层得以在下班后看展览，真正实现了服务大众的初心。

让艺术进入千家万户是克拉克一直以来的理想。他撰写的展品讲解和艺术书籍以及公开讲座全都取得现象级成功，更成为行业标杆。也许是因为他谨记精神偶像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一句话，“用尽可能少的话说你要说的内容，否则读者一定会跳过去；用尽可能简单的词，不然他一定会误解你”。拉斯金此言来自长期对普罗大众做艺术文化启蒙讲座、写小册子的功底。这一信条贯穿克拉克的艺术史写作，而他写作的质地如黄金，夺目、璀璨、真实、永恒。1938年，克拉克的著作《国家美术馆的100个细节》出版，以对开图片的呈现形式，带读者细看他亲手挑出的馆藏名画里的100个细节，听他旁征博引、精要平易地比较乔托（Giotto）和毕加索。从平民到皇室成员都毫无抵抗地沦陷，极其多元的英国文艺偏好出现了一个交集，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国家美术馆。

这一年他操心着另一件大事。战争阴云之下，他负责把所有馆藏打包运输到威尔士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为了让某些巨幅作品通过，甚至拆了一座桥。战后，克拉克被封爵，以嘉奖其护住两千余幅价值连城的画作毫发无伤的功绩。

美术馆不再只是给人看展览

克拉克的继任菲利普·韩代爵士（Sir Philip Anstiss Hendy）是美术馆历史上任期最长（1946年-1967年）的馆长，战后重建工作直到1956年才完成。他专精法国绘画和装饰艺术，曾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当了三年绘画部门的策展人，为其购入大量印象派和后印象派作品。今天我们所感受到的国家美术馆，很大程度上是韩代经营出的体验。

首先，他打破按年代流派区域的布展方式，把不同渊源范式的画作参差对照摆放，赋予观者艺术史研究中的比较工具，请大家自行体认作品语境，也许发现前人未见之妙处；其次，韩代创建教育部门，将美术馆在出版、讲解、讲座上的教育职能系统化；此外，他还建起餐馆——于是在美术馆进餐约会迅速时髦起来。大家也不再是去看展览，而是去那里度过美好的半天。

菲利普·韩代爵士正在布展。

韩代扩展了研究部门，重建修复部门。研究部门的成果源源不绝地发表在馆刊和出版图书上，修复部门则要着手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藏画该不该清洁？

油画完成后，要涂一层保护画面、增加光泽度的上光油，这层透明上光油随着时间流逝，尘土污物附着，渐渐变色发黄。是去掉这层壳让作品现出真容，还是留着它继续保护作品，是国家美术馆从二十世纪初就争论不休的议题。韩代借助独立委员会的评估决定清洁，由外聘专家和内部人士合作进行。洗过脸后的作品不但气质为之一变，也让观者更真切地体会到艺术家用色的微妙处及层次感，和作品的情感交流也更走心了。

一幅清洗掉部分上光油的鲁本斯的画作《斯腾城堡清晨的风光》。

韩代一方面填补了馆藏在十八至十九世纪法国绘画上的欠缺，购入更多塞尚、莫奈和雷诺阿的作品，另一方面也购入两件绝品——乌切罗的《圣乔治和龙》以及达·芬奇的素描画《圣母子、圣安娜和圣约翰》。

达·芬奇的另一张大型素描画为皇家美术学院所有，随其地址被称为伯林顿楼素描。1962年皇家美术学院打算将其售出，标价八万英镑。又因不希望流失至国外，便在国家美术馆展出，靠私人和机构捐款的艺术基金向英国公众发起募捐，最后和朝圣者基金（The Pilgrim Trust）凑够金额，国家美术馆得以拿下此画。

伯林顿楼素描（1499年-1500年），现藏66号厅，达·芬奇绘。素描是达·芬奇了解世界、取法自然的手段，他的素描比绘画更能透露他的工作习惯和技法。这张由八张纸拼成的图画是达·芬奇唯一存世的大型素描。一般这样的素描是用来做大型绘画的底稿，但他本人并没有以此稿为基础的油画或壁画作品。近年来国家美术馆在达·芬奇研究上不断突破，《岩间圣母》和伯林顿楼素描这两座达·芬奇数据富矿有极大贡献。

近两百年积累起的2300幅馆藏固然是国家美术馆的血和肉，历届美术馆人孜孜矻矻地把它们转化为普罗大众克化得动的食粮，才真正体现出伦敦国家美术馆得以扎根全球文化生活的伟力。艺术作品尤其是大师作品总有被偶像化、化石化、神圣化或物化的危险，美术馆工作人员的所有工作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提醒我们：它们都来自真实而具体的生活。

当我们走进伦敦国家美术馆，经过希腊柱和三角山花的立面，门厅下一层平台上铺着金黄翠绿的马赛克镶嵌画，出自俄罗斯马赛克艺术家波利斯·安瑞普之手。第一幅画为《缪斯们的觉醒》，人物以他的朋友们为模特，酒神巴克斯是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颂歌缪斯波吕许谟尼亚是米德福姐妹里的戴安娜（Diana Mitford），历史缪斯克里欧是伍吉尼亚·伍尔芙，英雄史诗缪斯卡利俄佩是安娜·阿赫马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悲剧缪斯墨尔波墨涅则是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我们看到这幅马赛克就可以放心——在这里，艺术是人间的。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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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树波

《绘画当为奇迹》作者，现居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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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这里，艺术是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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