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在德国人胶澳摄影中的……殖民地历史叙事

《前世青岛：德国人镜头里的胶澳租借地》，李洁撰述 / 刘云志辑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乔治·弗朗西斯（George Francis）早在1888年就呼吁系统地收集摄影照片，认为它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充分地描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说的就是从历史史料的角度看待摄影照片。因此，这些照片的真实性、解读的可信性以及被观看的可能，都是历史照片的收藏家、研究者和出版家所最为关心的问题。从这些历史照片的收集、展览和出版来看，更具有多重面向和属性：它们既可以因其图像阅读、历史怀旧以及民族情感等因素而激发文化消费欲望，更可以因为照片图像中包含的史料信息、图像证据等要素而成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和依据。中国摄影史研究与撰写的新发展阶段，其学术背景首先是大量新的摄影史料被发掘出来，进入研究者和公众的视野，例如保存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收藏家）的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影像资料以图册、展览等形式被集中地引介进国内，以及摄影家的口述史访谈和图像全集的整理、出版等。其次是摄影史越来越走出传统的研究视野和叙事框架，多元视角和跨学科研究逐步引起重视，其中摄影与近代历史、区域发展乃至殖民地研究等关系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由著名出版人、《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先生担纲策划的展览和图册《前世青岛——德国人镜头里的胶澳租借地》（李洁撰述、刘云志辑图，山东画报出版社，2021年7月）正是在这两种学术背景中应运而出，其在中国早期摄影史和中国近代殖民地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必将随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而更加彰显。冯克力在为该展览所撰写的前言中指出，一部有价值的历史画册，应具备三个要素：照片的稀缺性、整理与解读的专业水准和高精的印刷呈现。据冯克力介绍，在这部《前世青岛——德国人镜头里的胶澳租借地》中首次与世人见面的原版历史照片高达百分之九十，“诚可谓绝版写真”，其稀缺性无可怀疑。但是，除了稀缺、可信之外，如何解读也是充满困难。冯克力曾经在他的《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增订版）中认为，“与文字的叙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直观而全息的。说它是直观的，这不难理解，说它‘全息’，是借用了‘全息论’的说法，即‘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个像的全部信息’，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所做的一种类比。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切片，所承载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第9页）这是回答如何“观看”历史的“信息论”与“切片论”，是很有意义的提法，也正是观看“前世青岛——德国人镜头里的胶澳租借地”的不二法门。

关于这批德国人拍摄的胶澳租借地老照片，李洁在该书“后记”中有交待：“去岁，笔者终于在齐都临淄的老照片收藏家刘云志先生处，亲睹了上百幅德占青岛初期的原版照片，且都是从未见诸报刊与网络的罕见写真。这些照片，撷自数本百年前的德国相册，拍摄者有一位是德国军官，其余的已无从考据。翻阅这些百多年前的老照片，史籍上的枯燥文字，瞬间变为活生生的影像。记录在清史档案中的有关胶澳的条目，也立马成了有温度的回忆。”（254页）刘云志先生在该图册的“缘起”中也谈到了他的老照片收藏：“揆之敝馆所藏，大致为历史事件、风物民情与早期来华摄影名家之佳作。在征集中，敝馆尤重藏品的专题性、珍稀性与随附信息的可靠性。当然，对影像的清晰度，更是须臾未曾轻忽。”（第1页）刘云志先生收藏的这批拍摄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胶澳租借地原版照片共有一千多张，收入该图册的只有一百二十一幅，日后将以“云志影藏书系”陆续整理出版。对于从历史图像学视角研究青岛德占殖民地时期的历史，这将是一批很有价值的图像史料。

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在“外史”维度上应该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是更多停留在“内史”中，还是更多表现在对照片影像的“摄影研究”之中。在这里遇到的最大难题恐怕是关于摄影者、摄影行为、摄影传播等史料的欠缺，当无从了解摄影者的身份、拍摄的具体时间、原因、目的和照片的传播过程等情况的时候，这些历史照片实际上所包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就难以被破解。对于那些来华的传教士、军人、商人等非摄影师身份的西方人拍摄的旅行照片，在摄影史叙事与个人历史叙事之间可能还存在更多的偶然因素，无论在“内史”还是“外史”的研究视角中均容易产生更多的盲区。另外，在解读历史照片的过程中，所谓“后见之明”的问题也并非那么简单和那么容易解决。应该说，既然研究历史的人是生活在与过去相连接的当下，那么以当下的认识水平、当下的价值观念去挖掘和解读历史照片中有特殊意义的“刺点”和“疑点”，无疑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前世青岛——德国人镜头里的胶澳租借地》的“代序”和照片解读文字的作者李洁是研究晚清至北洋时期历史和青岛本地历史文物的专家，他在照片解读中所表现的对胶澳租借地历史的认知和论述表明了一种客观、求真和回应现实的立场，是一种有价值判断、有温度的“后见之明”。

所谓“胶澳租借地”，源自1898年3月6日由李鸿章、翁同龢代表满清政府在北京与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签署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按照国际法的规范，中文文本名称应为《胶澳租借条约》），胶澳是租借地而不是租界，是完全被租借国按照殖民地来进行统治。自此而至1914年日本打败德国占领青岛的前后十七年间，德国以青岛为中心建立了一个现代城市，山东也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这部由同时期德国人拍摄的照片图册从军事、政治、经济、城市建设等多元视角呈现了二十世纪初期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特殊历史景观，1914年到过青岛的美国军事观察员杰弗逊·琼斯（Jefferson Jones）这样写着：“……1914年的青岛，以远东地区最精致、最美好、最现代、最卫生的都市形象，给游客和远东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个被不无误导地称作“模仿殖民地”的前世是滩涂、渔村和几座孤零零的大清兵营，在官方语言中叫“胶澳”。在德租胶澳之前，“胶澳”鲜为人知，海浪中的“青岛”更是寂寂无名。“赖有照相机的记录，我们得以知道青岛先民世代居住的胶澳，其生存环境实在不值得留连——荒山野岭，石多地少，草木稀落，河流罕见，诚所谓穷山恶水之地。若无后来的合理规划与大规模建设，青岛只不过是中国北方的一个荒芜的海湾而已。”（第5页）应该说这既是实情，如第3页照片 “从今金口一路一带拍摄的青岛村全景”，所谓“一图胜千言”，也是历史照片作为图像史料所具有的独特叙事功能所致。作者也同时谈到了自青岛口对外开放以后，胶澳如何逐渐成为东部沿海的一个渔港兼商港的变化。因此，真正的变化是从商贸小港变为对外国开放的商埠。从普鲁士地理与地质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到威廉二世，德国人终于在这里建立起帝国殖民地。接下来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1898年至1914年的十七年间，德国先后在青岛投资了一亿七千多万马克，建立了防御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市政管理和工商企业体系：先后建成了四个码头，修筑了胶济铁路以及配套工程；修建了自来水、电力、公路、桥梁、上下水道、海岸防浪坝等市政工程；修建了总督府、总督官邸、德华洋行、电报局、电话局、教堂、医院、学校、别墅、旅馆饭店等一批政治、商业、文化设施；兴建了海军造船厂、胶济铁路四方工厂、电厂及轻纺工业等一批工厂企业。经过十七年的殖民建设与经营，青岛已经成为一座初具规模的近代工业海港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在青岛共投入一亿七千多万马克，同期掠夺利益是四千四百九十六万马克，这是客观的数据。

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该图册照片中的某些细节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彼得·伯克说，“无论是用图像证史还是用文本证史，历史学家都需要解读字里行间的内容，注意微小而有重大意义的细节，包括具有重大意义的缺失，并把它们当作线索，以便寻找图像制作者并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了的信息，或寻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持有的那些看法”。（《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69-270页）在这部图册中也可以看到对细节的重视和解读。例如，关于近年来颇受网友关注的青岛下水道，由国人撰编的《胶澳志》说：“胶澳未辟之前，无市街之建设，即无所谓沟渠（指下水道）也。自德人租借后，将我国原住民置之大鲍岛、台东、台西镇三处，令其建筑半欧式房舍集合居住，一洗原有村落之旧观。然后规划市街，建设下水道，以备将来市街发展扩张之计划，其规模宏大，用意至为周到。”李洁继而在《胶澳志》中查找到关于下水道设计、施工的更具体、更详细的记载，明确写着当时下水道为暗渠，有些地区还是雨水与污水分流的分离式，十分简明清晰。图册第109页整幅照片就是前海的下水道工程施工现场，可以看到开挖的壕沟、待安装的下水道陶管和正在劳动的工人，而作者特别强调的细节是站在远处的穿白衣者是德国工程师，可以说这是关于下水道施工的图史互证案例。又例如第75页照片是大鲍岛华人区街景，“地面上有了整洁的建筑与街道，还有了分布合理的自来水取水点（俗称水龙头）和公厕（俗称大茅房）；地下则有了雨水与污水分流的下水道（按德语Gully发音称古力）。因为不准烧柴草，总督府给市民们提供廉价的博山或坊子煤块儿。青岛人也过上了和以前全然不一样的新生活”。（74页）在紧接着的另一张街景照片（77页）中，作者还注意到在“各家的小推车是要集中停放的，人力车候客也是有讲究的。这一切无不显示：中国人也会遵守洋人的规矩，过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日子”。（76页）在175页的斐迭里街景照片上，作者谈到照片中一座墙面上有广告的三层楼建筑今已不存，经我向一位在德国工作的亲友咨询，知道照片上那两条广告的内容分别是伊尔蒂斯山矿泉水和奥托·罗泽图书出版的广告。从矿泉水到图书出版，照片中的这些细节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如何从德国人的胶澳租借地摄影中发现一部殖民地历史，光靠这些照片本身还是有欠缺的，重要的难题是在缺乏与之相对应的文献史料的情况下，作为历史“切片”的照片容易变得碎片化。因此，应该在同时期殖民地档案、文献中寻找可以在宏观上与历史照片相对应、相吻合的历史叙事。在这里，德国学者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的《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孙立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帮助。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强调的观点是中国与德国在这段殖民地历史中的“相互作用”，认为在殖民地历史中，历史的主体由殖民统治者、殖民地人民两者共同构成，任何单方面的考察和研究都不能公正地叙述殖民时期的中德关系。作者指出德国在中国的胶澳租界是殖民统治与抵抗侵略、文化使命与民族自强等等彼此对抗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或许顺带要说的是，他说的“相互作用”应该不是罗斯维他·莱因波特（Roswitha Reinbothe）在他的论文（见马汉茂等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 中所批评的那种称颂殖民地时期的“德中合作关系”的观点，余凯思看来也没有把卫礼贤等人尊崇为人道自由主义者和德国在中国殖民政策的反对者。

因此，历史学家要根据殖民地发展过程的丰富史料重建一个复合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网络，要在微观史学的考证方法与历史叙事的宏观视野结合起来。那么，在由殖民者拍摄的胶澳历史照片中，我们应该把那些历史景观赖以产生的整个历史语境作为解读的另一条重要路径，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对图像细节的微观考证。在余凯思这部著作最后的长达一百多页的“附录”部分中，我发现有些可资参照的重要文献，例如与图像直接相关的有：德国外交署卷宗，II部，商业政治部—图片档案第B3550号，胶澳保护领；戴姆灵：《胶澳殖民地》，单维廉重新加工，载《海外德国——用文字和图画介绍德国殖民地》，第1 卷，斯图加特、柏林、莱比锡，1911年；费路/豪斯特·罗斯托克：《皇帝威廉二世的匈奴战争：1900---1901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干涉——历史画册45》，柏林，1987年；吕贝克，罗伯特：《一位威斯特法伦人在中国：1895—1900年书信与照片。罗伯特·吕贝克的遗物》，明斯特，1982 年；威辛格尔，奥托：《作为战争志愿者在青岛——青岛被围时期的图片和经历》，上海，1915年；维尔海密，艾密尔：《中国——国家与国民：帝国及其动乱的历史图解》，柏林，1903 年。这些图文资料对于解读这批胶澳摄影无疑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价值。

另外，从这些档案、文献目录中可以辑录、整理出一个撰写于同一时期（1898-1914年）的文献库，它们分别属于胶澳租借地宏观决策与发展回顾、军事行动与管理、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经济与交通、铁路建设与管理、港口与航运、商业与贸易、城市规划与建设、行政管理与人口管理、司法、宗教事业、外交关系、医疗卫生、文化与教育、旅游、 妇女问题、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风土人情、日记与回忆录等类别。我相信这些文献史料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为照片解读提供了一种真实而丰富的历史语境，是全面而深入地思考何谓“欧风浸润里的青岛”（这是《前世青岛》“代序”的题目）的坚实平台。再参照费正清的大弟子柯伟林（W.C.kirby）在《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在研究历史上的中德双边关系的时候应该重视“中国现代的国际化”这个“更为宏大的问题”，这也是从蒋廷黻到费正清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国际化视角和路径。他还更为具体地谈到德国的胶澳租借时期：“胶州租借地和其中的青岛港成了德国的‘样板’殖民地和显示其海上帝国主义的舞台，但德国在此后的十四年里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德国海军当局在自己所辖区域内所致力的市政管理、教育、公共卫生和促进商业等活动，其后被视为是对当地发展有意义的贡献。”（第8页）这可以看作是对“欧风浸润”的一种研究视角。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历史图像学研究中，这批珍贵的德占胶澳时期摄影照片可以具有双向的激活意义：既能激活殖民地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同时也可以激活关于中国早期摄影史叙事体例和图像解读策略的想象力。前者帮助我们想象和建构一个形象的殖民地历史图谱，后者使我们的早期摄影史研究进一步打开“外史”的开放视角，在图像解读中保持开放的精神。无论如何，殖民地历史研究需要以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和正当的价值关怀建构一种开放的、批判的历史图像叙事体系。